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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对于武则天的态度无法如五王那般坚决，母子之间虽然有政治上的立场差别，但是中宗无法回避的是孝道拷问
神龙复辟之后，作为唐朝应该如何对待武周？就此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对于处于政治最高位置的唐中宗，如何对待武周的另一个层面，则是如何对待母亲问题，于是在浓厚的孝道时代氛围中，中宗的抉择便遭遇巨大困难。
严善思引发的武则天是否合葬乾陵的问题，其实仅仅是当时围绕武则天展开斗争的一个部分而已。
在严善思的报告中，把乾陵的修建完成当作不祥的开始，“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皇后总万几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所谓国难，正是指武则天的统治，可以概括为“武则天称帝事件”。从时间的起始与结束来说，武则天称帝事件，正是开始于高宗的驾崩，而结束的时间正是神龙政变。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太后时期和女皇时期。对于唐朝而言，武周篡唐當然是唐朝的大灾难，称作国难并不过分。
严善思始终没有明说，但实质内容人人都会明白，即给唐朝带来如此灾难的武则天，是否还有资格与唐高宗合葬？他的具体建议是“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看看乾陵形势，以梁山为陵，既然不入乾陵，便是在梁山之外建立陵园，那相当于驱逐了武则天。唐高宗生前确实与武则天为夫妇，但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背叛了唐高宗，甚至废唐立周，自称皇帝。谁都知道，武则天的帝位，是神龙政变之后被迫取缔的，说武则天是唐朝的大敌并不夸张。然而，当武则天去世之后，这样的一位高宗皇后，如何还能够与高宗合葬呢？严善思反对武则天再入乾陵，从乾陵的情形看，那就是不入乾陵，不合葬，他称之为“从葬”而已。显然，这便是对武则天有罪的具体惩罚。
严善思的主张含有这些内容，但文字上却不如此表述。把武则天当作唐高宗的罪人来对待，自然有可通之理。但是，此事过于复杂，是否把武则天看作是唐高宗的罪人，最关键的人物是唐中宗。中宗是唐高宗与武则天共同的儿子，在武则天的葬礼问题上，中宗是丧主，而且他还是皇帝，所以他的认知与态度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历史上，凡是涉及相关问题的，通常都是皇后被剥夺了名号，于是相应待遇自然被取消。而武则天的皇后名号，不仅是她自己的遗嘱内容，也是中宗朝廷所承认的。这对于事情的最后结局而言，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此时的唐朝，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没有进行，整个中宗甚至睿宗时代，对于武则天的评价都无法进行。大概正是这种政治局面，决定了严善思的文字风格，思想内容很明显，但不得不闪烁其词。
那么，严善思的主张，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或者说，在当时的朝廷中，这种观点是否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分野及其斗争呢？让我们先看看严善思的经历，大体估计其人的政治动向。《通鉴》有如此记载：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共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譔，以字行。
由此看来，在武则天时代，严善思就属于“公直敢言”者，是对于酷吏政治敢于斗争，并为此付出过代价的人。然而，这些资料不能证明严善思就是反对武周的斗士，不能证明他的反对合葬主张是他一贯反对武周的新表现。
不过，神龙政变以后，新复辟的唐廷确实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武周虽然不复存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周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一方面，武三思作为武周势力的代表，依然活跃，尤其与皇帝、皇后的关系依然密切，还在不失时机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武周的感情，并不是想当然地立刻划清界限。神龙政变主导者希望的一呼百应局面，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如今的皇帝，并没有跟武周一刀两断的思想与行为，甚至不否定自己与武周的血肉联系。此外，武则天提前进行的防范性安排，如今切实地发挥了作用。
总之，到武则天逝世的时候，中宗朝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武周政治势力的代表不仅没有受到清算，反而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其中，观察历史记载，对于中宗的这种作为，史书通常表达的是不满和无奈。尤其是，大书特书武三思与韦皇后奸情严重，而中宗对此却百般维护，把唐中宗的弱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实，中宗对于武则天的态度无法如五王那般坚决，母子之间虽然有政治上的立场差别，但是中宗无法回避的是孝道拷问。神龙政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宗而言是多此一举，因为武则天安排中宗为接班人的意图天下共知。于是，愧对于母亲的心理在中宗这里是多有表现的。中宗的这种思想，自然强烈地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政治面貌。
然而，武周问题依然存在。武周对于唐朝的颠覆史，是大家共同经历的，唐朝复辟成功，对于武周的历史清算迟早要进行。赵雨乐认为“陵议之争，是武韦党人与张柬之附党的初次交锋，由此促使三思等人外放五王的政治部署。”其实，反对武周最具代表性的势力即“五王”，在武则天去世时，就已离开了政治中心，认为严善思属于张柬之附属党羽是难以证明的。严善思这位政治立场并不分明的官员，他提出的问题是真切的，是中宗朝廷需要面对的。即，武则天与唐朝的关系，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作为取代唐朝的武周皇帝，是否有资格再回复原来的皇后身份，重新进入李唐的太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最终，中宗朝廷采取的策略是回避根本问题，坚持继续维护武则天。中宗朝的政治，于是无法摆脱其过渡性质。不仅如此，睿宗也无法超越。这致使史学家不得不十分强调武周的强大影响力。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神龙复辟之后，作为唐朝应该如何对待武周？就此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对于处于政治最高位置的唐中宗，如何对待武周的另一个层面，则是如何对待母亲问题，于是在浓厚的孝道时代氛围中，中宗的抉择便遭遇巨大困难。
严善思引发的武则天是否合葬乾陵的问题，其实仅仅是当时围绕武则天展开斗争的一个部分而已。
在严善思的报告中，把乾陵的修建完成当作不祥的开始，“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皇后总万几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所谓国难，正是指武则天的统治，可以概括为“武则天称帝事件”。从时间的起始与结束来说，武则天称帝事件，正是开始于高宗的驾崩，而结束的时间正是神龙政变。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太后时期和女皇时期。对于唐朝而言，武周篡唐當然是唐朝的大灾难，称作国难并不过分。
严善思始终没有明说，但实质内容人人都会明白，即给唐朝带来如此灾难的武则天，是否还有资格与唐高宗合葬？他的具体建议是“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看看乾陵形势，以梁山为陵，既然不入乾陵，便是在梁山之外建立陵园，那相当于驱逐了武则天。唐高宗生前确实与武则天为夫妇，但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背叛了唐高宗，甚至废唐立周，自称皇帝。谁都知道，武则天的帝位，是神龙政变之后被迫取缔的，说武则天是唐朝的大敌并不夸张。然而，当武则天去世之后，这样的一位高宗皇后，如何还能够与高宗合葬呢？严善思反对武则天再入乾陵，从乾陵的情形看，那就是不入乾陵，不合葬，他称之为“从葬”而已。显然，这便是对武则天有罪的具体惩罚。
严善思的主张含有这些内容，但文字上却不如此表述。把武则天当作唐高宗的罪人来对待，自然有可通之理。但是，此事过于复杂，是否把武则天看作是唐高宗的罪人，最关键的人物是唐中宗。中宗是唐高宗与武则天共同的儿子，在武则天的葬礼问题上，中宗是丧主，而且他还是皇帝，所以他的认知与态度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历史上，凡是涉及相关问题的，通常都是皇后被剥夺了名号，于是相应待遇自然被取消。而武则天的皇后名号，不仅是她自己的遗嘱内容，也是中宗朝廷所承认的。这对于事情的最后结局而言，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此时的唐朝，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没有进行，整个中宗甚至睿宗时代，对于武则天的评价都无法进行。大概正是这种政治局面，决定了严善思的文字风格，思想内容很明显，但不得不闪烁其词。
那么，严善思的主张，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或者说，在当时的朝廷中，这种观点是否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分野及其斗争呢？让我们先看看严善思的经历，大体估计其人的政治动向。《通鉴》有如此记载：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共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譔，以字行。
由此看来，在武则天时代，严善思就属于“公直敢言”者，是对于酷吏政治敢于斗争，并为此付出过代价的人。然而，这些资料不能证明严善思就是反对武周的斗士，不能证明他的反对合葬主张是他一贯反对武周的新表现。
不过，神龙政变以后，新复辟的唐廷确实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武周虽然不复存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周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一方面，武三思作为武周势力的代表，依然活跃，尤其与皇帝、皇后的关系依然密切，还在不失时机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武周的感情，并不是想当然地立刻划清界限。神龙政变主导者希望的一呼百应局面，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如今的皇帝，并没有跟武周一刀两断的思想与行为，甚至不否定自己与武周的血肉联系。此外，武则天提前进行的防范性安排，如今切实地发挥了作用。
总之，到武则天逝世的时候，中宗朝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武周政治势力的代表不仅没有受到清算，反而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其中，观察历史记载，对于中宗的这种作为，史书通常表达的是不满和无奈。尤其是，大书特书武三思与韦皇后奸情严重，而中宗对此却百般维护，把唐中宗的弱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实，中宗对于武则天的态度无法如五王那般坚决，母子之间虽然有政治上的立场差别，但是中宗无法回避的是孝道拷问。神龙政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宗而言是多此一举，因为武则天安排中宗为接班人的意图天下共知。于是，愧对于母亲的心理在中宗这里是多有表现的。中宗的这种思想，自然强烈地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政治面貌。
然而，武周问题依然存在。武周对于唐朝的颠覆史，是大家共同经历的，唐朝复辟成功，对于武周的历史清算迟早要进行。赵雨乐认为“陵议之争，是武韦党人与张柬之附党的初次交锋，由此促使三思等人外放五王的政治部署。”其实，反对武周最具代表性的势力即“五王”，在武则天去世时，就已离开了政治中心，认为严善思属于张柬之附属党羽是难以证明的。严善思这位政治立场并不分明的官员，他提出的问题是真切的，是中宗朝廷需要面对的。即，武则天与唐朝的关系，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作为取代唐朝的武周皇帝，是否有资格再回复原来的皇后身份，重新进入李唐的太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最终，中宗朝廷采取的策略是回避根本问题，坚持继续维护武则天。中宗朝的政治，于是无法摆脱其过渡性质。不仅如此，睿宗也无法超越。这致使史学家不得不十分强调武周的强大影响力。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