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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情景，推介，求证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9—0057—04
上文说到的试题由于求证不足，新推介的内容存在知识层面上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用心非常良苦，但不慎把课本已经根据史学界的共识做了修正的思考“退”了回去，有的还无形中鼓励学生为了考试得分而忽视思维逻辑。这类题做多了，对学生思维发展来说，其后果与影响是比较严重的——赢得了考试，损害了素质。
例一：在中国古代，“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系。”维系这种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是
A、小农经济
B、佃农经济
C、庄园经济
D、商品经济
答案：A
从立意上看，这道试题不仅想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及其经济基础的理解，而且想通过解题使学生了解其自然因素，提高理性思考水平。但问题是：
1、新补充的内容并不构成解题的必要条件，仅作为一种顺势推介的新思考似过于冗长，白白消耗了学生的考试时间。不如拿掉这句话，直接问：“在中国古代，维系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是”则更为简练。
2、新补充的内容涉及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溯源。事出有因，但原因很多，原本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的事情，甚至对“大一统”本身的特征史学界还有不同的说法。从上个世纪至今，讨论已久，不少史学大家都发表过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吕思勉、范文澜先生等都有过专门的论述，侧重点各不相同。如今学者的看法也不少，如王家范先生认为，虽然黄河水泛滥、“水利工程”说影响最大，还有“亚洲大陆”说，但“怎么说都有疑问……放大到中国之外，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并无定论。试题的这段话引自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作者在前两章讲了“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和“中国因秦而统一”有“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罗列”的前提下，在讨论主要原因时讲了这段话，强调了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因素。
黄仁宇先生的解释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尽如此，甚至在有些论证上“明显有倒果为因的嫌疑”，这本身反映了学术界的不同见解。试题孤立地。不注出处、没有分析地引入这段话，向学生推介中国古代为何是“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系”则有些过于简单化了，既不完整，也不谨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比较有共识的是古代中国是一个发达于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平原、海洋等复杂地理环境，以黄河、长江等大河文明为代表的，融多源文明于一体的大国，包括政体在内的各种特征并非黄河中下游或黄土文明可以囊括，也非线性的或简单的因果关系可以解释。即使单从地理环境上看，如果“秦的大一统建筑在诸国各自区域统一的基础之上，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诸国各自区域的统一就肯定有其不同于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原因。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秦朝的疆域还不包括我国西南、西北、正北、东北、东南诸岛等广大地区。再者，后来被推行、放大、改进了的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也非秦国的发明，根据现有文献，倒是长江中游的楚国先行一步。学生使用的上海市二期课改高中一年级课本在“大河文明”“南稻北粟”的叙述中，就已融合了以上观点。在高三年级的课本中，作者也比较谨慎，在“儒家文明”这一主题的第二课“国家政治”中，只客观地介绍了“中央集权”“以农为本”“以礼入法”等中华文明的具体特征及其关系，不再深究。如此，试题即使对黄仁宇先生的原意作比较完整的推介，如果没有相应的背景介绍和分析，也不利于学生已学知识的巩固和升华，反倒有可能使他们把“一家之言”当作史学界的共识。但要做到全面，就远远超出了一道选择题可以包含的容量。
从命题技术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把主观上良好的立意在客观上变成了为课程开发而“开发”的片面包装。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删去试题中的引文，或者修改题干：
●古代中国是一个发达于从山地、高原到平原、海洋等复杂地理环境，以大河文明为代表的。融多源文明于一体的大国，维系其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选项同原题，略)
如此，在保持了原来的考查目标和难度的同时，题干通过与学生已学过的地理知识相整合，比较完整地推介了我国古代文明及其发展的基本特点，文字也较为简练。
例二：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乃至有“江南之为国盛矣”的赞叹。该时期江南开发的主要因素不包括
A、北方大量人口南迁
B、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c、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等政策
D、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
答案：D
试题考查的是对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开发“主要因素”的理解。从记忆上看，要求较低，由此提高了试题考查理解能力的有效性。然而在“该时期江南开发的主要因素”中“不包括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却令人费解：
所谓“高”或“低”、“大”和“小”、“多”与“少”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看谁和谁比。无论如何，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本身就是基于江南此前的经济得出的比较性结论。从试题认可的三个主要因素来看，更是自己和自己比得出的判断——之所以说东晋南朝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是江南开发的主要因素，是与此前相比较，北人迁人大增、融合更多而言的，并非与中原地区的“五胡十六国”相比。把“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等政策”作为主要因素之一，是与其不作为或倒过来破坏农桑的假定相比较得出的结论，也非北方统治者不推行或不如它。那么，“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是与谁相比得出的结论呢?按照同样逻辑，也应当与江南地区此前的情况相比。如果不是这样，只在这个选项上变换了参照系，岂不是无厘头，给考生来个“脑筋急转弯”吗?
按照史实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指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业作为古代文明的基础，它的发展，一方面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可能更多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手工业的生产也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陛。在一般情况下，商业的发展则是实现这种互相促进的重要纽带，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经济的发展就难以为继。所以史家在关注经济发展的时候，除了农业、手工业，大都不会忽视商业的作用。这是其一；其二，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达，离不开农产品的商品化水平。在农业社会中，一方面大多手工业品的原材料来自农产品，绫绢布帛的原材料靠的是种桑植麻，竹木用品的生产离不开山林竹园，酿酒则直接以粮食作物为原料……另一方面手工业者本身的生存需要农产品的支撑。因此，没有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经济 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试题的引文出自《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论》：
“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杜(指关中地区)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轫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据此，今两湖间沼泽之区及江、浙间之太湖流域以农为基础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个宏大的经济运转程序，难道没有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商业运作，概由朝廷平白调度了吗?若此，如何解释这些地方农业的迅速发展，甚至有超过北方之势?
1、史学界一般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商业受到破坏而萎缩，但江南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其商业不是衰退，而是继吴蜀以来有了长足发展，范文澜先生说，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有许多地方几乎是从无到有，形成了以官僚、官商勾结和富商巨贾的合法或不合法贸易为特点的商业，这也可以从统治者一再严令不准为官经商、制止百姓弃农经商中得到反证。吕思勉先生对这种特别的商业形态有一剖析，今天看来也颇为深刻：“晋南北朝之时，沿袭旧见，尚多贱视商业，发为崇本抑末之论……然商业总只有随时而日盛。当海宇分崩，苛政亟行之际，往来既多艰阻，税敛又苦烦苛，故惟有势力者便于营商。”馐虽说东晋南朝江南官商巨贾的兴趣多集中于奇珍异宝等奢侈品的高额利润。但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也大量贩卖粮食。《宋书·吴喜传》载：“(吴喜)从西还，大脯小船，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实际上，官商也会推动民商，《宋书·孔觊传》载孔觊之弟孔道存也很会做粮食生意。“前代客商较少大规模经营的粮食贩运在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专门以贩运粮食为业的商人”。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粮价却并不高涨，“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另外，从道理上说，手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客栈服务业等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也不可能不依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2、东晋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商业都会大都在江南、岭南，荆湘、梁益诸州，如建康“贡使商旅，方舟万计”；京口“亦一都会也”；丹阳蚕桑业特别发达，“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寿春“淮南一都之会”；襄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是淮河另一个商埠；荆州为“江左大镇”……这些都会的崛起。不仅包括农产品的交易，而且使得城市人口大增，如“梁时建康有户二十八万，城内有四个大市，十多个小市”，难道他们所需的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的农产品都是自己生产的吗?可以说，如果没有高于过去的农业生产及其商业化水平作支撑，就不可能有这些新兴商业都会的崛起。
3、据吕思勉先生的研究，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虽云分隔，商贾实无时而不通”，除了合法的互市以外，还有更多不合法的和违制在先、后再合法的贸易，“苏琼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琼以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返，彼此间济。”另外，边界官员、军队官兵和来往使者的“走私”也没有间断过。傅筑夫先生也认为，南北互市，北方得到“南金奇货、弓竿漆蜡”，南方得到北方物产，尤其是南方奇缺的马匹。谁能绝对地说，就南方而言，生产这些手工业品和实现这些交易没有农产品商业化水平的提高作支撑?
综上所述，虽然从总体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中国的商业屡遭破坏，发展缓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局部地区——江南商业的兴起；不能因为江南商业是以官商巨贾合法或不合法的贸易为特点的模式，而否认商业发展在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历史事实的“盖棺定论”看，这种模式的商业可能正适应当时江南经济的大规模开发和迅速崛起；更不能因其还没有超过以前北方发达地区，而抹杀相对过去地广人稀、榛莽遍地的江南来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诸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提高，也是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比较客观地说，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统治者推行的劝课农桑的政策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诸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都是江南开发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其中，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为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
故此，本题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修改提问，使其进一步“收拢”而指向某一确定因素，并变否定式选择为肯定式选择：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乃至有“江南之为国盛矣”的赞叹。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
A、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
B、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C、统治者施行劝课农桑
D、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责任编辑：陶亚敏]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9—0057—04
上文说到的试题由于求证不足，新推介的内容存在知识层面上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用心非常良苦，但不慎把课本已经根据史学界的共识做了修正的思考“退”了回去，有的还无形中鼓励学生为了考试得分而忽视思维逻辑。这类题做多了，对学生思维发展来说，其后果与影响是比较严重的——赢得了考试，损害了素质。
例一：在中国古代，“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系。”维系这种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是
A、小农经济
B、佃农经济
C、庄园经济
D、商品经济
答案：A
从立意上看，这道试题不仅想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及其经济基础的理解，而且想通过解题使学生了解其自然因素，提高理性思考水平。但问题是：
1、新补充的内容并不构成解题的必要条件，仅作为一种顺势推介的新思考似过于冗长，白白消耗了学生的考试时间。不如拿掉这句话，直接问：“在中国古代，维系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是”则更为简练。
2、新补充的内容涉及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溯源。事出有因，但原因很多，原本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的事情，甚至对“大一统”本身的特征史学界还有不同的说法。从上个世纪至今，讨论已久，不少史学大家都发表过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吕思勉、范文澜先生等都有过专门的论述，侧重点各不相同。如今学者的看法也不少，如王家范先生认为，虽然黄河水泛滥、“水利工程”说影响最大，还有“亚洲大陆”说，但“怎么说都有疑问……放大到中国之外，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并无定论。试题的这段话引自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作者在前两章讲了“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和“中国因秦而统一”有“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罗列”的前提下，在讨论主要原因时讲了这段话，强调了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因素。
黄仁宇先生的解释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尽如此，甚至在有些论证上“明显有倒果为因的嫌疑”，这本身反映了学术界的不同见解。试题孤立地。不注出处、没有分析地引入这段话，向学生推介中国古代为何是“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系”则有些过于简单化了，既不完整，也不谨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比较有共识的是古代中国是一个发达于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平原、海洋等复杂地理环境，以黄河、长江等大河文明为代表的，融多源文明于一体的大国，包括政体在内的各种特征并非黄河中下游或黄土文明可以囊括，也非线性的或简单的因果关系可以解释。即使单从地理环境上看，如果“秦的大一统建筑在诸国各自区域统一的基础之上，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诸国各自区域的统一就肯定有其不同于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原因。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秦朝的疆域还不包括我国西南、西北、正北、东北、东南诸岛等广大地区。再者，后来被推行、放大、改进了的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也非秦国的发明，根据现有文献，倒是长江中游的楚国先行一步。学生使用的上海市二期课改高中一年级课本在“大河文明”“南稻北粟”的叙述中，就已融合了以上观点。在高三年级的课本中，作者也比较谨慎，在“儒家文明”这一主题的第二课“国家政治”中，只客观地介绍了“中央集权”“以农为本”“以礼入法”等中华文明的具体特征及其关系，不再深究。如此，试题即使对黄仁宇先生的原意作比较完整的推介，如果没有相应的背景介绍和分析，也不利于学生已学知识的巩固和升华，反倒有可能使他们把“一家之言”当作史学界的共识。但要做到全面，就远远超出了一道选择题可以包含的容量。
从命题技术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把主观上良好的立意在客观上变成了为课程开发而“开发”的片面包装。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删去试题中的引文，或者修改题干：
●古代中国是一个发达于从山地、高原到平原、海洋等复杂地理环境，以大河文明为代表的。融多源文明于一体的大国，维系其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选项同原题，略)
如此，在保持了原来的考查目标和难度的同时，题干通过与学生已学过的地理知识相整合，比较完整地推介了我国古代文明及其发展的基本特点，文字也较为简练。
例二：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乃至有“江南之为国盛矣”的赞叹。该时期江南开发的主要因素不包括
A、北方大量人口南迁
B、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c、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等政策
D、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
答案：D
试题考查的是对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开发“主要因素”的理解。从记忆上看，要求较低，由此提高了试题考查理解能力的有效性。然而在“该时期江南开发的主要因素”中“不包括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却令人费解：
所谓“高”或“低”、“大”和“小”、“多”与“少”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看谁和谁比。无论如何，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本身就是基于江南此前的经济得出的比较性结论。从试题认可的三个主要因素来看，更是自己和自己比得出的判断——之所以说东晋南朝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是江南开发的主要因素，是与此前相比较，北人迁人大增、融合更多而言的，并非与中原地区的“五胡十六国”相比。把“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等政策”作为主要因素之一，是与其不作为或倒过来破坏农桑的假定相比较得出的结论，也非北方统治者不推行或不如它。那么，“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是与谁相比得出的结论呢?按照同样逻辑，也应当与江南地区此前的情况相比。如果不是这样，只在这个选项上变换了参照系，岂不是无厘头，给考生来个“脑筋急转弯”吗?
按照史实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指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业作为古代文明的基础，它的发展，一方面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可能更多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手工业的生产也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陛。在一般情况下，商业的发展则是实现这种互相促进的重要纽带，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经济的发展就难以为继。所以史家在关注经济发展的时候，除了农业、手工业，大都不会忽视商业的作用。这是其一；其二，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达，离不开农产品的商品化水平。在农业社会中，一方面大多手工业品的原材料来自农产品，绫绢布帛的原材料靠的是种桑植麻，竹木用品的生产离不开山林竹园，酿酒则直接以粮食作物为原料……另一方面手工业者本身的生存需要农产品的支撑。因此，没有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经济 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试题的引文出自《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论》：
“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杜(指关中地区)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轫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据此，今两湖间沼泽之区及江、浙间之太湖流域以农为基础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个宏大的经济运转程序，难道没有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商业运作，概由朝廷平白调度了吗?若此，如何解释这些地方农业的迅速发展，甚至有超过北方之势?
1、史学界一般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商业受到破坏而萎缩，但江南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其商业不是衰退，而是继吴蜀以来有了长足发展，范文澜先生说，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有许多地方几乎是从无到有，形成了以官僚、官商勾结和富商巨贾的合法或不合法贸易为特点的商业，这也可以从统治者一再严令不准为官经商、制止百姓弃农经商中得到反证。吕思勉先生对这种特别的商业形态有一剖析，今天看来也颇为深刻：“晋南北朝之时，沿袭旧见，尚多贱视商业，发为崇本抑末之论……然商业总只有随时而日盛。当海宇分崩，苛政亟行之际，往来既多艰阻，税敛又苦烦苛，故惟有势力者便于营商。”馐虽说东晋南朝江南官商巨贾的兴趣多集中于奇珍异宝等奢侈品的高额利润。但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也大量贩卖粮食。《宋书·吴喜传》载：“(吴喜)从西还，大脯小船，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实际上，官商也会推动民商，《宋书·孔觊传》载孔觊之弟孔道存也很会做粮食生意。“前代客商较少大规模经营的粮食贩运在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专门以贩运粮食为业的商人”。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粮价却并不高涨，“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另外，从道理上说，手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客栈服务业等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也不可能不依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2、东晋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商业都会大都在江南、岭南，荆湘、梁益诸州，如建康“贡使商旅，方舟万计”；京口“亦一都会也”；丹阳蚕桑业特别发达，“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寿春“淮南一都之会”；襄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是淮河另一个商埠；荆州为“江左大镇”……这些都会的崛起。不仅包括农产品的交易，而且使得城市人口大增，如“梁时建康有户二十八万，城内有四个大市，十多个小市”，难道他们所需的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的农产品都是自己生产的吗?可以说，如果没有高于过去的农业生产及其商业化水平作支撑，就不可能有这些新兴商业都会的崛起。
3、据吕思勉先生的研究，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虽云分隔，商贾实无时而不通”，除了合法的互市以外，还有更多不合法的和违制在先、后再合法的贸易，“苏琼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琼以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返，彼此间济。”另外，边界官员、军队官兵和来往使者的“走私”也没有间断过。傅筑夫先生也认为，南北互市，北方得到“南金奇货、弓竿漆蜡”，南方得到北方物产，尤其是南方奇缺的马匹。谁能绝对地说，就南方而言，生产这些手工业品和实现这些交易没有农产品商业化水平的提高作支撑?
综上所述，虽然从总体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中国的商业屡遭破坏，发展缓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局部地区——江南商业的兴起；不能因为江南商业是以官商巨贾合法或不合法的贸易为特点的模式，而否认商业发展在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历史事实的“盖棺定论”看，这种模式的商业可能正适应当时江南经济的大规模开发和迅速崛起；更不能因其还没有超过以前北方发达地区，而抹杀相对过去地广人稀、榛莽遍地的江南来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诸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提高，也是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比较客观地说，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统治者推行的劝课农桑的政策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诸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都是江南开发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其中，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为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
故此，本题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修改提问，使其进一步“收拢”而指向某一确定因素，并变否定式选择为肯定式选择：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乃至有“江南之为国盛矣”的赞叹。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
A、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
B、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C、统治者施行劝课农桑
D、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责任编辑：陶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