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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语文教育研究领域，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尚文教授是十分活跃且声望颇高的专家之一。多年来，他不仅有论文频频见诸报刊，还出版了多本专著，影响深远。而这本《语文教育一家言》旨在以最小的篇幅、最大限度地呈现王尚文教授数十年来关于语文教育的思考、钻研成果，是名副其实的“精选本”，值得认真研读。
当下，一些理论研究者为了使自己的思想空灵、高深，概念层出不穷，语言艰涩难懂，而王尚文教授所著的此书浅近、平实，叙述简洁生动、深入浅出，让人读来颇有如沐春风、茅塞顿开之感。以下，笔者就阅读中的一些发现谈谈收获。
语文教学教什么？
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呢？可能会有教师脱口而出：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啊，课程标准就是这么规定的。
那么，何谓“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呢？这样的表述过于宏观、模糊，而《语文教育一家言》一书中王教授的表述则相对明确，且易于理解和把握：“对于教材，其他课程的教师是为了了解它‘说什么’——呈现了什么事实、传播了什么知识、表述了什么观念等，即课文的言语内容；而语文教师为了完成提高学生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能力这一目标，就必须关注课文‘怎么说’，必须侧重课文的言语形式。”发现言语形式，关注言语形式，深入言语形式，从而把握它的奥妙，熟悉它的门径，学习它的艺术，这应是语文教学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别的学科难以替代的独当之任。
王教授认为，关注言语形式，其目的可分为高低两个层次。较低的层次是把话说通，即语句说得通顺，意思说得明白。较高层次的目的是把话说好，说得精确妥帖。在日常教学中，经常涉及的辞格及说明、描写方法等虽是“语文”的，但其实最要紧、最困难的还是遣词造句的精确妥帖。
什么是遣词造句的精确妥帖？王教授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词好句，任何一个词，只要用对地方，都可能产生上佳的美学效果。正如袁枚所说：“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多为绝妙词。”任何一个看似最最寻常的词，只要能够“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都有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真正的好文章总是“增之一字则太繁，减之一字则太简”。比如朱自清的《匆匆》，“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跨过”能否换成“闪过”呢？“闪过”能否换成“跨过”呢？“匆匆”能否改为“快速”“匆忙”“迅捷”呢？……教学中，教师若能由此着力，当能使学生收获真正的语言文字理解和运用知识。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言语形式有一种尖锐的敏感，能够把“精确妥帖”准确传达给学生。正如王教授所说的，语文教学内容如果守住了话语形式这一门槛，教的即使是政治性论文，也不会上成政治课；跨越了这一门槛，即使教的是诗歌、小说、散文，也会上成政治课或别的什么课。语文课改只有循着话语形式这条路，才真正指向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
小学生该不该读经？
近年来，总有一些“爱国人士”时不时站出来摇旗呐喊：再不让孩子从小读经，传统文化就到了灭亡的危险时刻了！也有人认为，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必须学好文言文，否则就写不好现代文；孩子一定要大量背诵经典，读不懂没关系，先背下来，以后慢慢理解，并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牛反刍”。在这种背景下，“国学热”“私塾热”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传统文化呢？王教授提出，传统文化既要继承，也要批判。“四书五经”《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经典论著，是一种精华与腐朽并存的文化有机体。我们不能像吃梨子一样，吃掉好的，轻松挖去烂掉的。进一步来讲，所谓精华、糟粕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甚至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头脑来分析、择取。孩子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比如对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愚忠愚孝的封建思想，我们怎么给孩子讲解？孩子能够理解并辨别吗？传统文化不能先继承后批判，更不能先灌输后理解。
事实上，文言文并不优于白话文。文言文用字简省，但往往词意、句意不明。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含蓄笼统成为文言文一大致命缺点。“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为何提倡白话，就是因为文言文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言文相比，现代汉语的词汇更丰富，语法更严密，表达也更精确。有人认为，文言简洁、节奏感强，读起来朗朗上口，比白话文更优美。王教授引用朱光潜先生的话予以反驳：“如果讲究得好，我相信语体文比古文的声音节奏应该更生动，更有味。”因而，不学文言文就学不好白话文的说法，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经不起推敲。
死记硬背只会扼杀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想象力。成年人要想读懂文言文，尚且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辛苦训练，何况孩子呢？那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死记硬背，对孩子百害而无一利。所谓的“文学大师都是背出来的”，更是无稽之谈。书中，王尚文教授言及：“旧时私塾里能够大量背诵经典的很多，可是在他们中间到底又出了几个类似鲁迅这样的大师？不能把背诵文言文与成为鲁迅、郭沫若之类的文学大家等同起来。”况且，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文学家。我们不能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了培养所谓的“文学大师”，而牺牲掉孩子当下的幸福以及长远的发展。
乌申斯基说得好：“现代社会的智慧并非蕴含在古代的语言里，而是蕴含在最新的语言中。”现代汉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套复杂、精致、成熟的语言系统，它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因此，广大语文教师应以当代普世价值为准绳，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千万不能把糟粕当作宝贝灌输给下一代。
识字教学有多重要？
2011年版课标，强调了识字与写字的重要性，但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要么重视不够，要么方法不当。
对于识字教学面临的种种问题，王教授的表述饱含深情：“我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第一任务就是：识字，树起中国人的脊梁。小学要是打好了这3500个常用字的基础，就谢天谢地了，我要站起来三鞠躬。”
在王教授看来，相比其他国家的语言，汉字具有许许多多的优点，是中国的脊梁。不同时代的人，不同观念的人，看到同一汉字都会有相似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理解，这就是汉字的优越性。孔夫子现在活回来，他说的话我们虽然不懂，但《论语》我们仍看得懂，几千年后甚至几万年后仍然能看懂。英语就不同，英国文学系的教授可能读不懂莎士比亚的原著，因为英语是表音的，语音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快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只要我们学会了汉字，几千年的文明就彻底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小学语文教师有义务担负起识字教学这一神圣职责。
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看，文章错写一字，有时会改变整句话甚至整段话的意思。小学生要尽量避免读白字、写错字别字。小学阶段弄错了，往往终身受其祸害。王教授指出，小学语文教学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其实也是最难完成的，就是识字教学。教师要用六年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好识字教学工作，让学生做到3500个常用字会认、会写、会组词。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只有具备文字学、语言学的功底，才能把字词讲出浓浓的文化气息，讲出别具一格的趣味来，让学生对常用字的读写和理解终生难忘。也唯有如此，才能体现语文教学的专业性和语文教师的不可替代性。
（河南教育报刊社《小学教学》编辑部 450004 ）
当下，一些理论研究者为了使自己的思想空灵、高深，概念层出不穷，语言艰涩难懂，而王尚文教授所著的此书浅近、平实，叙述简洁生动、深入浅出，让人读来颇有如沐春风、茅塞顿开之感。以下，笔者就阅读中的一些发现谈谈收获。
语文教学教什么？
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呢？可能会有教师脱口而出：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啊，课程标准就是这么规定的。
那么，何谓“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呢？这样的表述过于宏观、模糊，而《语文教育一家言》一书中王教授的表述则相对明确，且易于理解和把握：“对于教材，其他课程的教师是为了了解它‘说什么’——呈现了什么事实、传播了什么知识、表述了什么观念等，即课文的言语内容；而语文教师为了完成提高学生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能力这一目标，就必须关注课文‘怎么说’，必须侧重课文的言语形式。”发现言语形式，关注言语形式，深入言语形式，从而把握它的奥妙，熟悉它的门径，学习它的艺术，这应是语文教学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别的学科难以替代的独当之任。
王教授认为，关注言语形式，其目的可分为高低两个层次。较低的层次是把话说通，即语句说得通顺，意思说得明白。较高层次的目的是把话说好，说得精确妥帖。在日常教学中，经常涉及的辞格及说明、描写方法等虽是“语文”的，但其实最要紧、最困难的还是遣词造句的精确妥帖。
什么是遣词造句的精确妥帖？王教授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词好句，任何一个词，只要用对地方，都可能产生上佳的美学效果。正如袁枚所说：“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多为绝妙词。”任何一个看似最最寻常的词，只要能够“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都有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真正的好文章总是“增之一字则太繁，减之一字则太简”。比如朱自清的《匆匆》，“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跨过”能否换成“闪过”呢？“闪过”能否换成“跨过”呢？“匆匆”能否改为“快速”“匆忙”“迅捷”呢？……教学中，教师若能由此着力，当能使学生收获真正的语言文字理解和运用知识。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言语形式有一种尖锐的敏感，能够把“精确妥帖”准确传达给学生。正如王教授所说的，语文教学内容如果守住了话语形式这一门槛，教的即使是政治性论文，也不会上成政治课；跨越了这一门槛，即使教的是诗歌、小说、散文，也会上成政治课或别的什么课。语文课改只有循着话语形式这条路，才真正指向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
小学生该不该读经？
近年来，总有一些“爱国人士”时不时站出来摇旗呐喊：再不让孩子从小读经，传统文化就到了灭亡的危险时刻了！也有人认为，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必须学好文言文，否则就写不好现代文；孩子一定要大量背诵经典，读不懂没关系，先背下来，以后慢慢理解，并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牛反刍”。在这种背景下，“国学热”“私塾热”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传统文化呢？王教授提出，传统文化既要继承，也要批判。“四书五经”《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经典论著，是一种精华与腐朽并存的文化有机体。我们不能像吃梨子一样，吃掉好的，轻松挖去烂掉的。进一步来讲，所谓精华、糟粕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甚至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头脑来分析、择取。孩子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比如对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愚忠愚孝的封建思想，我们怎么给孩子讲解？孩子能够理解并辨别吗？传统文化不能先继承后批判，更不能先灌输后理解。
事实上，文言文并不优于白话文。文言文用字简省，但往往词意、句意不明。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含蓄笼统成为文言文一大致命缺点。“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为何提倡白话，就是因为文言文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言文相比，现代汉语的词汇更丰富，语法更严密，表达也更精确。有人认为，文言简洁、节奏感强，读起来朗朗上口，比白话文更优美。王教授引用朱光潜先生的话予以反驳：“如果讲究得好，我相信语体文比古文的声音节奏应该更生动，更有味。”因而，不学文言文就学不好白话文的说法，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经不起推敲。
死记硬背只会扼杀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想象力。成年人要想读懂文言文，尚且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辛苦训练，何况孩子呢？那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死记硬背，对孩子百害而无一利。所谓的“文学大师都是背出来的”，更是无稽之谈。书中，王尚文教授言及：“旧时私塾里能够大量背诵经典的很多，可是在他们中间到底又出了几个类似鲁迅这样的大师？不能把背诵文言文与成为鲁迅、郭沫若之类的文学大家等同起来。”况且，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文学家。我们不能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了培养所谓的“文学大师”，而牺牲掉孩子当下的幸福以及长远的发展。
乌申斯基说得好：“现代社会的智慧并非蕴含在古代的语言里，而是蕴含在最新的语言中。”现代汉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套复杂、精致、成熟的语言系统，它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因此，广大语文教师应以当代普世价值为准绳，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千万不能把糟粕当作宝贝灌输给下一代。
识字教学有多重要？
2011年版课标，强调了识字与写字的重要性，但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要么重视不够，要么方法不当。
对于识字教学面临的种种问题，王教授的表述饱含深情：“我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第一任务就是：识字，树起中国人的脊梁。小学要是打好了这3500个常用字的基础，就谢天谢地了，我要站起来三鞠躬。”
在王教授看来，相比其他国家的语言，汉字具有许许多多的优点，是中国的脊梁。不同时代的人，不同观念的人，看到同一汉字都会有相似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理解，这就是汉字的优越性。孔夫子现在活回来，他说的话我们虽然不懂，但《论语》我们仍看得懂，几千年后甚至几万年后仍然能看懂。英语就不同，英国文学系的教授可能读不懂莎士比亚的原著，因为英语是表音的，语音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快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只要我们学会了汉字，几千年的文明就彻底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小学语文教师有义务担负起识字教学这一神圣职责。
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看，文章错写一字，有时会改变整句话甚至整段话的意思。小学生要尽量避免读白字、写错字别字。小学阶段弄错了，往往终身受其祸害。王教授指出，小学语文教学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其实也是最难完成的，就是识字教学。教师要用六年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好识字教学工作，让学生做到3500个常用字会认、会写、会组词。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只有具备文字学、语言学的功底，才能把字词讲出浓浓的文化气息，讲出别具一格的趣味来，让学生对常用字的读写和理解终生难忘。也唯有如此，才能体现语文教学的专业性和语文教师的不可替代性。
（河南教育报刊社《小学教学》编辑部 45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