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芳春厌老人……”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侄子的黄永玉，力邀表叔沈从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凤凰，就在自己旧宅的大院里，一班高腔戏演员唱起了家乡戏，沈从文庄严肃穆地叉着手，静静地听着，不知何时，一滴清泪滴在了自己的手背上。
　　芳春是不会厌弃老人的，可此时耄耋之年的老作家，却真真实实地感受了整整数十年的“寒冬”，唯一的慰藉，恐怕只有家中的花花草草，与柜子里的瓶瓶罐罐罢了。
　　文物专家沈从文
　　1948年12月15日，北平的冬天和往年一样冷彻，中老胡同32号院子里，洋溢着一种异样的气氛。这里住着北大的教授们，他们面临着同一个问题：留下，还是南飞？这一天，他们的校长胡适坐上了南下的飞机，临走前，他让校方给看重的诸位教授家里，送去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这里面就有沈从文。
　　沈从文不想走，他对国民党是失望的。但他也害怕留下，他想回到家乡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正如黄永玉所说的那样，他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幼稚，以至于面临大时代的更迭，迟钝而无助地不知所措。
　　这种恐怖的预感，很快被应验。北大学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写的，是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回忆：“他想去看个究竟，就去了，我觉得没看头，那里天天有壁报。以前同院周炳琳伯伯关闭北楼，北大贴了一大片声讨他的壁报，周伯伯并没有怎么样。”沈从文看完回来，也觉得有点不以为然，他对儿子说：“说爸爸是粉红还是什么桃红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虎雏心想：“粉红色总带着点红，大概不算厉害。”
　　很快，他们意识到，郭沫若这篇文章有多么厉害。1949年，当北京城里的知识分子们都怀着欣喜激动的心情迎接新政权时，只有沈从文，彻底崩溃了。吴晗来看他时，他对吴晗说，愿意去磁县烧磁，这让这个旧日的学生觉得很为难。经历了不成功的自杀，走进了所谓的“改造学习班”，之后，他离开北大，被安排去熟识的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前半生写出《边城》的大小说家，后半生则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文物研究当中。文学家沈从文不见了，摇身一变为文物学者沈从文。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是近日新出的一本沈从文研究文物的精品文集。翻开印制精美的新书，扑面而来的，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沈从文。陌生的是，这本书，和小说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本文物大观：古代的镜子、瓷器艺术、花边金锦、古人穿衣打扮、龙凤艺术、图案颜色、陶罐绢纸……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而令人熟悉的是，那半个世纪前的边城的足迹虽已渐行渐远，但余韵仍在他的这本集子里袅绕不绝。沈从文在原本严肃的文物考证里注入了一个乡野作家独有的清澈与纯粹，文学家的浪漫与生动，使他的文字呈现一种大化天成的气象。难怪他的学生汪曾祺总觉得，自己老师晚年的这些文字，不是小说，胜似小说。精致到臻美，一如他笔下所研究的文物那般。汪曾祺曾经很担心，在他眼里，老师是“缺乏科学头脑”的，然而在《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里，我们看到的笔触，却是自信而纯熟的。
　　从收藏到研究
　　收藏这件事，沈从文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物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汪曾祺在《沈从文的专业之谜》中介绍，沈从文“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
　　根据沈虎雏先生的回忆，沈从文收集文物的起点是在1933年，那一年，张兆和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之前的“癞蛤蟆十三号”（张兆和给沈从文起的绰号）终于娶到了女神，随着在北京的结婚定居，沈从文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那时候，沈从文和张兆和在达子营租了很小的一个房子，巴金曾经来那里住过，沈从文把房间让给他，自己到院子里去，搬一张小方桌，一个小方凳，各自写作。巴金写的是《电》，沈从文写的是《边城》。最开始是看瓷器，收瓷盘。那时候，瓷器不是收藏界的热门，有钱人喜欢收字画金石，沈从文没有那么宽裕的资金，没办法买；若是收铜器，家里又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收瓷盘，是个不错的选择：沈从文收的盘子，品相都不算好，不是有裂纹，就是崩掉点儿小瓷片，可是他依旧很珍惜，战时逃难，他还想着那些盘子，写信让人给带到后方去：“我那瓷盘子别给碎了，让某某带过来。”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到了昆明。坐长途车从乡下路过，看见老乡打水用的罐子，就注意到罐子的形制，挂绳的耳中子，跟什么朝代的东西相似。到昆明以后，他依旧爱去古玩铺，这次有了新发现——大量以前没见过的漆器。这些东西跟他在北京见到的风格大相迥异。他对这些漆器的花纹、形制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开始买。买来也并不是当古玩，买了就用，盛汤，装茶叶，装点心。
　　自己买不算，还喜欢拉着朋友买，拉着金岳霖，拉着梁思成，拉着林徽因。林徽因在他的带动下，也买了很多漆器。沈从文昆明的家里，有大约上百个这样的漆器，粗的，圆筒的，一层层摞起来圆的、方的小盒子。沈从文在城里教书，为了躲避轰炸，在乡下安家，于是又把这些漆器带到乡下。因为买了太多，他就拿来送人，年轻朋友结婚送几样，学生考得好送几样，朋友往来送几样，等回到北京，沈从文把剩下的都捐给了北大博物馆。
　　沈从文对北大博物馆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同事周定一在《沈从文先生琐记》里生动地回忆：“当时北大筹备一所配合教学研究用的历史和民俗性质的博物馆，着手从公私各方征集资料。沈先生对此事的热心程度不亚于历史系的几位负责人。他把自己从摊上或古玩店中里搜罗到的一些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筹备处，并随时留意熟人中有没有这类东西。有一次他见我案头摆了个青花小瓷杯，是逛琉璃厂贱价买的。他拿在手里仔细翻看，认为式样别致，质料、花色都好，是康熙青花瓷精品，问我愿意不愿意捐赠给博物馆筹备处，我慨然应允；又给他看一枚铜钱，是吴三桂在云南称王时所铸的‘利用通宝’。这种钱，据北大中文系一位教授说，抗战前在北平一枚值一百多现洋，但我看重的是这枚钱一番不平凡的来历……沈先生听了我这番叙述 ，眼睛睁大，连连说：‘有意思！有意思！’又轻声试探着问：‘能不能把这也捐给筹备处？’在他那热切的目光下，我怎能不答应呢！他高兴极了，怀揣这两件小玩意儿马上告辞而去。”
　　1949年后，小说是不能，也不敢再写了，沈从文除了每天用自己娟秀的毛笔字为历史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题写标注外，居然在收藏研究之余，还承担起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工作。黄永玉听过表叔的课，不需要课本，也没有讲义，只有自家收藏的各时期衣料实物，随即口若悬河，断代、特征、风格……一一道来。“文革”中早已完成的书稿毁于一旦，可他却可以在浩劫后，凭着记忆，把这些内容一一恢复，直至大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艰难而奇怪地出版问世，却反响寥寥。当今天的读者看到这册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时，或许很难联想到当年沈从文搞文物收集、研究、撰文、出版之艰难。在“泛媒体化”的今天，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