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常州阳湖（今武进）人，字惠甫，号能静居士。赵烈文在曾国藩晚年时随侍左右做贴身幕僚，曾国藩对这位年轻人很信任，两人常在密室中谈论朝政，臧否人物。赵烈文将这些谈话记载于《能静居日记》，其中人们熟知的是其在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预判清朝将在五十年内因“抽心一烂”而灭亡。
　　当时，湘淮军已经平定了东南，开始搞洋务运动，整个国家的气象看上去有些好的转变，更有会“唱颂歌”的人将其名之为“同治中兴”。作为中兴第一大臣的曾国藩，对“中兴”的成色如何，还是有足够的清醒。这一天，曾国藩听北京来客介绍京师的社会状况后，便忧心忡忡地对赵烈文说：
　　“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趙烈文回答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当时虽认为国事多难，但不至于崩盘，为此还和赵烈文辩驳了一番。不过，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赵烈文的判断。
　　赵烈文于甲午年（1894）去世，并没有见证清朝土崩瓦解的最后结局。但他的同乡晚辈赵凤昌（很有可能是同族）不仅是目睹者，还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
　　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也是常州武进人，比赵烈文小二十四岁。他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的催生者之一。
　　赵凤昌少年时家贫，失学后入钱庄当学徒。富户朱某看赵凤昌聪明伶俐，绝非池中之物，于是给他一笔钱捐了杂职，分发到广东候补，时年二十岁。到广东后不久，赵凤昌碰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早年是京师“清流派”重要角色，后到广州做两广总督。张之洞很是欣赏这位聪明、勤快、记忆力惊人的小伙子，对其十分信任，让赵凤昌充当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
　　刚到张之洞身边时，赵凤昌做了一件让张之洞对其刮目相看的事：说动张之洞重开“赌闱”。经过中法战争后，两广衙门很缺钱，但又不能增加田赋和商业税，那钱从哪儿来？赵凤昌告诉张之洞，广东人好赌，让他们白白地出钱给官府报效很难，但是愿意在赌场上一掷千金。“赌闱”就是赌乡试的中举者姓氏。因为事关朝廷抡才大典，有辱斯文，被禁了多年，可洋人在澳门照样开场子“赌闱”，广东士民纷纷送钱去那里。与其这样，这笔钱不如由官府自己来赚。
　　赵凤昌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一是策动了“东南互保”;二是在“武昌起义”后成为“南北议和”的促成者之一。
　　1900年，慈禧老太后发了疯，向十一国宣战。但是，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就能看出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会将中国引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而洋务运动积攒下的那点底子也一定会为之灰飞烟灭。当时，像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样的明白人心急如焚，可朝廷宣战了，而且是举全国之力决一死战，做地方官的怎么能置身于外？
　　为了家乡，也为了中国，赵凤昌他们不能陪着慈禧老太后发疯。于是张謇、赵凤昌、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倡议拒绝奉行来自北京的“乱命”，自行其是与列强签订和约。为了打消自己“老板”的顾虑，赵凤昌还给张之洞拍了一封电报，伪造了一条消息说：
　　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
　　张之洞可是探花出身的重臣，久历宦海的他不敢相信，又回电问这“洋电”从何而来。赵凤昌马上拉上常州同乡盛宣怀为他背书，他对盛宣怀说：
　　“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且既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
　　意思是说，我们在上海从洋人那里得知这个消息，但没有看到原文，为了国家我们向各位督抚转达一下而已。即便穿帮，也只是“信谣、传谣”的罪过。
　　于是，盛宣怀把赵凤昌发给张之洞的电文照抄分发给各省督抚，表示确有其事。赵凤昌再复电张之洞：“盛亦得洋电，已通电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然后，南方各省代表来到上海，与列国驻上海领事团签订协议。如此，“东南互保”大功告成，中国南方免受了一场兵燹。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上海光复。赵凤昌在上海南阳路十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南北要人聚会之所。赵凤昌充分利用他与北、南两方要人的私交，居间联络，出谋划策。黄兴在汉阳被北洋军打败，回上海后在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唐绍仪到上海议和，也在赵宅与黄兴面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阴堂”向赵凤昌征询意见。
　　今天，许多人知道张謇在促成清帝逊位、南北议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赵凤昌的贡献一点不比张謇小。
　　清末常州这两位姓赵的先贤，都是明了大势的清醒者，但是赵凤昌比赵烈文更加不容易。赵烈文是佛门弟子，日记中处处流露出幻灭感，他对国家的前景是悲观的。但在面对“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时，赵凤昌积极作为，两次避免了富庶的南方受战火波及，避免了生灵涂炭，为中国保留了一线生机。
　　（摘自《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