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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军史资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首任军长的位置是空缺的。整理这些军史资料的编纂人员显然也有理由：1949年1月，华北军区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时，只任命了周彪为副军长、漆远渥为副政委，并没有任命军长和政委，而且同年3月，第六十九军的番号就撤销了。那么，董其武又是怎样成为解放军第六十九军首任军长的呢？
毛泽东：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
董其武，山西河津县人。1899年11月27日出生。1919年入太原学兵团。1924年参加国民军第二军，任第八混成旅二团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副官。1927年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历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一师中将师长。1940年起任陆军暂编第四军军长，骑兵第四军军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
1945年1月，董其武奉命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7月，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改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傅作义任司令长官，董其武由第三十五军军长升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实，早些时候，董其武就接到受降通知。他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上午，召开战区师以上军官紧急会议，遵照蒋委员长的加急电令，部署东进归绥、包头，准备接受日本投降。虽然几年来一直朝思暮盼这一天尽快到来，但是当这一天终于来到之时，不仅是我，就连傅将军也感到有些突然。”
此时的董其武，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
开始，董其武对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说：“抗战八年中，我军（国民党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八路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
“是啊！”傅作义说，“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
两军对垒，各为其主。傅作义命董其武率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第六十七军、东北挺进军等部9．7万余人，由绥西东进受降的同时，以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份关于“内战责任”的电报，称在绥远地区是八路军开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于10月26日由新华社发表评论，驳斥傅作义的指责，指出：傅作义企图推托战争责任，是欺骗不了全国人民的。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为阻止傅作义部进袭，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及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等指挥14个旅5．3万余人，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于是，国共双方在平绥路上展开作战，史称绥远战役。
当国民党军进至阳高、天镇地区，并准备东取张家口时，遇到阻击。董其武对傅作义说：“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我们的部队进展过快，占领的城镇过多，兵力过于分散，后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傅作义说：“我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只是苦于无奈，蒋委员长把长城以北之受降任务全交给我们了！”
“我看还是先保住大城市，稳定阵脚，从长计议为妥。不要被八路军各个击破。”董其武建议道。
傅作义觉得有理，便命令东进部队立即回师绥西地区，以便集中兵力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
1945年10月31日，聂荣臻、贺龙两支主力部队抵达归绥，对归绥形成了包围之势。
作为军人，被包围在里面是不好受的。董其武建议傅作义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机发起攻击。于是，11月2日至12日，傅作义部先后以两至三个师的兵力，向红山口、坝口子、孔家营子、后八里庄等地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攻击，但未能突破合围。而聂荣臻、贺龙两支主力部队也未能攻破归绥等城市。如此相持了两个多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决定，聂荣臻、贺龙两支主力部队转移阵地，归绥恢复平静。
董其武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守住了归绥，受到傅作义和蒋介石的赞扬，获得了国民党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和华胄荣誉勋章。
除绥远战役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董其武开着蒋介石发动的战车越走越远。
幸好，历史蕴藏着一个“绥远方式”，为董其武开启了走向光明的道路。关于“绥远方式”，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作了详细阐述。毛泽东说：“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作了反思：“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个人的历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
毛泽东：要接受董其武所提的全部条件，我们的让步越大，与蒋介石的拔河比赛中，胜利得就越快
说到“绥远方式”，其实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一个过程。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与蒋介石在拔河比赛，而且是早已确定了结果的拔河比赛。既然我们必胜，就不要在谈判桌上拔河了。告诉我们的干部，要接受董其武所提的全部条件，我们的让步越大，与蒋介石的拔河比赛中，胜利得就越快。”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蒋介石已向董其武抛去了1900两黄金和12万银元。
1949年2月，蒋介石令“董主席其武率绥省军政机关及所属部队西撤河套地区，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互为掎角，方能阻敌西进”。
董其武在与众人商量后，很快复电蒋介石：“一、绥远目前还算稳定，尚无共军大举进攻之迹象，暂时不必西撤；二、驻绥部队中下级军官多为本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部队难以稳定；三、即作必要的西撤准备，成立绥西行署，疏通思想，安置家属，确有必要时，可顺利成行。”
蒋介石见董其武不服调动，于是变换手法，停发了绥远的军政费用。这一招，给董其武压力不小。绥远本不富裕，驻军又多达10万余人，这样一来，军政开支立即陷入困境。董其武多次以文电申请和派人交涉都没有效果，答复只有一句话：“让董主席来！”
董其武心如明镜，如去南京，自己就是第二个张学良。因此，董其武多方筹措资金，并启动原来傅作义创办的奋斗基金会的经费，给军官每月发5元、士兵每月发2元，家属实行供给制，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召开军政各界会议，利用停饷事件做起义前的思想工作：“南京政府停发我们的军政经费和补给，说明蒋介石对我们已经不信任了，想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部队是有过吃苦的历史和传统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全体军政人员和人民要上下一致，精诚团结，节衣缩食，共度时艰。”
董其武苦苦支撑了两个多月，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于是，董其武便派第一一一军参谋长樊折桂前往南京代为述职。开始，樊折桂很吃惊，问：“和平道路变卦了？”
董其武如实相告：“述职是幌子。主要是抓住南京的意图，借机要点东西，解决困难，待机应变才是真意。还有，你也是知道的，目前咱们处境十分困难，维持生活已成问题，走向和平还需要时间。现在南京多次来电催我去述职，显然是企图阻止绥远走和平道路。如今飞机都派来了，我考虑再三，不便亲自去。你表面上代表我去述职，请求在物资经济上接济我们，实际上是应付局面，拖延时间，等待机会，使我们对未来的变化有精神上的准备。另外，这事已通过傅（作义）先生，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默许，你大可放心。”
樊折桂的南京之行，还是挺有收获的。蒋介石给了1900两黄金和12万银元，随同飞机带回的还有几箱美制电镀六轮手枪和大量反动宣传小册子。
董其武在获悉蒋介石的“慷慨”后，通过傅作义秘密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么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设法帮助他解决困难。”
随后，董其武一边命令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率部向西开到河套地区。独立第七师忠诚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董其武对张世珍说：“目前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住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的部队一律予以解决。同时，在关键时刻，要防止西边‘二马’的部队向我们进攻。”
张世珍回答：“明白。请董主席放心！”
董其武这样安排，是一箭双雕之策，既保障了西部安全，也起到了迷惑蒋介石的作用。
1949年9月18日，经过董其武的努力和大量准备工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将领大都表明了起义的态度，绥远和平起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董其武组织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对于《绥远和平起义通电》，董其武很慎重。对于第一稿中的大骂蒋、李、阎，董其武说：“光骂管什么事？我们起义跟共产党走，与共产党共事，要讲明我们的历史和立场。我们多年抗日，牺牲了多少人，受尽艰难困苦，目的是什么？为的是国家、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必须把这一点讲明白，这是大义所在。”
起义通电成文后，董其武又通过傅作义传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完《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后，对周恩来说：“告诉傅作义、董其武，通电稿我看过了，原文照发即可。只是这个稿子要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董其武收到北平的复电后，提笔在通电上补写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全名，又让用宣纸将电文缮写好。10时许，董其武在包头银行礼堂宣布签字仪式开始。接着，董其武拿起笔，首先在通电上签名。按顺序，第二个是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但孙兰峰思想还不是很通，此时称病住院。董其武为了给孙兰峰一次机会，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自己的名字后边，留待孙兰峰补签。随后，其他37人依次在通电上签了名。
签字仪式结束后，有人提出9月18日是国耻日，推迟一天比较好。董其武同意了。“推迟一天，再给孙兰峰一个思考时间。”
随后，董其武带着通电稿去了医院，再次劝说孙兰峰：“如果通电稿发出后，再想签字就没有机会了！”但孙兰峰还是说要再考虑考虑。直到9月19日凌晨3时许，孙兰峰才同意签字。董其武立即让人把通电稿送往医院，让孙兰峰签上名字。
9月19日，经董其武等39人签名的、代表绥远军政各界意愿的《绥远和平起义通电》，通过无线电波发给了毛泽东、朱德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电文中说：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唯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之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毛泽东：绥远军队的解放军化，地方的解放区化，估计需要两年多时间，改造工作要和风细雨，急不得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所辖的部队和政府官员集体起义。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4月，董其武奉命到北京汇报工作。4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这是董其武第一次见到毛泽东。4月14日，董其武在政务院第28次会议上，以《绥远起义地区向解放区化，起义部队向解放军化迈进》为题，汇报了绥远省的基本情况。周恩来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
4月27日晚，毛泽东再次召见董其武。毛泽东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毛泽东说着，指了指陪同在座的傅作义，对董其武继续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这不是搞别人的鬼，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董其武认真记录着。
这时，毛泽东问：“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不是！”董其武回答。
毛泽东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说：“听懂了。”
“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办事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毛泽东重复了自己的意思后，说：“咱们国家经过多年的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
稍顿，毛泽东又讲：“你们参加‘民革’吧？”
董其武迟疑了一下，回答道：“大家不愿意。”
“为什么呢？”毛泽东追问。
“我们在国民党几十年，落下一身臭皮，还有什么丢不掉的，何必再参加‘民革’？”
毛泽东说：“‘民革’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是共产党的朋友。”
“我们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脱离一切关系……再说我们的想法不仅是与共产党做朋友……”董其武想加入共产党，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又不敢明说，因此有点吞吞吐吐。事实证明，董其武在83岁时加入共产党，说明他从签字起义那一刻起，就要做共产党的同路人。
“那好吧，我们就做同路人。”毛泽东说，“不过思想的变化是缓慢的，急不得。”
接着，毛泽东对绥远问题谈了看法：“绥远军队的解放军化，地方的解放区化，估计需要两年多时间，改造工作要和风细雨，急不得。我对派往你们部队的人说，绥远有个黄河，你们不要把人家推到黄河里去呀！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那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三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傅作义提醒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谈话机会还多嘛！”
毛泽东风趣地说：“看，傅宜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12月1日，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兵第四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称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951年9月3日，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
9月9日，董其武率部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董其武指挥下，修建了泰川、院里、南市机场的长2００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０0米、宽30米的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500米，推机道8750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方面授予董其武、高克林等六人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整个二十三兵团60０0余人因此立功受奖。
毛泽东：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
1951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从朝鲜回国，驻河北定县（今定州）。1952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下辖第二十八师和第一○七师。1953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为第六十九军正兵团级军长，裴周玉任军政委。
1955年7月1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主持召开授上将、中将军衔征求意见会议。董其武觉得授自己上将军衔高了，要求向中央军委反映自己的意见，并在会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成武转呈毛泽东。7月25日，杨成武从毛泽东处回来，直接来到董其武驻地。一见面，杨成武就对董其武说：“毛主席明确指示，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9月27日，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授衔、授勋仪式。董其武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上将军衔时，连声说：“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董其武从绥远起义后，心中便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愿望。这个愿望，可以从董其武与杨成武的交谈以及董其武与六十九军政委裴周玉的交谈中看出。
1950年6月，董其武参加华北军区会议，杨成武问起董其武对4月27日毛泽东召见、谈话的感受。
董其武感慨地说道：“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旁，特别是毛主席问我的那一句，‘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这是主席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将领，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能，当然能，共产党的大门是向一切愿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敞开的。我看，毛主席的谈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成武说。
“我会积极努力的。”董其武专注地说。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杨成武给了董其武极大的鼓励。
195６年4月27日，董其武走进了六十九军政委裴周玉的办公室。裴周玉习惯地合上文件夹，问：“什么事？”
“没什么事，随便谈谈。”
“好啊，最近工作太忙，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谈心了。”
“是啊。”董其武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
“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裴周玉说。
董其武郑重地说：“我想向军党委提出入党申请，在正式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前，想先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你想提出入党申请，这是件好事。你有这样想法的本身，就是一大进步。”裴周玉兴奋地说。
“根据我起义后的表现，你看有这种可能吗？”董其武问道。
裴周玉想了想，解释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恐怕也不是咱们军党委能决定的，可能要报军区党委、军委才能决定。”
“那我能不能先交入党申请书？”
“当然可以。不过你不能急，也许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观察和考验时期。”裴周玉说。
董其武说：“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我给你打个比方：一块白布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要想把白布染成红色，比较容易。”裴周玉指着铺在办公桌上的蓝布说，“可是你要在这块蓝布上画画，或者想把它染成红色就困难了！”
“你的比喻很好，道理也很对。要把一个国民党员改造为共产党员，当然要比把一个翻身农民、一个产业工人培养成一个共产党员难多了。”董其武接着说，“不过我这块蓝布，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早已褪掉了原来的蓝色，是该染一染的时候了！”
“应该肯定地说，你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可以慎重考虑一下，写一份申请书交给党委，我们会认真研究的。”裴周玉说。
不久，董其武向六十九军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经过几十年的深刻观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了人民幸福，为了国家统一，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我过去一直幻想着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但找不到路。参加革命队伍后，我逐渐认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统一中国，振兴中华民族。我决心为党的远大的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董其武的入党问题没有得到批准，直到19８2年12月13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董其武宣布：“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８2年12月21日，北京军区政治部休干处为董其武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年逾八旬的董其武，激动地倾吐着心中的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８9年3月3日，董其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董其武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董其武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作者声明：本文由《党史博览》独家编发，未经允许，不准选编、摘编、上网等。）
毛泽东：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
董其武，山西河津县人。1899年11月27日出生。1919年入太原学兵团。1924年参加国民军第二军，任第八混成旅二团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副官。1927年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历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一师中将师长。1940年起任陆军暂编第四军军长，骑兵第四军军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
1945年1月，董其武奉命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7月，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改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傅作义任司令长官，董其武由第三十五军军长升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实，早些时候，董其武就接到受降通知。他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上午，召开战区师以上军官紧急会议，遵照蒋委员长的加急电令，部署东进归绥、包头，准备接受日本投降。虽然几年来一直朝思暮盼这一天尽快到来，但是当这一天终于来到之时，不仅是我，就连傅将军也感到有些突然。”
此时的董其武，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
开始，董其武对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说：“抗战八年中，我军（国民党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八路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
“是啊！”傅作义说，“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
两军对垒，各为其主。傅作义命董其武率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第六十七军、东北挺进军等部9．7万余人，由绥西东进受降的同时，以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份关于“内战责任”的电报，称在绥远地区是八路军开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于10月26日由新华社发表评论，驳斥傅作义的指责，指出：傅作义企图推托战争责任，是欺骗不了全国人民的。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为阻止傅作义部进袭，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及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等指挥14个旅5．3万余人，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于是，国共双方在平绥路上展开作战，史称绥远战役。
当国民党军进至阳高、天镇地区，并准备东取张家口时，遇到阻击。董其武对傅作义说：“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我们的部队进展过快，占领的城镇过多，兵力过于分散，后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傅作义说：“我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只是苦于无奈，蒋委员长把长城以北之受降任务全交给我们了！”
“我看还是先保住大城市，稳定阵脚，从长计议为妥。不要被八路军各个击破。”董其武建议道。
傅作义觉得有理，便命令东进部队立即回师绥西地区，以便集中兵力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
1945年10月31日，聂荣臻、贺龙两支主力部队抵达归绥，对归绥形成了包围之势。
作为军人，被包围在里面是不好受的。董其武建议傅作义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机发起攻击。于是，11月2日至12日，傅作义部先后以两至三个师的兵力，向红山口、坝口子、孔家营子、后八里庄等地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攻击，但未能突破合围。而聂荣臻、贺龙两支主力部队也未能攻破归绥等城市。如此相持了两个多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决定，聂荣臻、贺龙两支主力部队转移阵地，归绥恢复平静。
董其武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守住了归绥，受到傅作义和蒋介石的赞扬，获得了国民党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和华胄荣誉勋章。
除绥远战役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董其武开着蒋介石发动的战车越走越远。
幸好，历史蕴藏着一个“绥远方式”，为董其武开启了走向光明的道路。关于“绥远方式”，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作了详细阐述。毛泽东说：“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作了反思：“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个人的历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
毛泽东：要接受董其武所提的全部条件，我们的让步越大，与蒋介石的拔河比赛中，胜利得就越快
说到“绥远方式”，其实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一个过程。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与蒋介石在拔河比赛，而且是早已确定了结果的拔河比赛。既然我们必胜，就不要在谈判桌上拔河了。告诉我们的干部，要接受董其武所提的全部条件，我们的让步越大，与蒋介石的拔河比赛中，胜利得就越快。”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蒋介石已向董其武抛去了1900两黄金和12万银元。
1949年2月，蒋介石令“董主席其武率绥省军政机关及所属部队西撤河套地区，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互为掎角，方能阻敌西进”。
董其武在与众人商量后，很快复电蒋介石：“一、绥远目前还算稳定，尚无共军大举进攻之迹象，暂时不必西撤；二、驻绥部队中下级军官多为本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部队难以稳定；三、即作必要的西撤准备，成立绥西行署，疏通思想，安置家属，确有必要时，可顺利成行。”
蒋介石见董其武不服调动，于是变换手法，停发了绥远的军政费用。这一招，给董其武压力不小。绥远本不富裕，驻军又多达10万余人，这样一来，军政开支立即陷入困境。董其武多次以文电申请和派人交涉都没有效果，答复只有一句话：“让董主席来！”
董其武心如明镜，如去南京，自己就是第二个张学良。因此，董其武多方筹措资金，并启动原来傅作义创办的奋斗基金会的经费，给军官每月发5元、士兵每月发2元，家属实行供给制，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召开军政各界会议，利用停饷事件做起义前的思想工作：“南京政府停发我们的军政经费和补给，说明蒋介石对我们已经不信任了，想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部队是有过吃苦的历史和传统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全体军政人员和人民要上下一致，精诚团结，节衣缩食，共度时艰。”
董其武苦苦支撑了两个多月，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于是，董其武便派第一一一军参谋长樊折桂前往南京代为述职。开始，樊折桂很吃惊，问：“和平道路变卦了？”
董其武如实相告：“述职是幌子。主要是抓住南京的意图，借机要点东西，解决困难，待机应变才是真意。还有，你也是知道的，目前咱们处境十分困难，维持生活已成问题，走向和平还需要时间。现在南京多次来电催我去述职，显然是企图阻止绥远走和平道路。如今飞机都派来了，我考虑再三，不便亲自去。你表面上代表我去述职，请求在物资经济上接济我们，实际上是应付局面，拖延时间，等待机会，使我们对未来的变化有精神上的准备。另外，这事已通过傅（作义）先生，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默许，你大可放心。”
樊折桂的南京之行，还是挺有收获的。蒋介石给了1900两黄金和12万银元，随同飞机带回的还有几箱美制电镀六轮手枪和大量反动宣传小册子。
董其武在获悉蒋介石的“慷慨”后，通过傅作义秘密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么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设法帮助他解决困难。”
随后，董其武一边命令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率部向西开到河套地区。独立第七师忠诚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董其武对张世珍说：“目前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住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的部队一律予以解决。同时，在关键时刻，要防止西边‘二马’的部队向我们进攻。”
张世珍回答：“明白。请董主席放心！”
董其武这样安排，是一箭双雕之策，既保障了西部安全，也起到了迷惑蒋介石的作用。
1949年9月18日，经过董其武的努力和大量准备工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将领大都表明了起义的态度，绥远和平起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董其武组织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对于《绥远和平起义通电》，董其武很慎重。对于第一稿中的大骂蒋、李、阎，董其武说：“光骂管什么事？我们起义跟共产党走，与共产党共事，要讲明我们的历史和立场。我们多年抗日，牺牲了多少人，受尽艰难困苦，目的是什么？为的是国家、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必须把这一点讲明白，这是大义所在。”
起义通电成文后，董其武又通过傅作义传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完《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后，对周恩来说：“告诉傅作义、董其武，通电稿我看过了，原文照发即可。只是这个稿子要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董其武收到北平的复电后，提笔在通电上补写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全名，又让用宣纸将电文缮写好。10时许，董其武在包头银行礼堂宣布签字仪式开始。接着，董其武拿起笔，首先在通电上签名。按顺序，第二个是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但孙兰峰思想还不是很通，此时称病住院。董其武为了给孙兰峰一次机会，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自己的名字后边，留待孙兰峰补签。随后，其他37人依次在通电上签了名。
签字仪式结束后，有人提出9月18日是国耻日，推迟一天比较好。董其武同意了。“推迟一天，再给孙兰峰一个思考时间。”
随后，董其武带着通电稿去了医院，再次劝说孙兰峰：“如果通电稿发出后，再想签字就没有机会了！”但孙兰峰还是说要再考虑考虑。直到9月19日凌晨3时许，孙兰峰才同意签字。董其武立即让人把通电稿送往医院，让孙兰峰签上名字。
9月19日，经董其武等39人签名的、代表绥远军政各界意愿的《绥远和平起义通电》，通过无线电波发给了毛泽东、朱德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电文中说：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唯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之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毛泽东：绥远军队的解放军化，地方的解放区化，估计需要两年多时间，改造工作要和风细雨，急不得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所辖的部队和政府官员集体起义。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4月，董其武奉命到北京汇报工作。4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这是董其武第一次见到毛泽东。4月14日，董其武在政务院第28次会议上，以《绥远起义地区向解放区化，起义部队向解放军化迈进》为题，汇报了绥远省的基本情况。周恩来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
4月27日晚，毛泽东再次召见董其武。毛泽东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毛泽东说着，指了指陪同在座的傅作义，对董其武继续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这不是搞别人的鬼，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董其武认真记录着。
这时，毛泽东问：“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不是！”董其武回答。
毛泽东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说：“听懂了。”
“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办事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毛泽东重复了自己的意思后，说：“咱们国家经过多年的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
稍顿，毛泽东又讲：“你们参加‘民革’吧？”
董其武迟疑了一下，回答道：“大家不愿意。”
“为什么呢？”毛泽东追问。
“我们在国民党几十年，落下一身臭皮，还有什么丢不掉的，何必再参加‘民革’？”
毛泽东说：“‘民革’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是共产党的朋友。”
“我们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脱离一切关系……再说我们的想法不仅是与共产党做朋友……”董其武想加入共产党，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又不敢明说，因此有点吞吞吐吐。事实证明，董其武在83岁时加入共产党，说明他从签字起义那一刻起，就要做共产党的同路人。
“那好吧，我们就做同路人。”毛泽东说，“不过思想的变化是缓慢的，急不得。”
接着，毛泽东对绥远问题谈了看法：“绥远军队的解放军化，地方的解放区化，估计需要两年多时间，改造工作要和风细雨，急不得。我对派往你们部队的人说，绥远有个黄河，你们不要把人家推到黄河里去呀！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那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三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傅作义提醒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谈话机会还多嘛！”
毛泽东风趣地说：“看，傅宜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12月1日，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兵第四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称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951年9月3日，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
9月9日，董其武率部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董其武指挥下，修建了泰川、院里、南市机场的长2００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０0米、宽30米的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500米，推机道8750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方面授予董其武、高克林等六人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整个二十三兵团60０0余人因此立功受奖。
毛泽东：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
1951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从朝鲜回国，驻河北定县（今定州）。1952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下辖第二十八师和第一○七师。1953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为第六十九军正兵团级军长，裴周玉任军政委。
1955年7月1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主持召开授上将、中将军衔征求意见会议。董其武觉得授自己上将军衔高了，要求向中央军委反映自己的意见，并在会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成武转呈毛泽东。7月25日，杨成武从毛泽东处回来，直接来到董其武驻地。一见面，杨成武就对董其武说：“毛主席明确指示，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9月27日，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授衔、授勋仪式。董其武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上将军衔时，连声说：“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董其武从绥远起义后，心中便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愿望。这个愿望，可以从董其武与杨成武的交谈以及董其武与六十九军政委裴周玉的交谈中看出。
1950年6月，董其武参加华北军区会议，杨成武问起董其武对4月27日毛泽东召见、谈话的感受。
董其武感慨地说道：“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旁，特别是毛主席问我的那一句，‘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这是主席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将领，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能，当然能，共产党的大门是向一切愿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敞开的。我看，毛主席的谈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成武说。
“我会积极努力的。”董其武专注地说。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杨成武给了董其武极大的鼓励。
195６年4月27日，董其武走进了六十九军政委裴周玉的办公室。裴周玉习惯地合上文件夹，问：“什么事？”
“没什么事，随便谈谈。”
“好啊，最近工作太忙，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谈心了。”
“是啊。”董其武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
“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裴周玉说。
董其武郑重地说：“我想向军党委提出入党申请，在正式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前，想先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你想提出入党申请，这是件好事。你有这样想法的本身，就是一大进步。”裴周玉兴奋地说。
“根据我起义后的表现，你看有这种可能吗？”董其武问道。
裴周玉想了想，解释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恐怕也不是咱们军党委能决定的，可能要报军区党委、军委才能决定。”
“那我能不能先交入党申请书？”
“当然可以。不过你不能急，也许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观察和考验时期。”裴周玉说。
董其武说：“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我给你打个比方：一块白布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要想把白布染成红色，比较容易。”裴周玉指着铺在办公桌上的蓝布说，“可是你要在这块蓝布上画画，或者想把它染成红色就困难了！”
“你的比喻很好，道理也很对。要把一个国民党员改造为共产党员，当然要比把一个翻身农民、一个产业工人培养成一个共产党员难多了。”董其武接着说，“不过我这块蓝布，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早已褪掉了原来的蓝色，是该染一染的时候了！”
“应该肯定地说，你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可以慎重考虑一下，写一份申请书交给党委，我们会认真研究的。”裴周玉说。
不久，董其武向六十九军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经过几十年的深刻观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了人民幸福，为了国家统一，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我过去一直幻想着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但找不到路。参加革命队伍后，我逐渐认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统一中国，振兴中华民族。我决心为党的远大的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董其武的入党问题没有得到批准，直到19８2年12月13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董其武宣布：“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８2年12月21日，北京军区政治部休干处为董其武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年逾八旬的董其武，激动地倾吐着心中的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８9年3月3日，董其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董其武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董其武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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