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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王朝是帖木儿后裔进入印度征服德里苏丹而建立的政权。其玉雕工艺远承帖木儿帝国玉雕传统，并在加罕格尔（Jahangir，1605-1627年在位）以及沙加罕（shah Jahan，1628-1658年在位）两位帝王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目前所知最精美的莫卧尔帝国玉器绝大部分制作于这一时期。
罐上花卉纹及茛苕叶纹装饰.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重要特色之一，繁缛、简约各得其宜。花瓣、枝叶尽得阴阳向背之效果，时代越晚，花卉纹饰有逾加细密繁复之趋势。这些图案在伊斯兰地区的细密画以及建筑、金属器上同样十分流行。金镂空螭龙纹盖系清代所配制，此器在清宫中或改用做香熏杯呈六瓣花式。两侧由足部伸展茛苕叶一枚，近口沿处弯折作垂蕾。四迭瓣花足。杯外壁镌刻乾隆皇帝三十七年（1772）《咏痕都斯坦玉盂》御制诗。花（蕾）耳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典型特征之一。乾隆帝一生共创作了与伊斯兰玉器有关系的玉器60余首。本品玉质偏灰绿，在西域玉器中较常见
地域时期之论断
两岸故宫藏品中有一批颇为特殊的玉器，清代文献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痕都斯坦”这一名称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献记载所指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的文献记载亦然，但大致不出今印度北部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这一范畴。椿园氏完成于乾隆四十年的《西域闻见录》“温都斯坦条”，留下了当时对印度莫卧儿王朝最为生动、具体的描述，文中记载温都斯坦为西域大国，所产漆器、金器、玉器为西域各国所推崇。
然而，两岸故宫院藏之“痕都斯坦玉器”，并非仅来自印度莫卧儿王朝，而是至少包含了中亚、帖木儿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玉器在内，即西方学者所谓的伊斯兰玉器。本文所要论述的，仅限于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
莫卧儿王朝是帖木儿后裔进入印度征服德里苏丹而建立的政权。其玉雕工艺远承帖木儿帝国玉雕传统，并在加罕格尔（jahanoir，1605-1627年在位）以及沙加罕（Shah Jahan，1628-1658年在位）两位帝王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目前所知最精美的莫卧尔帝国玉器绝大部分制作于这一时期。
艺术特色之精湛
乾隆皇帝对痕都斯坦玉器（其中大部分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大为激赏，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至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前后的27年问，共撰写了60余首诗文歌咏，还将诗文镌刻于相应玉器之上。他多次在诗中赞叹痕都斯坦制玉技艺高超，即使苏州专诸巷玉工，亦是“谢弗及也”。那么，莫卧儿王朝玉器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莫卧儿王朝玉器材料，采用的大多是来自新疆昆仑山脉的透闪石玉，与清代相同。但造型、装饰、雕琢风格上凸显的异域风情，应该是最吸引乾隆帝之处。17-18世纪的莫臥儿王朝是受人仰慕的东方大
菊瓣盘，在莫卧儿王朝以及中亚的玉器上皆有所见，其造型的渊源，或与中国明、清两代漆器相关。玉器上的嵌金装饰，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即已流行，并对萨菲、土耳其、莫卧儿各王朝的玉器皆有影响，而在莫卧儿王朝最为发达国，标志着繁华和奢侈。来自欧洲及波斯的能工巧匠云集宫廷，为王室服务。因此，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实则融汇了欧亚艺术的精髓。
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以实用器皿居多，如杯、盘、壶、罐、唾盂、蜡台、水烟罐、墨瓶笔室、火药筒等，后三者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特色用具。佩饰甚为少见，目前仅见护身符及鞣。仿生是莫卧儿王朝玉器器形的一大特色，如叶形、瓜形或羊首形杯、螺形、角形火药筒等。有意思的是，仿生传统在中国也同样流行，最先出现在宋代金银器上，继而为玉器所借用，历元、明、清一直盛行不衰。西方学者提出，莫卧儿王朝半瓜形杯的造型，可能即受到中国的影响。
花、叶装饰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第二大特色。莫卧儿王朝玉器多作花形足，口沿下饰花蕾耳，或在口沿、足沿饰花瓣、叶子。有的器表、器里装饰繁简相宜的花卉图案，莲花、蔷薇、金线莲、罂粟花，不一而足，且姿态摇曳缤纷。花、叶、枝干皆浮雕，因为将雕琢之线条、转折痕迹悉数打磨、抛光，只见纹饰的起伏而罕见线条，因此“抚不留手”、圆滑之至，体现出受欧洲雕塑艺术的深刻影响。
玉器表面嵌饰黄金、宝石，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又一大特色。无论中国或印度，上好的白玉，很少镶嵌黄金宝石，而注重突出材质本身之美。然而，对于有瑕疵的玉材，中国工匠或以设计弥补，或听之任之。但在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往往加饰黄金及珠宝，这样，既可掩瑜，亦可借助金色以及丰富的宝石颜色，使得器物更加富丽堂皇。将高超的珠宝首饰工艺移植到玉器之上，是莫卧儿王朝的首创。
玉器东传之影响
乾隆勘定新疆，一统天山南北之后，中亚地区的东半部已经归入清朝疆域，中亚地区的西半部各国与新疆地区的贸易络绎不绝。尽管当时清朝与莫卧尔王朝并无直接往来，但并不妨碍莫卧儿王朝丝织品、玉器经中亚进入清宫。因为乾隆帝对莫卧儿王朝玉器的激赏，回部首领、驻疆大臣及地方大吏出于种种目的纷纷购买入贡，新疆成为包括莫卧儿王朝玉器在内的所谓痕都斯坦玉器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除此之外，西藏也是莫卧儿王朝玉器入境的另一途径。
莫卧儿王朝玉器传入清廷之后，有些花、叶纹饰，如茛苕纹，被借鉴运用到清代玉器之上。亦有以莫卧儿王朝玉器为蓝本加以复制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碧玉蜡台。此外，因为乾隆帝的喜爱，地方官员竭力求购以献朝廷，市场上亦开始出现仿品。这些仿品的主要制作地应在新疆或苏州，混合了两地的玉雕风格。有一批工艺极为高超的仿制品，当出自苏州玉工之手。
之前有文章提及清宫造办处有所谓专门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西番作”。但从目前所见文献看，没有证据显示清宫造办处曾设立“西番作”，以仿制痕都斯坦玉器。清晚期至民国初年，由于宫中物品以及相关信息的外流，北京坊问可能曾出现痕都斯坦玉器的仿作。“西番作”这一名称，估计也是这时开始出现并流行，且流传至今。所谓西番作作品，很大部分可能出自新疆、苏州玉匠之手。
（编辑/董萍）
罐上花卉纹及茛苕叶纹装饰.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重要特色之一，繁缛、简约各得其宜。花瓣、枝叶尽得阴阳向背之效果，时代越晚，花卉纹饰有逾加细密繁复之趋势。这些图案在伊斯兰地区的细密画以及建筑、金属器上同样十分流行。金镂空螭龙纹盖系清代所配制，此器在清宫中或改用做香熏杯呈六瓣花式。两侧由足部伸展茛苕叶一枚，近口沿处弯折作垂蕾。四迭瓣花足。杯外壁镌刻乾隆皇帝三十七年（1772）《咏痕都斯坦玉盂》御制诗。花（蕾）耳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典型特征之一。乾隆帝一生共创作了与伊斯兰玉器有关系的玉器60余首。本品玉质偏灰绿，在西域玉器中较常见
地域时期之论断
两岸故宫藏品中有一批颇为特殊的玉器，清代文献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痕都斯坦”这一名称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献记载所指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的文献记载亦然，但大致不出今印度北部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这一范畴。椿园氏完成于乾隆四十年的《西域闻见录》“温都斯坦条”，留下了当时对印度莫卧儿王朝最为生动、具体的描述，文中记载温都斯坦为西域大国，所产漆器、金器、玉器为西域各国所推崇。
然而，两岸故宫院藏之“痕都斯坦玉器”，并非仅来自印度莫卧儿王朝，而是至少包含了中亚、帖木儿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玉器在内，即西方学者所谓的伊斯兰玉器。本文所要论述的，仅限于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
莫卧儿王朝是帖木儿后裔进入印度征服德里苏丹而建立的政权。其玉雕工艺远承帖木儿帝国玉雕传统，并在加罕格尔（jahanoir，1605-1627年在位）以及沙加罕（Shah Jahan，1628-1658年在位）两位帝王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目前所知最精美的莫卧尔帝国玉器绝大部分制作于这一时期。
艺术特色之精湛
乾隆皇帝对痕都斯坦玉器（其中大部分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大为激赏，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至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前后的27年问，共撰写了60余首诗文歌咏，还将诗文镌刻于相应玉器之上。他多次在诗中赞叹痕都斯坦制玉技艺高超，即使苏州专诸巷玉工，亦是“谢弗及也”。那么，莫卧儿王朝玉器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莫卧儿王朝玉器材料，采用的大多是来自新疆昆仑山脉的透闪石玉，与清代相同。但造型、装饰、雕琢风格上凸显的异域风情，应该是最吸引乾隆帝之处。17-18世纪的莫臥儿王朝是受人仰慕的东方大
菊瓣盘，在莫卧儿王朝以及中亚的玉器上皆有所见，其造型的渊源，或与中国明、清两代漆器相关。玉器上的嵌金装饰，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即已流行，并对萨菲、土耳其、莫卧儿各王朝的玉器皆有影响，而在莫卧儿王朝最为发达国，标志着繁华和奢侈。来自欧洲及波斯的能工巧匠云集宫廷，为王室服务。因此，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实则融汇了欧亚艺术的精髓。
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以实用器皿居多，如杯、盘、壶、罐、唾盂、蜡台、水烟罐、墨瓶笔室、火药筒等，后三者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特色用具。佩饰甚为少见，目前仅见护身符及鞣。仿生是莫卧儿王朝玉器器形的一大特色，如叶形、瓜形或羊首形杯、螺形、角形火药筒等。有意思的是，仿生传统在中国也同样流行，最先出现在宋代金银器上，继而为玉器所借用，历元、明、清一直盛行不衰。西方学者提出，莫卧儿王朝半瓜形杯的造型，可能即受到中国的影响。
花、叶装饰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第二大特色。莫卧儿王朝玉器多作花形足，口沿下饰花蕾耳，或在口沿、足沿饰花瓣、叶子。有的器表、器里装饰繁简相宜的花卉图案，莲花、蔷薇、金线莲、罂粟花，不一而足，且姿态摇曳缤纷。花、叶、枝干皆浮雕，因为将雕琢之线条、转折痕迹悉数打磨、抛光，只见纹饰的起伏而罕见线条，因此“抚不留手”、圆滑之至，体现出受欧洲雕塑艺术的深刻影响。
玉器表面嵌饰黄金、宝石，是莫卧儿王朝玉器的又一大特色。无论中国或印度，上好的白玉，很少镶嵌黄金宝石，而注重突出材质本身之美。然而，对于有瑕疵的玉材，中国工匠或以设计弥补，或听之任之。但在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往往加饰黄金及珠宝，这样，既可掩瑜，亦可借助金色以及丰富的宝石颜色，使得器物更加富丽堂皇。将高超的珠宝首饰工艺移植到玉器之上，是莫卧儿王朝的首创。
玉器东传之影响
乾隆勘定新疆，一统天山南北之后，中亚地区的东半部已经归入清朝疆域，中亚地区的西半部各国与新疆地区的贸易络绎不绝。尽管当时清朝与莫卧尔王朝并无直接往来，但并不妨碍莫卧儿王朝丝织品、玉器经中亚进入清宫。因为乾隆帝对莫卧儿王朝玉器的激赏，回部首领、驻疆大臣及地方大吏出于种种目的纷纷购买入贡，新疆成为包括莫卧儿王朝玉器在内的所谓痕都斯坦玉器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除此之外，西藏也是莫卧儿王朝玉器入境的另一途径。
莫卧儿王朝玉器传入清廷之后，有些花、叶纹饰，如茛苕纹，被借鉴运用到清代玉器之上。亦有以莫卧儿王朝玉器为蓝本加以复制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碧玉蜡台。此外，因为乾隆帝的喜爱，地方官员竭力求购以献朝廷，市场上亦开始出现仿品。这些仿品的主要制作地应在新疆或苏州，混合了两地的玉雕风格。有一批工艺极为高超的仿制品，当出自苏州玉工之手。
之前有文章提及清宫造办处有所谓专门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西番作”。但从目前所见文献看，没有证据显示清宫造办处曾设立“西番作”，以仿制痕都斯坦玉器。清晚期至民国初年，由于宫中物品以及相关信息的外流，北京坊问可能曾出现痕都斯坦玉器的仿作。“西番作”这一名称，估计也是这时开始出现并流行，且流传至今。所谓西番作作品，很大部分可能出自新疆、苏州玉匠之手。
（编辑/董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