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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字乃古代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如御用、御览、御笔、御驾亲征、御制等等。瓷器烧造亦如此，唯有帝王意愿下烧造的瓷器方能使用“御製”二字作款，如“康熙御製”。旁者滥用，概属超规越制，必遭治罪。
但事有例外，笔者收藏的一件非官窑瓷器标本，便打破了这一帝王至尊的金科玉律——即超规越制地滥用了“御製”二字作款，又未见史上有任何相关治罪的记载。
该标本出土于北京市宣武区南大吉片拆迁工地的明代垃圾土层。结合标本的器形、胎质、青花发色、纹饰、底足等特征，可断代为晚明时期，属民窑瓷器范畴。从收藏的角度看，该标本称不上精美，欣赏价值也不高，唯底款上的“瑞府御製”四字尚可圈点。其中，尤以“御製”二字，最为惹眼。
民窑瓷器款识上，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且史上未见任何相关治罪记载，不得不令人产生诸多的疑问与思考：晚明时期是否真有“瑞府”存在，其主人是谁？“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原因和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针对这些疑问，本人结合晚明时期的相关史料，尝试着做如下分析与探讨。
第一，晚明时期是否有“瑞府”存在，其主人是谁？
中国古代对住宅的称谓极其讲究，且隐含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其住宅称谓也各不相同，如帝王的住所称“宫”，地位卑微的平民住所称“家”或“舍”。显然，“瑞府”与晚明四帝（晚明，自万历帝登基到崇祯帝殉国七十一年间，计有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在位）有关，和平民无关。而享有“府邸”之称的，只能是皇亲国戚、位高权重的官宦人家、皇族之外追谥的有功之臣或富甲一方的有钱人。
引据住宅称谓的专指性，便于明确“瑞府”所属的社会阶层，进而缩小考证的范围。
经查，《明史》中确有“万历二十九年，建瑞王府于南郑” （南郑即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初，太子未立，有三王并封之旨，盖谓光宗、福王，及常浩也” 等记载。
“瑞王府”营造历时26年告竣，规模宏大，东连莲花池，南至现西大街，西接北教场粮库，北抵城墙基，面积约占当时汉中城的近三分之一。如今，“瑞王府”后花园遗址已被改建为莲花池公园，是汉中中心城区唯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公园。
然而，标本上写的是“瑞府”，《明史》中记载的却是“瑞王府”， 二者是否相悖呢？
通晓明清瓷器的人都知道，无论官窑还是民窑，明清瓷器款识的字数，大多为偶数，且四字和六字居多，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对称和工整。故而，“瑞府”不过是“瑞王府”的简称罢了，二者并不相悖。如出一辙的还可见万历时期的“沈府佳器”（“沈府”即“沈王府”的简称）、“德府造用”（“德府”即“德王府”的简称）等款识。
再有，“瑞王府”在陕西，标本出在北京，则是物随人走的结果。毕竟瑞王的“本家”在紫禁城，瑞王或其眷属在京城拥有几处外宅、使用“瑞府御製”款的瓷器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根据中国古代住宅称谓上的等级制度判断，晚明时期除朱常浩的“瑞王府”外，绝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瑞王府”与之并存，标本上的“瑞府”与《明史》中记载的“瑞王府”存在着唯一的对应关系。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晚明时期“瑞府”（即《明史》记载中的“瑞王府”）确实存在，其主人是万历皇帝的第五子朱常浩。
第二，“瑞府”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原因和背景是怎样的？
缺少更多物证与史料支持，若想准确分析出“瑞府”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直接原因，恐怕难遂人愿。
假设，“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是一种故意犯上的行为，那么“瑞府”就应有仇视、记恨和对抗皇帝与朝廷的原因和理由。但查遍《明史》及相关资料，并未发现“瑞府”与四帝之间存在任何相冲对抗的记载。唯一勉强可以与之搭界的是万历皇帝（万历二十一年）的“三王并封”之举，瑞王曾被纳入过“太子候选人”。但瑞王当时年仅两岁，尚不谙世事，想必“太子候选人”的席位未曾撩动过他的小心脏。即使成人后，瑞王也会懂得万历皇帝当时不过是拿他充当平衡众议的棋子罢了。所以，不足以认定此事就是构成“瑞王”仇视、记恨和对抗皇帝与朝廷的原因和理由。
又假设，“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为，那么，藩王的身份、地位本已高贵而显赫，除皇帝、太子和宫内亲眷外，没有更显赫的身份、地位可与之同日而语，“瑞王”又何需以这样一种方式用来炫耀呢？
可见，在缺少更多物证与史料支持的条件下，即便罗列出再多诸如此类的假设与分析，最终都会碍于主观判断与事实依据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因此，与其深究“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不如结合“瑞府”超规越制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背景，去探究一下“瑞府”超规越制背后更深层面的客观原因。或许，这能为今后进一步揭示出“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起到铺石垫路的作用。
1.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君权状况
有关晚明时期君权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万历皇帝在历史上该如何担责的问题，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着重厘清这个问题，对揭示“瑞府” 超规越制乃至整个晚明时期诸如此类的超规越制的原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代，君权状况经历的是一个由集中到逐步削弱，再到丧失殆尽的演变过程。仁宣（洪熙宣德）之前，君权相对集中，特别是洪武、永乐两朝，君权高度集中，基本上可以比肩清代；而仁宣之后，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盛行，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君权开始削弱；到了弘治以后， 文官集团的权力意识日益膨胀，动辄集体出面抗衡皇帝的意愿，左右皇帝的主张，如正德皇帝南巡、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事件等等，君权进一步被削弱；至万历，明朝的行政权几乎完全落入内阁和六部手里，皇帝想要行使权利，会遇到更多掣肘，君权几近丧失殆尽。 万历之前的皇帝们与万历皇帝在对待君权丧失这件事的态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万历皇帝之前曾有多位皇帝因首辅权力与文官势力进行过殊死斗争，虽大多情形是以退让和妥协的方式收场，但皇帝们的主观意愿肯定是不想轻易放弃权力。万历皇帝则不同，因“国本之争”与群臣抗争十年后，最终选择的是躲至后宫不再上朝，这无疑是一种主观放弃的态度。
清人所修《明史》中“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其实正是针对万历皇帝不上朝（主观放弃权力）后，国家产生的诸如官场腐败、宦官当权、社会矛盾加剧、军兵哗变、农民起义、市民暴动、民族矛盾尖锐等乱象而言的。清人距万历时期比我们近，看问题比我们清晰，得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结论，自然也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绝对没有冤枉了这位皇帝。
而有些专家学者却不认同“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认为这种评价对万历皇帝有失公允。这些专家学者列举出各种理由，借以证明万历皇帝是无辜的，诸如：不上朝并非不理政；不上朝并非没有功绩；有碍于党争与宦官专权；文官势力过于强大；文官治国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万历皇帝有“足心疼痛”的腿疾等等。殊不知，这些专家学者并未真正理解“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深刻内涵，所列理由均片面强调了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客观原因，而忽略了其因贪恋酒色、鸦片，借故顺坡下驴的主观原因。
战场上犹有“人倒旗不倒”之说，精神的力量往往是胜败得失的关键，帝王执政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有着怎样的客观理由，都不应成为其主观放弃的借口。一旦帝王开始主观放弃，国家便会陷入群龙无首、乱臣结党、变乱丛生的局面。
君权的丧失，意味着皇帝的尊严不再至高无上，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横亘于君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再清晰，这无疑为 “瑞府御製”这类超规越制的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2.晚明时期帝王们的不端行为
如果说政治体制发生变革是导致晚明时期君权状况恶化的主要因素，那么晚明时期皇帝们的某些不端行为则是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万历皇帝好色早已被历史盖棺定论，而因其“色”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却很少有人深究。“色”是万历皇帝所有不端行为的根源，深入分析便会发现，万历皇帝因“色”而踏上的简直就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自虐之路：“色”出花样。“色”事及鸦片双重危害—身体愈加虚弱……如此循环往复，且欲罢不能。试问，皇帝也是血肉之躯，而非神仙，此等状态下还能有精力再去理政吗？常人自虐，或仅虐及自身，皇帝自虐，问题可就大了，虐己无异于虐国。
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之后的两任皇帝，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泰昌皇帝在位仅仅三十天，政绩可谓凤毛麟角，却把“每日回宫后沉于酒色，纵欲淫乐，身体羸弱”的污迹留与了后人；天启皇帝更是将君权视为粪土，把所有精力都消磨在个人嗜好的木工、傀儡戏和建筑上，任由客氏与魏忠贤专权。
崇祯倒是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在位17年用尽心力，意欲复兴明室，只可惜此时的大明已是重疾在身，无药可医了。
皇帝们沉浸于各种不端行为之中，自顾不暇，既懈怠了朝政，又忽略了对臣子们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为“瑞府御製”这类超规越制的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
3.“瑞王”的身份、地位
宗藩是明代社会典型的寄生阶层，不稼不穑却可享有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的生活。藩王离京到地方赴任称为“出阁”，出阁时一般皇帝都会赏赐大量的土地与财物，藩王就藩后可按月或按年领取殷实的官定俸禄，还能经常得到朝廷临时性补贴和特殊的赏赐。加之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个别藩王的财产可谓富可敌国。晚明时期藩王的权力虽已有所削弱，但藩王毕竟是皇亲国戚，除了行政权与军权外，他们依然还可享有许多其他特权。皇帝对藩王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包容和袒护态度，即使藩王偶有案发，一般也能得到从轻发落，甚至赦免。
因此，宗藩特殊的身份、地位，造就了“瑞王”行事时敢于欺名盗世、玩世不恭。
4.“瑞王”与皇帝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瑞王”生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卒于崇祯十七年 （1644年），以寄生阶层的身份混迹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抛开君臣关系，“瑞王”与四帝之间更近的则是血脉亲情关系。万历皇帝是他的父亲，泰昌皇帝是他的长兄，天启和崇祯皇帝则是他的两个侄子。
如此特殊的君臣与亲情关系，注定了“瑞王”行事时敢于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通过以上梳理，“瑞府”超规越制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背景大致的呈现，“瑞府”超规越制的客观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此糟糕的历史环境与背景下产生的“瑞府御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设想这种超规越制的行为若发生在君权高度集中的清代，当事者该是何等下场，而发生在上述相关历史环境与背景下的晚明时期，史上却未见任何治罪记载，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展示“瑞府御製”款标本，探讨晚明时期的相关历史背景，揭示“瑞府”超规越制的原因，对现实社会有着积极的警示作用：当一个国家出现“瑞府御制”这类超规越制的乱象时，治则兴邦，不治则亡。
至于“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尚期待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卓识高见，于此抛砖引玉，正是本文的初衷。
但事有例外，笔者收藏的一件非官窑瓷器标本，便打破了这一帝王至尊的金科玉律——即超规越制地滥用了“御製”二字作款，又未见史上有任何相关治罪的记载。
该标本出土于北京市宣武区南大吉片拆迁工地的明代垃圾土层。结合标本的器形、胎质、青花发色、纹饰、底足等特征，可断代为晚明时期，属民窑瓷器范畴。从收藏的角度看，该标本称不上精美，欣赏价值也不高，唯底款上的“瑞府御製”四字尚可圈点。其中，尤以“御製”二字，最为惹眼。
民窑瓷器款识上，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且史上未见任何相关治罪记载，不得不令人产生诸多的疑问与思考：晚明时期是否真有“瑞府”存在，其主人是谁？“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原因和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针对这些疑问，本人结合晚明时期的相关史料，尝试着做如下分析与探讨。
第一，晚明时期是否有“瑞府”存在，其主人是谁？
中国古代对住宅的称谓极其讲究，且隐含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其住宅称谓也各不相同，如帝王的住所称“宫”，地位卑微的平民住所称“家”或“舍”。显然，“瑞府”与晚明四帝（晚明，自万历帝登基到崇祯帝殉国七十一年间，计有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在位）有关，和平民无关。而享有“府邸”之称的，只能是皇亲国戚、位高权重的官宦人家、皇族之外追谥的有功之臣或富甲一方的有钱人。
引据住宅称谓的专指性，便于明确“瑞府”所属的社会阶层，进而缩小考证的范围。
经查，《明史》中确有“万历二十九年，建瑞王府于南郑” （南郑即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初，太子未立，有三王并封之旨，盖谓光宗、福王，及常浩也” 等记载。
“瑞王府”营造历时26年告竣，规模宏大，东连莲花池，南至现西大街，西接北教场粮库，北抵城墙基，面积约占当时汉中城的近三分之一。如今，“瑞王府”后花园遗址已被改建为莲花池公园，是汉中中心城区唯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公园。
然而，标本上写的是“瑞府”，《明史》中记载的却是“瑞王府”， 二者是否相悖呢？
通晓明清瓷器的人都知道，无论官窑还是民窑，明清瓷器款识的字数，大多为偶数，且四字和六字居多，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对称和工整。故而，“瑞府”不过是“瑞王府”的简称罢了，二者并不相悖。如出一辙的还可见万历时期的“沈府佳器”（“沈府”即“沈王府”的简称）、“德府造用”（“德府”即“德王府”的简称）等款识。
再有，“瑞王府”在陕西，标本出在北京，则是物随人走的结果。毕竟瑞王的“本家”在紫禁城，瑞王或其眷属在京城拥有几处外宅、使用“瑞府御製”款的瓷器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根据中国古代住宅称谓上的等级制度判断，晚明时期除朱常浩的“瑞王府”外，绝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瑞王府”与之并存，标本上的“瑞府”与《明史》中记载的“瑞王府”存在着唯一的对应关系。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晚明时期“瑞府”（即《明史》记载中的“瑞王府”）确实存在，其主人是万历皇帝的第五子朱常浩。
第二，“瑞府”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原因和背景是怎样的？
缺少更多物证与史料支持，若想准确分析出“瑞府”滥用“御製”二字作款的直接原因，恐怕难遂人愿。
假设，“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是一种故意犯上的行为，那么“瑞府”就应有仇视、记恨和对抗皇帝与朝廷的原因和理由。但查遍《明史》及相关资料，并未发现“瑞府”与四帝之间存在任何相冲对抗的记载。唯一勉强可以与之搭界的是万历皇帝（万历二十一年）的“三王并封”之举，瑞王曾被纳入过“太子候选人”。但瑞王当时年仅两岁，尚不谙世事，想必“太子候选人”的席位未曾撩动过他的小心脏。即使成人后，瑞王也会懂得万历皇帝当时不过是拿他充当平衡众议的棋子罢了。所以，不足以认定此事就是构成“瑞王”仇视、记恨和对抗皇帝与朝廷的原因和理由。
又假设，“瑞府”超规越制地滥用“御製”二字作款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为，那么，藩王的身份、地位本已高贵而显赫，除皇帝、太子和宫内亲眷外，没有更显赫的身份、地位可与之同日而语，“瑞王”又何需以这样一种方式用来炫耀呢？
可见，在缺少更多物证与史料支持的条件下，即便罗列出再多诸如此类的假设与分析，最终都会碍于主观判断与事实依据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因此，与其深究“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不如结合“瑞府”超规越制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背景，去探究一下“瑞府”超规越制背后更深层面的客观原因。或许，这能为今后进一步揭示出“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起到铺石垫路的作用。
1.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君权状况
有关晚明时期君权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万历皇帝在历史上该如何担责的问题，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着重厘清这个问题，对揭示“瑞府” 超规越制乃至整个晚明时期诸如此类的超规越制的原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代，君权状况经历的是一个由集中到逐步削弱，再到丧失殆尽的演变过程。仁宣（洪熙宣德）之前，君权相对集中，特别是洪武、永乐两朝，君权高度集中，基本上可以比肩清代；而仁宣之后，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盛行，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君权开始削弱；到了弘治以后， 文官集团的权力意识日益膨胀，动辄集体出面抗衡皇帝的意愿，左右皇帝的主张，如正德皇帝南巡、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事件等等，君权进一步被削弱；至万历，明朝的行政权几乎完全落入内阁和六部手里，皇帝想要行使权利，会遇到更多掣肘，君权几近丧失殆尽。 万历之前的皇帝们与万历皇帝在对待君权丧失这件事的态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万历皇帝之前曾有多位皇帝因首辅权力与文官势力进行过殊死斗争，虽大多情形是以退让和妥协的方式收场，但皇帝们的主观意愿肯定是不想轻易放弃权力。万历皇帝则不同，因“国本之争”与群臣抗争十年后，最终选择的是躲至后宫不再上朝，这无疑是一种主观放弃的态度。
清人所修《明史》中“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其实正是针对万历皇帝不上朝（主观放弃权力）后，国家产生的诸如官场腐败、宦官当权、社会矛盾加剧、军兵哗变、农民起义、市民暴动、民族矛盾尖锐等乱象而言的。清人距万历时期比我们近，看问题比我们清晰，得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结论，自然也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绝对没有冤枉了这位皇帝。
而有些专家学者却不认同“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认为这种评价对万历皇帝有失公允。这些专家学者列举出各种理由，借以证明万历皇帝是无辜的，诸如：不上朝并非不理政；不上朝并非没有功绩；有碍于党争与宦官专权；文官势力过于强大；文官治国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万历皇帝有“足心疼痛”的腿疾等等。殊不知，这些专家学者并未真正理解“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深刻内涵，所列理由均片面强调了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客观原因，而忽略了其因贪恋酒色、鸦片，借故顺坡下驴的主观原因。
战场上犹有“人倒旗不倒”之说，精神的力量往往是胜败得失的关键，帝王执政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有着怎样的客观理由，都不应成为其主观放弃的借口。一旦帝王开始主观放弃，国家便会陷入群龙无首、乱臣结党、变乱丛生的局面。
君权的丧失，意味着皇帝的尊严不再至高无上，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横亘于君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再清晰，这无疑为 “瑞府御製”这类超规越制的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2.晚明时期帝王们的不端行为
如果说政治体制发生变革是导致晚明时期君权状况恶化的主要因素，那么晚明时期皇帝们的某些不端行为则是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万历皇帝好色早已被历史盖棺定论，而因其“色”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却很少有人深究。“色”是万历皇帝所有不端行为的根源，深入分析便会发现，万历皇帝因“色”而踏上的简直就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自虐之路：“色”出花样。“色”事及鸦片双重危害—身体愈加虚弱……如此循环往复，且欲罢不能。试问，皇帝也是血肉之躯，而非神仙，此等状态下还能有精力再去理政吗？常人自虐，或仅虐及自身，皇帝自虐，问题可就大了，虐己无异于虐国。
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之后的两任皇帝，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泰昌皇帝在位仅仅三十天，政绩可谓凤毛麟角，却把“每日回宫后沉于酒色，纵欲淫乐，身体羸弱”的污迹留与了后人；天启皇帝更是将君权视为粪土，把所有精力都消磨在个人嗜好的木工、傀儡戏和建筑上，任由客氏与魏忠贤专权。
崇祯倒是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在位17年用尽心力，意欲复兴明室，只可惜此时的大明已是重疾在身，无药可医了。
皇帝们沉浸于各种不端行为之中，自顾不暇，既懈怠了朝政，又忽略了对臣子们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为“瑞府御製”这类超规越制的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
3.“瑞王”的身份、地位
宗藩是明代社会典型的寄生阶层，不稼不穑却可享有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的生活。藩王离京到地方赴任称为“出阁”，出阁时一般皇帝都会赏赐大量的土地与财物，藩王就藩后可按月或按年领取殷实的官定俸禄，还能经常得到朝廷临时性补贴和特殊的赏赐。加之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个别藩王的财产可谓富可敌国。晚明时期藩王的权力虽已有所削弱，但藩王毕竟是皇亲国戚，除了行政权与军权外，他们依然还可享有许多其他特权。皇帝对藩王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包容和袒护态度，即使藩王偶有案发，一般也能得到从轻发落，甚至赦免。
因此，宗藩特殊的身份、地位，造就了“瑞王”行事时敢于欺名盗世、玩世不恭。
4.“瑞王”与皇帝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瑞王”生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卒于崇祯十七年 （1644年），以寄生阶层的身份混迹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抛开君臣关系，“瑞王”与四帝之间更近的则是血脉亲情关系。万历皇帝是他的父亲，泰昌皇帝是他的长兄，天启和崇祯皇帝则是他的两个侄子。
如此特殊的君臣与亲情关系，注定了“瑞王”行事时敢于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通过以上梳理，“瑞府”超规越制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背景大致的呈现，“瑞府”超规越制的客观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此糟糕的历史环境与背景下产生的“瑞府御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设想这种超规越制的行为若发生在君权高度集中的清代，当事者该是何等下场，而发生在上述相关历史环境与背景下的晚明时期，史上却未见任何治罪记载，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展示“瑞府御製”款标本，探讨晚明时期的相关历史背景，揭示“瑞府”超规越制的原因，对现实社会有着积极的警示作用：当一个国家出现“瑞府御制”这类超规越制的乱象时，治则兴邦，不治则亡。
至于“瑞府”超规越制的直接原因，尚期待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卓识高见，于此抛砖引玉，正是本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