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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库切的小说新作《耶稣的童年》是一个奇特的寓言性文本——完全按时间顺序推进的单线索故事(叙述层面上似乎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相当生活化的写实手法,文字简约而平实。书中没有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倾泻,没有大段的玄思臆想和心理描写,甚至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喻象。这种反常的“简单叙事”让人颇感费解。
中译本卷首有学者许志强撰写的序言《新移民故事》(亦见《书城》二零一三年四月号),一篇很精彩的解读文章。其中着重从全球化视角探讨“新移民”的文学内涵,寻绎现代人在“无根状态”中的自我启蒙历程,包括“克服历史记忆的阻碍,寻求作为难民—移民—公民的权利”等等。显然,许序的诠释主要着眼于当代文化身份的隐喻关系,结论部分关于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幻觉之说亦在另一层面上揭示了“新生活”的时代属性。不过,对于这部小说的叙事意图仍然可做多方面思考,如果换一个审视角度,对书中描述的人生境况以及社会形态细加考察,也许会有另一种认知途径。
本文提供的阐释方案是将库切这部作品定义为反乌托邦小说。不过,这里要陈述的意见并非与许序商榷,因为这个颇为费解的新移民故事本身很可能是一个“罗生门”。
寓言小说通常采用不确定的虚拟背景,这里同样如此。故事中诺维拉是虚构的某个西班牙语国家的一个海滨城市,并未交代是在欧洲还是大洋另一侧。其实,“国家”在这里似乎并不存在,书中有几处偶尔出现的“国家”字眼亦可理解为人物所抵之处(原文是country,这与state或是nation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完全不同),并非作为政治实体或是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作者将他的人物带入这样一个乌有之乡(nowhere),自是疏离现实政治语境的手段。
小说中心人物是分别名叫西蒙和大卫的一老一小,他们似乎是作为难民乘船而来,在海边沙漠中贝尔斯塔营地待了六个星期(强制学习西班牙语),然后到诺维拉来寻求安置。西蒙向安置中心工作人员安娜解释自己和大卫的关系——这孩子不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他们在船上相遇,由于大卫与自己母亲失散了,又丢失可证明其身份的信件,他便自动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还要帮他去寻找母亲。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并没有指明他们的难民身份。“营地”(camp)一词自然让人想到难民营,但似乎又回避了“难民”的定义。在安置中心,在随后描述的新移民生活中,都没有出现“难民”一说。他们被称作“抵达者”。他们从哪里来?何以乘桴浮于海?一概未予交代。书中一再提起,他们的过去和记忆都被“洗白”了,就连西蒙和大卫的名字也是在营地给取的。新移民,新生活,一切都从头开始。这或许是一个创世的隐喻?
库切在《凶年纪事》一篇札记中谈到难民收置问题,将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海滨的巴克斯特羁押中心比之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湾,因为许多难民被“遥遥无期地羁押在那个沙漠中的囚笼里”。贝尔斯塔(Belstar)很像是巴克斯特(Baxter)的音转,但贝尔斯塔的情形显然比较人道,这是通向新生活的中转站,抵达者至少受到体面的接待。大概就是在培训西班牙语的同时,抵达者洗去了(或是被洗去了)他们身上的“旧痕迹”。至于怎么个洗法小说未做解释,“洗”如果作为一个抽象动词,中国读者很容易想到“洗心革面”的成语。
新生活从诺维拉开始。这地方显然是一个和谐社会,安置中心给西蒙和孩子解决了临时食宿,西蒙很快在码头上找到了工作,几个星期后他们又分到一套住房。小说对他们位于东村的单居室公寓有简单描述,总之“条件还过得去”。整个住宅区倒很有中国特色,有点像是福利分房时期建造的工人新村——
那些街区都规划成统一的模式,全是四层高的楼房。每一层有六套公寓房,楼前都有一个小广场,其中建有一些居民公用设施:一个儿童游乐场,一个嬉水池,一个自行车棚,还有晾衣架什么的。
不光住房免费,诺维拉的福利社会主义可谓无处不在。在这个城市,抵达者都能领到一笔安置费,公交车是免费的,看足球赛无须买票,工人就读业余学校也不用花钱(还免费提供夜餐)……有一次西蒙因工伤住院,竟能享受单人病房,因为一切都由工会买单。其实,这些无处不在的福利制度恰恰表明国家机器无处不在。
小说有意淡化“国家”与权力机构,显然不想坠入任何制度与政治理论的话语困境。姓“资”姓“社”不重要,在这个虚拟的和谐社会中,关键是没有实质性矛盾冲突。首先是没有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其次也没有种族问题。这里有工会组织,却并无工人运动。在码头上用刀子划伤阿尔瓦罗的达戈先生是少见的不和谐因素,其实不必操心诺维拉的治安状况。总之,人们没有痛苦,没有愤懑,更没有想入非非的欲求。因为没有矛盾冲突,自然不需要暴力维稳。安排好基本民生问题,国家机器大可隐而不彰。
西蒙在码头上做装卸工,跟工友们相处得很好,领班阿尔瓦罗和同事欧根尼奥等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在东村小区,他还结识了埃琳娜母子,有一度跟那女人几乎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在诺维拉,似乎跟任何人发展友情都有可能,每个人都是走进新生活的异乡人,人与人之间都被扯平了。从西蒙的言谈和思维来看,此人在“过去”世界里像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从事扛麻袋的体力劳动有时会感到不适,但他丝毫没有瞧不起这种卖苦力的劳作。他在竭力融入这个社会,也想成为阿尔瓦罗、安娜和埃琳娜那样的“新人”。
这个乌托邦的源头是贝尔斯塔营地,在那儿历史已被终结,人的欲望也被终结。所以,诺维拉社会主义不必建构于意识形态诸般教条,不必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只需要引入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朴素想象——这是推演新生活图景的逻辑起点。
当然,诺维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简陋的物质基础之上。因为这儿没有市场经济土壤,“国家”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安排一切经济与民生事务。所以,码头粮仓里堆积了大量谷物,任由鼠啮虫噬,且又源源不断大量进口。在这里,食物并不十分短缺,但食品种类却相当单调,通常每天都是乏味的面包。西蒙发现这儿很难弄到肉食,阿尔瓦罗告诉他,想要吃肉只能逮老鼠。压抑自己的食欲和别的欲望是新生活的基本要义之一。安置中心的安娜是比西蒙先来的抵达者,她让西蒙和孩子学会压抑自己的饥饿感,因为“饥饿就像你肚子里的一条狗:你越是喂它,它就要得越多”。
中译本卷首有学者许志强撰写的序言《新移民故事》(亦见《书城》二零一三年四月号),一篇很精彩的解读文章。其中着重从全球化视角探讨“新移民”的文学内涵,寻绎现代人在“无根状态”中的自我启蒙历程,包括“克服历史记忆的阻碍,寻求作为难民—移民—公民的权利”等等。显然,许序的诠释主要着眼于当代文化身份的隐喻关系,结论部分关于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幻觉之说亦在另一层面上揭示了“新生活”的时代属性。不过,对于这部小说的叙事意图仍然可做多方面思考,如果换一个审视角度,对书中描述的人生境况以及社会形态细加考察,也许会有另一种认知途径。
本文提供的阐释方案是将库切这部作品定义为反乌托邦小说。不过,这里要陈述的意见并非与许序商榷,因为这个颇为费解的新移民故事本身很可能是一个“罗生门”。
一
寓言小说通常采用不确定的虚拟背景,这里同样如此。故事中诺维拉是虚构的某个西班牙语国家的一个海滨城市,并未交代是在欧洲还是大洋另一侧。其实,“国家”在这里似乎并不存在,书中有几处偶尔出现的“国家”字眼亦可理解为人物所抵之处(原文是country,这与state或是nation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完全不同),并非作为政治实体或是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作者将他的人物带入这样一个乌有之乡(nowhere),自是疏离现实政治语境的手段。
小说中心人物是分别名叫西蒙和大卫的一老一小,他们似乎是作为难民乘船而来,在海边沙漠中贝尔斯塔营地待了六个星期(强制学习西班牙语),然后到诺维拉来寻求安置。西蒙向安置中心工作人员安娜解释自己和大卫的关系——这孩子不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他们在船上相遇,由于大卫与自己母亲失散了,又丢失可证明其身份的信件,他便自动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还要帮他去寻找母亲。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并没有指明他们的难民身份。“营地”(camp)一词自然让人想到难民营,但似乎又回避了“难民”的定义。在安置中心,在随后描述的新移民生活中,都没有出现“难民”一说。他们被称作“抵达者”。他们从哪里来?何以乘桴浮于海?一概未予交代。书中一再提起,他们的过去和记忆都被“洗白”了,就连西蒙和大卫的名字也是在营地给取的。新移民,新生活,一切都从头开始。这或许是一个创世的隐喻?
库切在《凶年纪事》一篇札记中谈到难民收置问题,将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海滨的巴克斯特羁押中心比之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湾,因为许多难民被“遥遥无期地羁押在那个沙漠中的囚笼里”。贝尔斯塔(Belstar)很像是巴克斯特(Baxter)的音转,但贝尔斯塔的情形显然比较人道,这是通向新生活的中转站,抵达者至少受到体面的接待。大概就是在培训西班牙语的同时,抵达者洗去了(或是被洗去了)他们身上的“旧痕迹”。至于怎么个洗法小说未做解释,“洗”如果作为一个抽象动词,中国读者很容易想到“洗心革面”的成语。
新生活从诺维拉开始。这地方显然是一个和谐社会,安置中心给西蒙和孩子解决了临时食宿,西蒙很快在码头上找到了工作,几个星期后他们又分到一套住房。小说对他们位于东村的单居室公寓有简单描述,总之“条件还过得去”。整个住宅区倒很有中国特色,有点像是福利分房时期建造的工人新村——
那些街区都规划成统一的模式,全是四层高的楼房。每一层有六套公寓房,楼前都有一个小广场,其中建有一些居民公用设施:一个儿童游乐场,一个嬉水池,一个自行车棚,还有晾衣架什么的。
不光住房免费,诺维拉的福利社会主义可谓无处不在。在这个城市,抵达者都能领到一笔安置费,公交车是免费的,看足球赛无须买票,工人就读业余学校也不用花钱(还免费提供夜餐)……有一次西蒙因工伤住院,竟能享受单人病房,因为一切都由工会买单。其实,这些无处不在的福利制度恰恰表明国家机器无处不在。
小说有意淡化“国家”与权力机构,显然不想坠入任何制度与政治理论的话语困境。姓“资”姓“社”不重要,在这个虚拟的和谐社会中,关键是没有实质性矛盾冲突。首先是没有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其次也没有种族问题。这里有工会组织,却并无工人运动。在码头上用刀子划伤阿尔瓦罗的达戈先生是少见的不和谐因素,其实不必操心诺维拉的治安状况。总之,人们没有痛苦,没有愤懑,更没有想入非非的欲求。因为没有矛盾冲突,自然不需要暴力维稳。安排好基本民生问题,国家机器大可隐而不彰。
西蒙在码头上做装卸工,跟工友们相处得很好,领班阿尔瓦罗和同事欧根尼奥等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在东村小区,他还结识了埃琳娜母子,有一度跟那女人几乎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在诺维拉,似乎跟任何人发展友情都有可能,每个人都是走进新生活的异乡人,人与人之间都被扯平了。从西蒙的言谈和思维来看,此人在“过去”世界里像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从事扛麻袋的体力劳动有时会感到不适,但他丝毫没有瞧不起这种卖苦力的劳作。他在竭力融入这个社会,也想成为阿尔瓦罗、安娜和埃琳娜那样的“新人”。
这个乌托邦的源头是贝尔斯塔营地,在那儿历史已被终结,人的欲望也被终结。所以,诺维拉社会主义不必建构于意识形态诸般教条,不必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只需要引入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朴素想象——这是推演新生活图景的逻辑起点。
二
当然,诺维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简陋的物质基础之上。因为这儿没有市场经济土壤,“国家”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安排一切经济与民生事务。所以,码头粮仓里堆积了大量谷物,任由鼠啮虫噬,且又源源不断大量进口。在这里,食物并不十分短缺,但食品种类却相当单调,通常每天都是乏味的面包。西蒙发现这儿很难弄到肉食,阿尔瓦罗告诉他,想要吃肉只能逮老鼠。压抑自己的食欲和别的欲望是新生活的基本要义之一。安置中心的安娜是比西蒙先来的抵达者,她让西蒙和孩子学会压抑自己的饥饿感,因为“饥饿就像你肚子里的一条狗:你越是喂它,它就要得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