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三分之一，同时，有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
　　相比比尔-盖茨一边批评美国教育，一边投资教育、力推美国教育改革，我国的富豪们选择的是为子女海外求学而进行海外投资。一种说法是，这是受教育者以脚投票，最终会倒逼我国教育进行改革。
　　如果这真能倒逼出教育改革，倒是值得庆幸的。但从目前教育发展的各种迹象看，倒逼机制很难行得通，在教育部门和学校看来，体制内的教改压力反而随着国际教育的开放而有所减少，改革的压力与动力更加不足。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让子女到海外求学，无疑传递出对国内教育改革的失望。笔者注意到，此前还有很多声音关注并批评国内教改，而现在，关注和批评的群体却在减少，究其原因是：不少人会觉得，既然教育改变不了，就让孩子出国吧。
　　这种失望情绪，对教改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公众对教改的关注与参与，是推动教改的重要力量。对于富豪、企業家来说，他们如果能对教改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积极介入、推动教改，总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日益升温的出国留学，并没有引起关注，以此反思国内考试制度和大学教育质量，反而，却持有另一种观點：不要埋怨现在的国内教育，有本事者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再说现在出国留学这么容易。甚至有教育官员称，国内学生不是没有选择空间，出国留学不是给了他们选择吗?
　　我国教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少数比较牛的学校手里，而他们并不会感受到教改的紧迫性。以国内受教育者人数看，出国留学者就是每年翻番，也不过四五十万，相xCA，九百万考生，这只是零头；就是存在生源危机，也不会影响到目前处于一本、二本阶段录取的985高校、211高校和公办高校。再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因家庭有条件，或早已选择出国留学。
　　而我国教育，不是融入高度竞争的国际教育环境，而在低水平中折腾，这很可能形成一种教育二元(国内与海外)格局，深远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据媒体报道，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業道德培训大纲》。“十Ni"期间，我国全体公务员将进行职業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职業道德培训包括基础知识、四大专题以及典型案例三大部分。基础知识中除了公务员的责任、义务和纪律，世界观、权力观、事業观等，还包括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的内容。
　　官德缺失不仅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精神品质缺失”，还直接会导致权力腐败，戕害社会秩序。这是官德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官德”同时还具有引领社会道德的导向价值，因此加强公务员职業道德的树立非常重要。
　　但有必要厘清的是，“官德”首先是一种“制度伦理”——官德的恪守奉行，制度的规范和监控力量不可缺位。
　　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業群体，受纳税人供养，有法定的职责和义务。哈马贝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每一名公务员的职業态度、观念和信仰，都理应着眼并落脚于“公共性”，其行为必须在道德上、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要求，并在制度上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