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G20杭州峰会圆满召开，达成多项实际成果，为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阶段。
　　此次峰会进一步稳固了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地位。G20起于亚洲金融危机，兴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这反映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的全球经济版图的变化。但是发达国家并不甘于拱手让出其经济主导权。随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危机消退，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暂时挫折或困难，一部分声音主张回到G7代表的旧秩序中去。杭州峰会以其议题的广泛性和全球联系性，实质回答了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全球经济必须坚持全球治理的问题，也宣示了中国主张的合作共赢的共治模式。
　　这一共治模式与G7不同。G7代表性已经严重不足，美欧日复苏阶段和状态明显不同，政策分化倾向也较为显著。这就决定了发达经济体虽然要竭力维护其经济话语权，但底线是不会放弃G20平台。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迫切需要发表自己的声音、加强政策协调的多变平台。虽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少风险和挑战，但毕竟存量上GDP已经稳占半壁江山，增量上贡献了全球增长的主要份额。那些看到短期起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渐渐平息就主张G7主导的观点，显然具有投机性和短视性。
　　有观点认为，与G1、G2、G7等模式相比，G20成员规模较多，沟通协调成本较高，因而可能是短暂的过渡治理形态。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但G20效率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杭州峰会给予了初步回答，概括来说，一是将峰会和会前专题沟通结合起来，会前通过各专题组的研究和协调，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前提，保障了G20治理的有效性；二是将峰会议题与各国实践特别是主办国的有益经验结合起来，杭州峰会很好地体现了中国道路探索中形成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形成多份可检验可推广的政策措施，提升了G20治理的行动力；三是峰会与现有国际治理组织机制相结合，有效整合了多边机制下的政策资源和治理资源，增加发展议题比重，提高了G20治理的针对性，通过资源整合和有限投入，大大拓展了G20治理的广度和深度。由此，G20平台的主体治理作用也更加凸显。
　　这一共治模式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兼容模式。它不排斥现有治理安排，而是通过1+n的安排（即G20平台+多议题组、多个国际金融贸易组织机制），与现有国际金融安排进行对接，吸收其合理成分。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自信、温和、开放、包容的大国，所倡导的国际新经济秩序是旧秩序的扬弃而不是颠覆。这与个别国家排斥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言行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共治模式与中国传统倡王道、抑霸道的哲学一脉相承，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领导权的良性竞争与和平过渡。
　　责任编辑：宗军 罗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