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最新报告显示，2011年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世界上使用毒品比例最高的国家。身处其中的我看到，这些高福利国家虽有宜居的环境、丰富的资源，但好条件带来的高福利反倒使部分当地人变得慵懒、缺少志气甚至惯于犯罪。当欧猪国家的高福利因债务危机而难以为继时，澳新的高福利除受经济低迷的拖累外，还因历史、社会、法律等方面瑕疵导致了高犯罪率。
　　
　　慵懒文化三成因
　　澳新两国总体来说资源丰富、气候温和，澳洲土著、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们，千百年来搭个棚子就能住，弄个草裙就能遮体，海里的螃蟹、龙虾、鳗鱼，陆地上的面包果、各种鸟类，都成为他们喜爱的食物来源。吃穿住的不愁，使其中的少部分人整天慵懒地喝酒、吸大麻，近一两百年来此的欧亚人，也有部分被同化后变得慵懒。
　　慵懒文化的另一成因，是移民对原住民的赎罪情结。当陆克文刚当上澳大利亚总理就代表政府向澳洲土著人道歉时，我们就能理解，17至19世纪，欧洲移民在殖民澳新时曾残暴掠夺原住民，因此，外来移民要让渡部分权利并忍受慵懒、养着慵懒，就成为澳新“民主、博爱”必须付出的道德成本。
　　不妨举一极端的例子：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著名流浪汉“毯子哥”Ben Hana于2012年1月15日的辞世，在当地引来哀悼声一片，连市长也难掩哀伤之情地表示：“他就像惠灵顿的地标一样，并且他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需要赘述的是，“毯子哥”生前特点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卧在市中心区域，手持iPod，冷天身披毛毯，热天铺上毯子席地而坐；他曾因吸毒坐牢，却不愁吃喝，还有完全免费的医保；他在各大社交网络上拥有大量粉丝，还有人专门编写关于他的歌曲、印制带有他形象的T恤衫。据推测的“毯子哥”死因，与过度饮酒有关。他死后，其粉丝们在他生前常常坐卧的地方摆放了鲜花、蜡烛等物品，并留下了悼词。
　　不难看出，慵懒的第三个成因，是政府的救济标准。由于“每周工作10几小时拿到的政府福利，比工作20小时以上的要多若干倍”的救济标准，很多住在廉租房里的装病者宁肯在家练杠铃健身，也不愿用自己的体力去从事体面的劳动，由此导致很多每周只需工作二三十小时的小企业，因雇不到人而倒闭。
　　因此，不仅澳新的自然环境易滋生慵懒，澳新的政府，也在为慵懒助力。
　　但不论澳新主流社会如何让步，慵懒者仍旧对政府和社会不依不饶。与美国“占领华尔街”遥相呼应的是“占领悉尼”、“占领墨尔本”、“占领奥克兰”、“占领惠灵顿”……示威中政府出动警车的引导，更给“占领”活动壮了声色。而“占领者”们的要求是物质的，即不干活也要吃好住好，甚至是有酒有大麻（毒品）。
　　套用一句中国曾经的时髦句式：“以懒为荣”的榜样力量，也是无穷的。
　　
　　宽容偷抢的社会
　　当地人的慵懒不但为新移民们“腾出”了工作岗位，还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然而，人的另一个天性就是攀比。现代生活方式的引入，使这些慵懒者已不满足于简单吃喝，也开始羡慕起有钱人或叫勤奋者们的名牌汽车、宽大住房，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由于受教育不够的慵懒者不愿努力流汗赚钱，偷抢就成为达到目的的捷径。据我了解，这也是很多高福利国家的犯罪成因之一。
　　澳新两国的犯罪有多严重？几年前，400万人口的新西兰，每天发生入室抢劫、盗窃案件近百起。我来这里后亲朋们一再提示我：天黑后尽量不要单人步行，别去治安不好的地区。我接触到的华人每家都装报警器，出门前按下报警器，回家即先给报警器输入密码解除报警，否则人在室内一走动报警器就会发出110分贝的刺耳报警声。
　　而准犯罪即酗酒、吸毒，在慵懒者居住的廉租房里普遍存在。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在其居住区里大声喧哗、寻衅滋事、小偷小摸，这已严重影响邻居。由于他们居住地区的脏乱差和普遍不关注子女教育等原因，与恬静的富人区相比，同样的房屋，距离仅几分钟车程，房价竟相差数倍即上百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犯罪会拖累经济的典型例子。
　　澳新文化和法律的另一特点，是“生命高于财产”。我刚到这里时，因不了解当地的法律和风俗，加之职业特点是喜欢拍照，使我在一次远距离拍照中，被一个正在看孩子在大草地上玩耍的全职太太发现，无所事事的她据此报了警。
　　当地警力资源配置的原则是：生命权要远高于财产权。即便我仅是涉嫌轻微侵犯了属人权范畴的肖像权，警方也是如临大敌。接警后不到5分钟，警方竟出动3台警车将我高效围堵。经查看我的相机后，警察才善意离开。
　　事后，当地的亲朋告诉我，他们过去所说的警察效率低，其实指的是轻微盗窃案。警察接到报警后，常常以“我们很忙，有限的警力资源目前不能出警”为由推托。通常是保险公司给失窃者补偿。
　　澳新社会对小偷小摸这种“不伤害生命、只少量损失财产”的轻微犯罪一贯纵容，导致当地偷抢成风。由于涉及敏感的原住民问题，当地政客和媒体也不愿就此发声，以免因歧视族群而丢失选票，或遭受“饱食终日但无事可做者”的各种无端纠缠、寻衅滋事包括诉讼。
　　宽容罪犯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活力的下降。当纳税人对“高达1/3的个人所得税，竟用于养活罪犯”怨声载道，已在私下里发出“把福利换成子弹”的极端语言时，高福利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已接近爆发前的临界点。
　　
　　纵容犯罪的法律
　　澳新两国犯罪率高的另一原因，是这些自身标榜民主的国家，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上”制定的法律，缺少必要的惩戒因而不具威慑性。比如：监狱生活条件好到诱使某些人明知故犯，为的是进监狱可以衣食无忧甚至能打球娱乐。
　　从司法实践上看，越是生活安逸的国家，其立法应偏于严苛，以避免“无厘头犯罪”。如我所居住的海边在元旦时，发生了女原住民以“德国曾出现希特勒这个法西斯魔王为借口，暴打德国女游客”的荒唐事件。事实上每逢节假日，警察就会在人流密集处，努力预防类似的无理由犯罪。
　　受近年来东亚经济崛起的影响，虽然澳新两国的经济正在被迫“脱欧入亚”，但在精神层面包括司法体系上，澳新两国还是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其立法基本照搬照抄自“大英帝国”所谓的“普通法”即判例法，甚至于几百年前英国的一项“判例”，这里至今都原封不动当作法条，完全忽视了立法应考虑国家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国情不同。
　　相对而言，英伦三岛的生存条件恶劣，人必须努力才能生存，国家必须面对史上多个虎视眈眈的邻国，因而只有每个个体的勤奋，人才能立世、国才能不亡。而岛国澳新衣食无忧、国无外患，如再无法律的激励与约束，人的慵懒乃至堕落就是必然的了。
　　在澳新，防盗靠报警器已成一大特色，说明这里的毛贼也是“理性经济人”，谨守“只偷财物别伤人”的毛贼伦理，在犯罪程度和刑罚之间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即便这样，仅占总人口1/5的原住民，还是“贡献”了新西兰监狱中的大部分囚犯。
　　当然，澳新两国恶性暴力犯罪较少，因为一旦越过某个犯罪界限，他就会成为重犯而终身监禁。对他们来说，监狱里没酒没大麻的生活是不可忍受的。甚至即便进了監狱，他们仍有可能获得麻醉自己的物品。我了解到：当地监狱之所以要大批采购洗手用消毒液，源于犯人有办法用这种含酒精的消毒液勾兑出“酒品”。此时，混吃等死的罪犯们已无暇顾及这种酒品是否有毒了。
　　
　　逃离高福利危机
　　可喜的是，澳新社会的自我纠错已经开始。近日，澳新的地方政府经法院授权后，纷纷将已持续几个月的“占领”活动强制清场。澳大利亚的家庭储蓄率已从2007年的零，上升至2011年的4％，且呈继续上升之势。新西兰家庭10年来首次储蓄多于支出，执政的右翼国家党已做出承诺：2014年要扭转长期的政府财政赤字，不再寅吃卯粮。惠灵顿市于2011年春季已开始拆除犯罪过于集中的廉租房。
　　在澳新，“清理怪相丛生的不必要高福利”已经拉开序幕，铲除罪犯孽生地业已展开，寅吃卯粮之势已被扭转。但若想彻底净化纵容犯罪的法律、社会和文化土壤，还需全社会认清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后，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那时，澳新的健康、可持续高福利社会，可能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