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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一直是像吕楠他们那样,投纪实、艺术的奖项,就没人争论这个问题了。”《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文澜认为,卢广的问题出在拿纪实摄影的作品去参加新闻类摄影奖项。
王文澜对卢广的评价是,“拍什么”没有问题,但“怎么拍”尚有争论。“在处理一些题材时,有时候应该比较放松的,看得出来他会很‘刻意’”,“有些过于艺术化”。
而新闻摄影界元老、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则认为,卢广的问题是缺乏“自我约束”。“体制内的人,大家还有一个界限来管着你,就算体制外的很多摄影师也有自我约束。不像他,得奖拿钱就行了。”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贺延光觉得,更严重的后果是,获了奖的卢广很可能会影响一批人。“都是爱好者,也不懂这个,看到一些名气很大的人都这么拍而且获了奖,很难指责他们。但影响很不好。”贺延光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有,这十几年过去了,中国摄影圈里并没有更多的“卢广”出现——哪怕是学他“这么拍”而获了大奖的。或许有摄影者也会去关注社会死角,但像他一样,照片引起广为关注的还是不多。
被质疑的,仍然还是只有一个卢广。
他们都按照国际的标准来看待我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每张照片都会经过Photoshop处理吗?参赛照片有相关限制和要求吗?
卢广:每张照片后期都会调一调。其实以前用胶片拍照的时候,也是会转换成数码格式,用电脑进行后期处理。再早些时候,手工放大,如果有太亮的地方,可以手工压深。所以不是不能用Photoshop处理,关键在于怎么处理。
评奖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不能叠加,不能用印章去印,也不能切割、拼贴,但提亮、压深一点是可以的,让照片影调看起来更舒服。照片颜色不能变得过分夸张,但彩色变成黑白可以。
有人认为我照片的色彩很夸张,其实不是。相对于现场,照片的色彩我都已经减淡了,有的还有可能会更深沉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你的一些照片有摆拍的嫌疑,你并不认同?
卢广: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叫摆拍。如果本来没这个事,但找了一个人来作假拍照,就是摆拍;而如果是真人、真事、真时间,被拍者只不过是知道我在一旁拍摄而已,就不是摆拍。很多人认为偷拍才是抓拍,他们是用一种新闻记者的观点来看,其实那跟纪实摄影是不一样的。
到现在为止,我那么多张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摆拍的,从来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你并不讳言自己有时候会让被拍对象“配合”,那你拍摄的时候有底线么?
卢广:我的底线就是不造假。摆拍其实就是造假。但是我要说的是,难道我跟采访对象很熟,他愿意给我拍,就是摆拍?这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领导会晤,他们握手时转过脸来面对相机,这也算摆拍?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你拍摄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奖。
卢广:在国内,我得过金像奖、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等等,其实没什么奖可拿了。后来参加一些奖项,或者可以说就是为了钱。那时我的想法是,自己在国内已经能达到一定的影响力,很多照片只要参赛都可以获奖,哪怕是二等、三等,都可以拿到几千块,我要做的只是洗一张照片寄过去。能拿钱为什么不去拿呢?
后来发现这不是钱的问题,你要考虑很多。比如《喜马拉雅的枪声》被取消“金镜头”奖以后,很多人,包括摄影界的人都跟我说“卢广,你不能老参加比赛了,你老拿奖,别人怎么拿?總有人要来攻击你的。”我一想,算了,这几千块我不拿了。
2001年我复出,目标就是能在国际上、在荷赛拿个奖。获荷赛奖以前,《艾滋病》的那组照片曾在全国五六十家媒体发表,结果得到了一些群众的同情、一些社会资助,但非常有限。2004年拿到荷赛金奖以后,消息传得很快,给了河南省政府很大的压力,他们高度重视,逐步做了很多调查和救助工作。这对我触动很大,我认为照片不能说光在媒体发表就行了,得有更好的媒介和平台——通过国际比赛,吸引大家的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用你的“纪实性作品”去参加新闻类摄影评奖吗?
卢广:很多奖项,比如荷赛,其实不是纯新闻类奖,它甚至还包括当代类的奖项。新闻分很多种,有突发新闻,有一般新闻,纪实摄影不能放在突发新闻里,他们的新闻今天拍明天发,我的作品15年了还是新闻,没法对等。
你觉得荷赛的评委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其实不要跟他们(质疑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这些根本理不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你的《吸毒者》和《喜马拉雅的枪声》等系列作品,摄影界有人提出疑义,说你欺骗被拍摄者,在当地拿他们当朋友,回来又将他们变成批判的对象,你怎么解释这一点?
卢广:吸毒的组照获得大众摄影一等奖后,有人认为我获了奖、拿了钱,是受益者,吸毒者却被公安局抓起来,是受害者。我觉得,公安局把他们抓起来,是救他们、给他们解脱,是好事,而不是害他们。
还有人说我不诚实,没说明拍照是干什么用的,是侵犯人权。我的拍摄模式也受到质疑。反正我卢广不管做什么事都会遭质疑,好的事情也会说成不好,他们都按照国际的标准来看待我所拍摄的东西。
“我不是在中国的小圈子里”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你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质疑你?
卢广:质疑我很正常,因为我不是体制内的,我是体制外的。我没地位,我是圈子以外的,现在还跑到圈子里面来拿东西(奖)。现在的话语权在他们身上,不在我这里。我是从地方上慢慢上来的,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不大。
中国新闻周刊:你已经将自己跟圈内人完全分开来了,觉得自己在摄影圈里算是另类吗?
卢广:对,你说对了。比如我现在去拍劳模,我让他配合做一下,一发表,肯定一片叫好;但如果拍一个本来很魁梧的小偷,他们会说不能让他魁梧,要让他蹲在那里。
这就是中国摄影。但我不是这样,我不大会去拍表扬的东西。国际性的自由摄影师更关注人和人性、监督社会,如果美好的生活里面出现了不美好的事情,就要把这个事说出来,让它得到解决。而在中国不一样。就像一个苹果,如果有一点烂掉了,很多中国记者就会把苹果转个身拍,不让你看到。
很少有朋友做我这样的工作。
现在的状况是,越是一个弱势群体,越是被歧视。但是我不孤独,因为国际上很多摄影师都是那么做的。我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做这件事的,我的照片会得到认可,就是因为我融入了一个世界的圈子,而不是在中国的小圈子里。
中国新闻周刊:你关注这些题材那么多年,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也来做同类纪实摄影的工作?
卢广:你说的这个问题十几年以前就已经有人在问了。1996年颁给我金像奖,是因为卢广拍“吸毒”,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有很多丑陋的问题,目的也是给摄影者一个榜样,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类题材,并且知道怎么去关注。
十几年下来,其实关注的人也很多,但还是没有突出的。可能因为做调查报道很辛苦,做出来还不一定能发表。跟阅历和能力也很有关系,很多人去了以后都做不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只做这件事,而很多人要么没法支配自己的时间,要么没资金。真有钱有时间的摄影师多么?也多。但是他们不拍这些,喜欢拍风光、拍风情。
在国外却有很多我这样的摄影师,也被有的人看不起,受到主流媒体的人歧视。说起来很可悲。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后会想往体制内靠么,还是会一直坚持自由摄影?
卢广:也有很多报纸叫我去做摄影记者,但是我自由惯了,到一个报社,就得听他们指挥,而我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更大的野心和目标,比如成为尤金
王文澜对卢广的评价是,“拍什么”没有问题,但“怎么拍”尚有争论。“在处理一些题材时,有时候应该比较放松的,看得出来他会很‘刻意’”,“有些过于艺术化”。
而新闻摄影界元老、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则认为,卢广的问题是缺乏“自我约束”。“体制内的人,大家还有一个界限来管着你,就算体制外的很多摄影师也有自我约束。不像他,得奖拿钱就行了。”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贺延光觉得,更严重的后果是,获了奖的卢广很可能会影响一批人。“都是爱好者,也不懂这个,看到一些名气很大的人都这么拍而且获了奖,很难指责他们。但影响很不好。”贺延光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有,这十几年过去了,中国摄影圈里并没有更多的“卢广”出现——哪怕是学他“这么拍”而获了大奖的。或许有摄影者也会去关注社会死角,但像他一样,照片引起广为关注的还是不多。
被质疑的,仍然还是只有一个卢广。
他们都按照国际的标准来看待我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每张照片都会经过Photoshop处理吗?参赛照片有相关限制和要求吗?
卢广:每张照片后期都会调一调。其实以前用胶片拍照的时候,也是会转换成数码格式,用电脑进行后期处理。再早些时候,手工放大,如果有太亮的地方,可以手工压深。所以不是不能用Photoshop处理,关键在于怎么处理。
评奖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不能叠加,不能用印章去印,也不能切割、拼贴,但提亮、压深一点是可以的,让照片影调看起来更舒服。照片颜色不能变得过分夸张,但彩色变成黑白可以。
有人认为我照片的色彩很夸张,其实不是。相对于现场,照片的色彩我都已经减淡了,有的还有可能会更深沉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你的一些照片有摆拍的嫌疑,你并不认同?
卢广: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叫摆拍。如果本来没这个事,但找了一个人来作假拍照,就是摆拍;而如果是真人、真事、真时间,被拍者只不过是知道我在一旁拍摄而已,就不是摆拍。很多人认为偷拍才是抓拍,他们是用一种新闻记者的观点来看,其实那跟纪实摄影是不一样的。
到现在为止,我那么多张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摆拍的,从来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你并不讳言自己有时候会让被拍对象“配合”,那你拍摄的时候有底线么?
卢广:我的底线就是不造假。摆拍其实就是造假。但是我要说的是,难道我跟采访对象很熟,他愿意给我拍,就是摆拍?这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领导会晤,他们握手时转过脸来面对相机,这也算摆拍?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你拍摄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奖。
卢广:在国内,我得过金像奖、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等等,其实没什么奖可拿了。后来参加一些奖项,或者可以说就是为了钱。那时我的想法是,自己在国内已经能达到一定的影响力,很多照片只要参赛都可以获奖,哪怕是二等、三等,都可以拿到几千块,我要做的只是洗一张照片寄过去。能拿钱为什么不去拿呢?
后来发现这不是钱的问题,你要考虑很多。比如《喜马拉雅的枪声》被取消“金镜头”奖以后,很多人,包括摄影界的人都跟我说“卢广,你不能老参加比赛了,你老拿奖,别人怎么拿?總有人要来攻击你的。”我一想,算了,这几千块我不拿了。
2001年我复出,目标就是能在国际上、在荷赛拿个奖。获荷赛奖以前,《艾滋病》的那组照片曾在全国五六十家媒体发表,结果得到了一些群众的同情、一些社会资助,但非常有限。2004年拿到荷赛金奖以后,消息传得很快,给了河南省政府很大的压力,他们高度重视,逐步做了很多调查和救助工作。这对我触动很大,我认为照片不能说光在媒体发表就行了,得有更好的媒介和平台——通过国际比赛,吸引大家的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用你的“纪实性作品”去参加新闻类摄影评奖吗?
卢广:很多奖项,比如荷赛,其实不是纯新闻类奖,它甚至还包括当代类的奖项。新闻分很多种,有突发新闻,有一般新闻,纪实摄影不能放在突发新闻里,他们的新闻今天拍明天发,我的作品15年了还是新闻,没法对等。
你觉得荷赛的评委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其实不要跟他们(质疑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这些根本理不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你的《吸毒者》和《喜马拉雅的枪声》等系列作品,摄影界有人提出疑义,说你欺骗被拍摄者,在当地拿他们当朋友,回来又将他们变成批判的对象,你怎么解释这一点?
卢广:吸毒的组照获得大众摄影一等奖后,有人认为我获了奖、拿了钱,是受益者,吸毒者却被公安局抓起来,是受害者。我觉得,公安局把他们抓起来,是救他们、给他们解脱,是好事,而不是害他们。
还有人说我不诚实,没说明拍照是干什么用的,是侵犯人权。我的拍摄模式也受到质疑。反正我卢广不管做什么事都会遭质疑,好的事情也会说成不好,他们都按照国际的标准来看待我所拍摄的东西。
“我不是在中国的小圈子里”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你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质疑你?
卢广:质疑我很正常,因为我不是体制内的,我是体制外的。我没地位,我是圈子以外的,现在还跑到圈子里面来拿东西(奖)。现在的话语权在他们身上,不在我这里。我是从地方上慢慢上来的,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不大。
中国新闻周刊:你已经将自己跟圈内人完全分开来了,觉得自己在摄影圈里算是另类吗?
卢广:对,你说对了。比如我现在去拍劳模,我让他配合做一下,一发表,肯定一片叫好;但如果拍一个本来很魁梧的小偷,他们会说不能让他魁梧,要让他蹲在那里。
这就是中国摄影。但我不是这样,我不大会去拍表扬的东西。国际性的自由摄影师更关注人和人性、监督社会,如果美好的生活里面出现了不美好的事情,就要把这个事说出来,让它得到解决。而在中国不一样。就像一个苹果,如果有一点烂掉了,很多中国记者就会把苹果转个身拍,不让你看到。
很少有朋友做我这样的工作。
现在的状况是,越是一个弱势群体,越是被歧视。但是我不孤独,因为国际上很多摄影师都是那么做的。我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做这件事的,我的照片会得到认可,就是因为我融入了一个世界的圈子,而不是在中国的小圈子里。
中国新闻周刊:你关注这些题材那么多年,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也来做同类纪实摄影的工作?
卢广:你说的这个问题十几年以前就已经有人在问了。1996年颁给我金像奖,是因为卢广拍“吸毒”,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有很多丑陋的问题,目的也是给摄影者一个榜样,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类题材,并且知道怎么去关注。
十几年下来,其实关注的人也很多,但还是没有突出的。可能因为做调查报道很辛苦,做出来还不一定能发表。跟阅历和能力也很有关系,很多人去了以后都做不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只做这件事,而很多人要么没法支配自己的时间,要么没资金。真有钱有时间的摄影师多么?也多。但是他们不拍这些,喜欢拍风光、拍风情。
在国外却有很多我这样的摄影师,也被有的人看不起,受到主流媒体的人歧视。说起来很可悲。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后会想往体制内靠么,还是会一直坚持自由摄影?
卢广:也有很多报纸叫我去做摄影记者,但是我自由惯了,到一个报社,就得听他们指挥,而我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更大的野心和目标,比如成为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