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抗战期间在重庆生活了若干年，回国后他出版了《中国的雷声》一书。书中对国民政府是这样描写的：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个政府像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了蒋介石信奉基督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具有奥伯林和耶鲁大学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的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的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我已经弄明白了，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位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在重庆，白修德多次采访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物价涨了一百多倍，通货膨胀。孔祥熙咆哮回答：“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买一支钢笔，那是他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