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确立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颇为兴盛。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术领域。说它古老,是因为它面对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学传统,有着两千多年漫长的思索历程;说它年轻,固然有其系统学科确立相对较晚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对日益开放的学术视野,这一领域始终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无论是20世纪初从传统“诗文评”古典形态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范型的转换,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硕果层出,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的介入、影响和推动,都不容忽视。因此,如何通过中西比较、互照来确立中国古代文论的坐标,进而找到一条通向现代,与世界进行交流、对话的途径,成为长时间以来学界热议的焦点。李建中教授近著《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以下简称“李著”)就是这样一部吸纳并创新西方理论,拓展和深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和中西比较诗学提供重要启示的著作。
　　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诗性传统。国人常乐道于中国是诗的国度,而以诗来涵盖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早已有之。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感性层面,对“诗性精神”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正价值和地位,似尚缺乏深刻的思考。“李著”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其诗性之眼。该书立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从考察民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影响入手,深入探讨形成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进而揭示诗性特征的当代价值。
　　“诗性”一词本是文化人类学术语,它源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首创并使用的“诗性智慧”。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将该书翻译、介绍到中国以来,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维柯用“诗性智慧”来指称人类天性中最为深层、古老而又充满激情的精神活动方式,也即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由于原始人思维中逻辑能力不发达, 所以诗性智慧本身也就最能够体现出一个民族在感受事物中的情感智慧。作为一个民族感受力最深源泉的诗性智慧, 从根本上也是一个民族审美能力的武库。在现代背景下,结合中国自身语境,校正和深入阐释这一概念,对于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开拓美学、诗学的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此,有学者认为:“新的美学关键词,应该包含新的美学知识增长。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值得一提,一个是‘诗性智慧’, 另一个是‘轴心时代’(轴心期)。”〔1〕而“诗性”概念的引入和关注本身就包含了“他者”的眼光和天然的中西比较意识,自然会对中国的文化学、思想史研究以及美学、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性”研究的热潮中涌现出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综观其研究思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多学科综合一体的研究新视野,校正和重新阐释“诗性智慧”概念,追溯民族精神结构发展历程,标举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影响较大者是青年学者刘士林在近十余年内推出的系列有关“中国诗性文化”的著作。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文化的“诗性”传统表现在不同的领域(包括美学、诗学、语言学等),并各自展开具体的研究。三是立足“诗性”特征,以中西比较的视野,彰显中国民族文化的地方性与异质性。当然,实际上这三种思路在具体研究中是相互交融,难以界分的。李著正是充分利用综合研究视野,拓展于中西、古今维度,借维柯“诗性”的他山之石而诞生的一部不凡之作。
　　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诗性”研究热潮几乎同步,中国文论学界也在“现代转换”的语境下,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一种共识认为,中西方有着共同的诗性智慧之源,但由于地域差异、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自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起,当西方文论走向哲学化、逻辑化之路时,中国文论却保持了逻辑性与诗性相统一的传统。但对于“古代文论为什么会形成一种与西方文论完全不同的诗性特征”,或者说“诗性特征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何在”的理论问题,学界一直缺乏相应深入思考。在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下,李著没有停留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感性表述,也并非局限于中国文论在话语方式、思维空间、知识谱系等方面异质性的标举,而是深入到诗性特征形成的内在肌理进行分析。它运用跨学科的综合视野,从原始时代的诗性智慧到轴心期的诗性空间,从原始儒、道的诗性精神到汉语言的诗性生成,努力探求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源和文字之根,从而揭开其形成的关键,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诗性文论异于西方文论的独有之“神”与“貌”。
　　然而,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在20世纪初走向断裂,不仅导致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的疏离以及中国文论民族品格的缺失,也从特定维度丧失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对话、沟通的能力。参古望今,如何接续传统,重建中国文论的理论自信,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人努力的方向。李建中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清理、总结以及对其现代价值的揭示,无疑为这一方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和途径。创造性地承续已被中断的诗性传统,既能为连接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找到一条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纽带,也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寻求传统文化的资源和根基。
　　《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另一个突出的亮点在于,独辟蹊径,从研究古代文论“说什么”到关注其“怎么说”。在深入认识中国文论诗性特征的过程中,李建中教授发现一个以往被人忽视的理论“常识”——任何思想学说的言说过程及其结果都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就文论本身而言,受先秦儒家文化主张“言之有物”、“辞达而已”,反对“巧言令色”、“以辞害志”主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重视“说什么”而不太关注“怎么说”。直到刘勰著《文心雕龙》关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怎么说”,从此开中国文论重视“怎么说”之先河。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固然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构成中国文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然而,历代文论的“怎么说”及其对中国文论的现代启示,也不容忽视。回望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自学科诞生伊始,就一直格外关注“古代文论‘说什么’”。如今,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成果丰厚、论述深刻且界域广博。而相形之下,“古代文论‘怎么说’”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显得十分薄弱。古代文论的“怎么说”问题与古代文论诞生于同时,“说什么”与“怎么说”构成了全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此,研究古代文论,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问题。找到这样一个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探讨诗性文论的“怎么说”也就自然成为李著具有学术突破性和创新性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数千年的中国文论史,其实就是一部诗性言说史。承载中国民族诗意心灵的“文”的世界,理应由诗性言说来进行构建。中国诗性文论的“怎么说”,依次包括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三个层面。支撑中国诗性文论之言说方式的,是中国诗性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诗性”研究视野的观照下,李著指出,中国文论的“怎么说”,不仅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而且以其言说的具象性、直觉性和整体性,揭示出中国文论在思维方式上的诗性特质。同时,由于承载和表达了中国文论的独特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古代文论的“怎么说”有着较强的超时空生命力、实现现代转换的潜在活力以及针砭现代学术病症的疗救能力。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清醒、自信的理论意识,不仅使得该书见解独到,也为古典与现代的对话、沟通提供了可能。
　　文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特征的形成,取决于该民族的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继文论诗性特征的文化之源和文字之根的追寻之后,在“诗性”与“言说”交融的宏观视野指引下,中国诗性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两大层面开始凸显。“诗性智慧”作为原始人类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有着三大特征:诗性隐喻的以己度物、诗性逻辑的想象性类概念和诗性文字的以象见义、象形会意。因此,《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从中国诗性文论的整体性、直觉式、象征式三大思维方式入手,细部剖析其特征、成因及影响价值。而对于传统文论的言说方式,从人格化批评、生命经验归纳的文论范畴到审美性话语风格,李著都有深入阐发。这一部分融宏观审视与细部观照于一体,结合中西互照与个案分析;既有纵向的“史”的考察,也有横向分析;逻辑线索明晰,视域广阔,论析鞭辟入里。
　　从文化到文论,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是李建中教授多年来贯穿研究的一种思路,也是《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的厚重功力之所在。如前所述,“诗性”之眼和“言说”方式是全书的两大关键词,而文论与文化血肉相连的“史”、“论”事实也不容忽视。应该说,从文化到文论的目光投射,为该书的理论建构架起一道重要的津梁。诗性文化,尤其儒道释诗性文化,是中国诗性文论的重要精神根基和人文素养。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必然寄寓于中国文化的诗性言说之中。中国文论诗性言说方式的自觉选择,不仅是对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自觉选择,也是深受中国诗性文化熏染的必然结果。而由诗性文论反观中国文化,则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揭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诗性特征。从文化到文论,这也许算不上什么理论创新,但它反映了研究者全面的理论视角和拓宽古代文论研究空间的一贯思路。论者多年的系统性研究也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扎实基础。
　　当然,本书并非完璧无瑕,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如有论者指出,该书以古代文论的“怎么说”为理论重心,强调关注“说什么”与“怎么说”并重的研究思路,有补偏救弊之倾向。但是,关于“怎么说”与“说什么”二者之间有何种关系,如何兼顾二者以论述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并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借鉴,该书语焉不详。第二,伴随言说诗性的努力,李著采取了诗性言说的策略。尤其以古文论原句作章、节等三级标题,虽匠心独运,体现了该书一大特色,但也存在难以准确涵盖言说内容,容易造成读者阅读把握困难的问题。然“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文心雕龙•序志》)作为一种努力和尝试,其身体力行的实践坚持,不失为可嘉之举。而如何协调、辩证诗性与逻辑性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刘绍瑾单位:暨南大学
　　孙宗美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
　　
　　注释
　　〔1〕程相占:《新世纪中国美学一瞥》,《社会科学报》,2005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