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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于汉朝传入中国，并于南诏时期传入云南地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大理国统治时期成为了一国的国教，对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民俗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南诏；大理国；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得到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理国素有“妙香佛国”之称，大理国几世国王相继出家为僧，上至王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信佛崇佛，佛教也对大理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佛教与大理国的政治
（一）王室皈依佛教
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开启了段氏统一云南的序幕。《南诏野史》载：“思平丁酉岁立位，国号大理。建灵会寺，……重创三灵庙。”又云：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Z1253年，大理国被元军所灭。在段氏统治滇地的三百一十六年里，共有22位国君，其中就有十位国王逊位为僧，这种大量国王皈依佛教的情况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几世国王愿意放弃至尊王权、荣华富贵，选择皈依佛教，可见佛教对统治阶级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已经不同于普通的王室崇尚佛教，它逐渐发展成为以王室为首，对佛教的全民崇拜。
（二）僧道为官，佛法为治
崇佛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成为了大理国的一大特色，同时政治体制也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出现“僧为官，官为僧”的政治局面。《南诏野史》载：“段氏据云南二十二主，三百六十年。段世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以僧道为官，属亦以佛法为治。称之为佛教国，亦未始不可。故其民咸知佛法，易于治理。而不尚軍旅。”这里所提到了一个大理国重要的角色“儒释”，即为读儒书的佛教徒。大理国开科取士，官员选举的来源大都是佛教徒，这种僧官制度不仅利于社会管理也更加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理国的“政教合一”不是正真意义上的独尊佛教。它在大力提倡佛教的同时，也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所以出现佛教徒也悉心钻研儒学的现象，这样也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二、佛教与大理国的经济
（一）寺院经济
小到一个部落，大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像一张巨大的的网，相互连接，相互关联。虽然寺院经济不是佛教与生俱来的产物，但是在大理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以及佛教的影响下，寺院经济十分兴盛。同时，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是分不开的。僧道为官，重要的官职都被佛教徒所把持，更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同时，佛寺还拥有许多特权，寺院僧侣的免税政策便是其中之一。加之统治者推崇佛教，大肆兴佛，大量建造佛寺、庙宇、佛像等，并且赐予佛寺大量的土地、山林等。葛元声《滇史》卷八就曾记载：“段智祥建法华寺，山下田亩以供僧人”。2寺院拥有了土地就意味着掌握了农民生存的基础。
（二）庙会集市
庙会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交制度：祭祀。“庙”最初就是指供奉神灵尤其是祖先神灵的建筑。南诏时期道教已经很兴盛，到了南诏后期以及大理国时期，佛教寺院日益增多，道观也未消失。随着宗教活动日益增多，佛寺的数量剧增，佛事渗入了庙会，庙会成为重大的宗教节日活动。随着佛教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样化。同时庙会逐渐融入了一些市集交易活动以及一些娱乐活动。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庙会逐渐成为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庙会的兴起以及逐步发展成一种稳定的社交形式，不仅促进了大理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佛教与大理国的教育
（一）“释儒”与“师僧”阶层
佛教在政治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它在大理国的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僧道为官，佛法为治”，显然佛教已经成为了上层建筑中重要的因素。大理国选举的官员从哪里来？大理国选举官员的标准又是什么？上文中《南诏野史》里提到的“读儒书者”便是指的“释儒”阶层。释儒也就是读儒书的佛教徒。《云南通志》载：“凡官员属大都用佛徒以佐治理。而佛徒亦多读儒书，故称儒释焉。”另外还有“师僧”阶层，所谓的师僧就是有家室的佛教僧人。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佛教甚盛，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设官选士，皆出此辈。”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3释儒读的是儒书，师僧教的是佛书，但是掌握着知识文化的都是佛教徒，寺院变成了学校，释儒是老师。他们不仅仅把佛教以及其他的知识教授给佛教徒，同时教授给自己的儿女后代，这样更加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同时儒书与佛经都是大家学习的“教材”，这种佛与儒的融合正是大理国文化多样性与兼容性的表现，同时也体现出佛教在大理国的盛行。佛寺的数量的剧增，也可以说是大理国“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多，为大理国开科取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学校依附于佛寺，世俗教育依附于佛教教育。正是因为这样的依附关系，使得佛教教育能在几百年间一直延续下去。
（二）对民众的教化
大理国时期民间盛行观音信仰，另外还对大黑天神十分信仰，大黑天神是一方的保护神，它“保护所有地居众生，举世皆胜”，专治疾病，降妖伏魔，得到了众生的崇拜。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善恶皆有果报，要多行善事。也教人们要忍受苦难，过和平安定的生活，修生养性。这样一来，大理国的百姓不仅仅接受了统治者的领导，另外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更加倾向于和平。“故其民咸知佛法，易治理。而不尚军旅”，不尚军旅，从侧面更加突出了大理国人温顺的性格特征。大理国全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在佛教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
四、佛教与大理国的社会民俗
（一）丧葬习俗
古时候的人对于丧葬事宜是很重视的，在云南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各个民族的丧葬习俗也是不同的。在大理，白族的丧葬是火葬，但是白族的火葬和其他采用火葬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它受到了佛教密宗的影响。在南诏时期已经开始施行火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里记载：“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火化后，骨灰用陶制的罐子装好，罐子上刻有浓厚的阿吒力教色彩的文字、花纹、雕饰。之后将罐子埋入地下，并在上面竖小石塔，塔上刻上梵文咒语。 白族火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请密教僧人念咒。这是佛教其他宗派和我国西南其他少数民族所没有的一个丧葬习俗。因为在众多佛教宗派中，密教是以咒术行教，大理国时期的密宗也是以咒术来行教的。明《景泰志》卷四《镇南州风俗》中记载：“白族在其族人死后將棺材放在中堂，请来阿吒力僧人念诵经咒三日，然后将尸体在野外焚烧，在骨头上贴上金箔，并在上面写上符咒，用瓷罐将骨灰装好。”但是，大理国后期火葬逐渐被禁止，到了明清时期更加明文规定了禁止火葬，而采用了棺葬。
（二）节日习俗
在大理国时期，受佛教的影响，不仅在丧葬习俗上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同时在庆祝节日时也深受佛教的影响，这也使大理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节日。比如“三月街”，也被称作“观音会”，从这个别称中更能看出佛教与白族节日的联系。据传说，观音降伏了罗刹，人们为了祭拜观音，有了定期祭祀观音的场所。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定期举办的庙会。李元阳的《云南通志》中载：“三月十五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因为三月街是一年一度的交易盛会，它在每年的农历的三月十五举行，一直到农历三月二十一，历时七天。
直至今日，三月街被称为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参与到这个节日中。另外还有一个民间传统节日“绕三灵”，在农历四月二十三到四月二十五这三天，男女老少盛装出席，大家烧香磕头，念诵经文，绕着佛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以及仙都金奎寺游逛。
（三）取名习俗
在大理国时期，佛教的影响可以说达到了极盛。人们对宗教中的神灵极其崇拜，以至于连取名也深受佛教的影响。白族人取名采取的是姓和名中间加上佛号的方式。在大理国时期，由于深受佛教密宗的影响，人们在取名时中间加入的佛号大多为“观音”、“大日”、“妙音”、“天王”、“般若”、“金刚”等等。在昆明大理国地藏寺经幢《造幢记》有“高观音明”；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述的大理人提到了“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在一些佛像题记上也出现了“李观音锦、王药师祥”等四字名。
佛教贯穿于大理国的始终，以王室为首，全民崇佛成为了大理国的特色。佛教在大理国的地位使它对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民俗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洱海地区仍然保存了许多南诏国、大理国的佛教文化遗产：《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崇圣寺三塔、剑川石钟山石窟、大量的佛经等。
参考文献：
[1] （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3]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M].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4] 闫峰.佛教对大理国的影响概论[J].前沿，2008（07）.
[5] 张锡禄.佛教对白族民俗的影响[J].中国宗教，2005（07）.
作者简介：马小颖（1995—），女，回族，云南安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史。
关键词：佛教；南诏；大理国；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得到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理国素有“妙香佛国”之称，大理国几世国王相继出家为僧，上至王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信佛崇佛，佛教也对大理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佛教与大理国的政治
（一）王室皈依佛教
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开启了段氏统一云南的序幕。《南诏野史》载：“思平丁酉岁立位，国号大理。建灵会寺，……重创三灵庙。”又云：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Z1253年，大理国被元军所灭。在段氏统治滇地的三百一十六年里，共有22位国君，其中就有十位国王逊位为僧，这种大量国王皈依佛教的情况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几世国王愿意放弃至尊王权、荣华富贵，选择皈依佛教，可见佛教对统治阶级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已经不同于普通的王室崇尚佛教，它逐渐发展成为以王室为首，对佛教的全民崇拜。
（二）僧道为官，佛法为治
崇佛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成为了大理国的一大特色，同时政治体制也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出现“僧为官，官为僧”的政治局面。《南诏野史》载：“段氏据云南二十二主，三百六十年。段世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以僧道为官，属亦以佛法为治。称之为佛教国，亦未始不可。故其民咸知佛法，易于治理。而不尚軍旅。”这里所提到了一个大理国重要的角色“儒释”，即为读儒书的佛教徒。大理国开科取士，官员选举的来源大都是佛教徒，这种僧官制度不仅利于社会管理也更加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理国的“政教合一”不是正真意义上的独尊佛教。它在大力提倡佛教的同时，也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所以出现佛教徒也悉心钻研儒学的现象，这样也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二、佛教与大理国的经济
（一）寺院经济
小到一个部落，大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像一张巨大的的网，相互连接，相互关联。虽然寺院经济不是佛教与生俱来的产物，但是在大理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以及佛教的影响下，寺院经济十分兴盛。同时，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是分不开的。僧道为官，重要的官职都被佛教徒所把持，更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同时，佛寺还拥有许多特权，寺院僧侣的免税政策便是其中之一。加之统治者推崇佛教，大肆兴佛，大量建造佛寺、庙宇、佛像等，并且赐予佛寺大量的土地、山林等。葛元声《滇史》卷八就曾记载：“段智祥建法华寺，山下田亩以供僧人”。2寺院拥有了土地就意味着掌握了农民生存的基础。
（二）庙会集市
庙会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交制度：祭祀。“庙”最初就是指供奉神灵尤其是祖先神灵的建筑。南诏时期道教已经很兴盛，到了南诏后期以及大理国时期，佛教寺院日益增多，道观也未消失。随着宗教活动日益增多，佛寺的数量剧增，佛事渗入了庙会，庙会成为重大的宗教节日活动。随着佛教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样化。同时庙会逐渐融入了一些市集交易活动以及一些娱乐活动。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庙会逐渐成为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庙会的兴起以及逐步发展成一种稳定的社交形式，不仅促进了大理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佛教与大理国的教育
（一）“释儒”与“师僧”阶层
佛教在政治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它在大理国的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僧道为官，佛法为治”，显然佛教已经成为了上层建筑中重要的因素。大理国选举的官员从哪里来？大理国选举官员的标准又是什么？上文中《南诏野史》里提到的“读儒书者”便是指的“释儒”阶层。释儒也就是读儒书的佛教徒。《云南通志》载：“凡官员属大都用佛徒以佐治理。而佛徒亦多读儒书，故称儒释焉。”另外还有“师僧”阶层，所谓的师僧就是有家室的佛教僧人。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佛教甚盛，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设官选士，皆出此辈。”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3释儒读的是儒书，师僧教的是佛书，但是掌握着知识文化的都是佛教徒，寺院变成了学校，释儒是老师。他们不仅仅把佛教以及其他的知识教授给佛教徒，同时教授给自己的儿女后代，这样更加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同时儒书与佛经都是大家学习的“教材”，这种佛与儒的融合正是大理国文化多样性与兼容性的表现，同时也体现出佛教在大理国的盛行。佛寺的数量的剧增，也可以说是大理国“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多，为大理国开科取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学校依附于佛寺，世俗教育依附于佛教教育。正是因为这样的依附关系，使得佛教教育能在几百年间一直延续下去。
（二）对民众的教化
大理国时期民间盛行观音信仰，另外还对大黑天神十分信仰，大黑天神是一方的保护神，它“保护所有地居众生，举世皆胜”，专治疾病，降妖伏魔，得到了众生的崇拜。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善恶皆有果报，要多行善事。也教人们要忍受苦难，过和平安定的生活，修生养性。这样一来，大理国的百姓不仅仅接受了统治者的领导，另外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更加倾向于和平。“故其民咸知佛法，易治理。而不尚军旅”，不尚军旅，从侧面更加突出了大理国人温顺的性格特征。大理国全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在佛教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
四、佛教与大理国的社会民俗
（一）丧葬习俗
古时候的人对于丧葬事宜是很重视的，在云南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各个民族的丧葬习俗也是不同的。在大理，白族的丧葬是火葬，但是白族的火葬和其他采用火葬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它受到了佛教密宗的影响。在南诏时期已经开始施行火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里记载：“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火化后，骨灰用陶制的罐子装好，罐子上刻有浓厚的阿吒力教色彩的文字、花纹、雕饰。之后将罐子埋入地下，并在上面竖小石塔，塔上刻上梵文咒语。 白族火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请密教僧人念咒。这是佛教其他宗派和我国西南其他少数民族所没有的一个丧葬习俗。因为在众多佛教宗派中，密教是以咒术行教，大理国时期的密宗也是以咒术来行教的。明《景泰志》卷四《镇南州风俗》中记载：“白族在其族人死后將棺材放在中堂，请来阿吒力僧人念诵经咒三日，然后将尸体在野外焚烧，在骨头上贴上金箔，并在上面写上符咒，用瓷罐将骨灰装好。”但是，大理国后期火葬逐渐被禁止，到了明清时期更加明文规定了禁止火葬，而采用了棺葬。
（二）节日习俗
在大理国时期，受佛教的影响，不仅在丧葬习俗上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同时在庆祝节日时也深受佛教的影响，这也使大理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节日。比如“三月街”，也被称作“观音会”，从这个别称中更能看出佛教与白族节日的联系。据传说，观音降伏了罗刹，人们为了祭拜观音，有了定期祭祀观音的场所。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定期举办的庙会。李元阳的《云南通志》中载：“三月十五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因为三月街是一年一度的交易盛会，它在每年的农历的三月十五举行，一直到农历三月二十一，历时七天。
直至今日，三月街被称为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参与到这个节日中。另外还有一个民间传统节日“绕三灵”，在农历四月二十三到四月二十五这三天，男女老少盛装出席，大家烧香磕头，念诵经文，绕着佛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以及仙都金奎寺游逛。
（三）取名习俗
在大理国时期，佛教的影响可以说达到了极盛。人们对宗教中的神灵极其崇拜，以至于连取名也深受佛教的影响。白族人取名采取的是姓和名中间加上佛号的方式。在大理国时期，由于深受佛教密宗的影响，人们在取名时中间加入的佛号大多为“观音”、“大日”、“妙音”、“天王”、“般若”、“金刚”等等。在昆明大理国地藏寺经幢《造幢记》有“高观音明”；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述的大理人提到了“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在一些佛像题记上也出现了“李观音锦、王药师祥”等四字名。
佛教贯穿于大理国的始终，以王室为首，全民崇佛成为了大理国的特色。佛教在大理国的地位使它对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民俗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洱海地区仍然保存了许多南诏国、大理国的佛教文化遗产：《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崇圣寺三塔、剑川石钟山石窟、大量的佛经等。
参考文献：
[1] （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3]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M].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4] 闫峰.佛教对大理国的影响概论[J].前沿，2008（07）.
[5] 张锡禄.佛教对白族民俗的影响[J].中国宗教，2005（07）.
作者简介：马小颖（1995—），女，回族，云南安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