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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里追寻核桃树
卢晓荣对揉核桃的妙处是深有体会的，自从血糖正常之后，他想把这一奇妙的治疗方法告诉每一位病友，所以，经常手里揉着山核桃去“布道”。
朋友见他一脸执著的神情，对他说：“得了，你别光来现身说法，干脆直接卖山核桃得了。”
这句话倒是—下点醒了他。当时他所在单位不景气，正在改制，职工可以停薪留职，也可以买断工龄下岗。他想，卖山核桃倒是一条生路，于是，咬牙跺脚，干起了这个买卖。
干就干呗，干吗要咬牙跺脚呀？因为当时北京很少有人玩山核桃，市场有做这买卖的，但山核桃主要是新核桃，即当年从树上摘下来的核桃。
您且看明白，那会儿，所有的山核桃都是野生的，人们还不知嫁接的山核桃什么样。
野生山核桃的货源得自己去找，而且野生核桃的生长周期不一样，遇到天灾，可能会不结果儿，颗粒无收。因此，做这买卖等于靠天吃饭，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卢晓荣只能先小本投资，一点一点试水，然后再搞大的动作。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货源。做买卖，您首先得有东西卖呀。
当时，新核桃的品种主要是“鸡心”“楸子”“灯笼”等，像“狮子头”“官帽”“公子帽”，以及后来新添的“虎头”“罗汉头”等，在市面上很少见。
“鸡心”“狮子头”“官帽”等品种，主要产地是在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北京门头沟、房山、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地区等，“楸子”的产地是东北地区等，“灯笼”的产地是陕西地区等。
现在山核桃已经“臭街”了，到处都有卖山核桃的地方，但是20多年前，您别说买山核桃，就是到山里去淘换生的山核桃都很难。
卢晓荣只知道山核桃的产地，但产地大了，到哪儿去找核桃树呢？当时，没有人来指点，只能自己去蹬道儿。
那些年，为了找到山核桃的货源，他真是吃了很多苦。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是常事儿。有一次在山西的大山里找核桃树，他从几十米高的峭壁上摔下来，多亏树农抢救及时，否则，他的小命就交待在山上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山里的树农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从北京采购山核桃的卢晓荣，每年打下来的核桃都给他留着。
“白露打核桃，霜降摘柿子。”那几年，卢晓荣最忙的时候是立秋之后，每年的这个季节，他便动身到产地收购核桃，北方大部分山核桃产地他几乎都去过。“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吃饭在炕头。”几年之后，他跟产地的农民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
山核桃成了大众“媒人”
卢晓荣属于做事谨慎的人，在经营山核桃上，采取的是稳扎稳打策略，并不急于求成。他只收购现成的、眼睛能看到的果儿，最初连带皮的青果儿都不要。
他经营山核桃的时候，还没有包核桃树一说。所谓包树，就是把农民的核桃树给包下来，一年给他多少钱，秋天结出多少核桃都是你的。
当时有人劝他包树。那会儿，北京做核桃买卖的超不过20人，如果他答应，真是捷足先登了。
后来被媒体炒作的河北涞水南安庄的“狮子头”树，他当年去的时候还有4棵，后来死了两棵，他跟那儿的树农很熟，如果他愿意，一年两三万就可以把这两棵树包下来，但是他没动这个念头。
后来，又死了一棵树，硕果仅存的那棵，被人一年花40万给包了。承包的核桃商为了防人偷核桃，在树的周围装上了铁丝网和摄像头，还在树旁拴着狼狗。媒体曝光后，这棵树成了名树。
朋友看到这个消息，对卢晓荣说：“要是当初你把这棵树包下来，早就发了。”
卢晓荣淡然一笑说：“我可没这野心，也没这么大胃口。”
卢晓荣从小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信奉安分守己、做人本分的人生原则，未曾做事，先学做人。所以他在经营核桃时，把诚实信誉摆在第一位，而且做事踏实，比较低调。
当时北京人对揉山核桃的好处知之甚少，玩核桃的人主要集中在有范儿的老北京人、商界老板、书画界的画家、演艺界明星，以及部分白领，充其量有几千人，所以，当时能卖出几对核桃不容易。
正因为如此，卢晓荣一直没有开门店，只在天宁寺设了个摊位，以此为点，招揽回头客。
由于他在经营上，先以感情投资，跟人建立良好的诚信关系后，再在卖出的核桃上获取较少的利润，所以，很快聚集起一批玩核桃的朋友。这些朋友再对他进行口碑宣传，吸引新的买主。
这是最古老的经营模式，显然这种方式已经落后，但他依然固执地坚信自己的真心实意，会换来源源不断的客源。
也许当时核桃的购买群属于小众，他的这招倒也赢得一些玩主的信任。同时，他也和许多商界和演艺界的名人如马季、马德华、李增瑞等成了好朋友。
从玩核桃到写核桃
其实，就我对卢晓荣的了解，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买卖人。与其说他是买卖山核桃，不如说他是玩山核桃。
您说做买卖有这样的吗？熟人到他这儿买核桃，他拿出几对核桃让您挑，然后对您说：看着好，您拿走。您问：多少钱？他说：您看着给吧。明明标价1000块钱，您给他800块钱也行，300块钱也行，甚至给他50块钱，他也不会让您再添点儿。
这是做买卖吗？
假如他的熟人五个六个也行，问题是您到他那儿买过核桃，就算熟人了。您想他的熟人有多少吧？“核桃卢”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我曾经问过他：“你一年到头四处奔波，能挣多少钱？”
他苦笑道：“挣什么钱呀，我就是一个玩儿。”
他说的不是虚话，他是京城最早玩核桃的那撥人里的佼佼者。那些年，他玩核桃东奔西跑地够玩命的，但直到我认识他时，他仍然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甚至连汽车都没买，出门还坐地铁呢。而在他之后玩核桃的，有的已经成了大款，租店买车买别墅了。 我结识卢晓荣是在1998年，他玩核桃已经出名了，当时他正在琢磨出—本有关玩文玩核桃的书。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晚报》主办“京味报道”专版，每周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介绍老北京文化，在北京市民中有些影响。卢晓荣是看了我在“京味报道”专版上的文章，找到我的。
说老实话，在认识卢晓荣之前，我对文玩核桃还没接触过，是在跟他的多次聊天中，我才对老北京人掌上的这个玩物有了认识，再加上晓荣送给我两对“鸡心”，我每天把玩揉搓，渐渐对玩核桃的妙处有所体会了。在跟卢晓荣聊天时，他告诉我他想出一本写山核桃的书。
“写书？为什么要写书呢？”我有些纳闷地问他。
他对我说，这些年，玩文玩核桃有许多体会，北京玩核桃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许多人玩核桃是跟风，看别人玩，自己也跟着玩，玩核桃有什么好处？进一步说文玩核桃有什么文化内涵，他们却并不知道。有些老北京人玩了一辈子山核桃，但您让他说出这里有什么“道道儿”，有什么文化，也未准说得上来。所以，要把玩文玩核桃往正道儿上引，很需要有—本有关山核桃的书。
我当然支持晓荣的想法，而且我还鼓励他挑战自我，填补这个空白。
一本书点了一把“火”
空白？没错儿，是空白！咱们前文说了，中国人玩山核桃至少始于明代，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实际上也许年头更长。
也许是中国人玩的玩意儿太多了，小小山核桃不值当为它去费心思琢磨。所以，国人玩了七八百年的山核桃，截至卢晓荣这儿，有关把玩山核桃的专著却一本也没有，您说在图书出版方面，这是不是一个空白？
填空是比较难的事，因为您没有依托和依靠，只能自己去搬砖和泥。为写成这本玩山核桃的书，卢晓荣真是下了功夫。
他对我说：“难在没有任何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可查。我先到的国家图书馆，后到的首都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接着又跑了几个区、县和大学的图书馆，别说有关山核桃的书，就是相关的资料也没有。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连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资料库，也没有关于山核桃的任何资料。”
真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也就是卢晓荣有这种耐性和毅力，换了别人也许早就打退堂鼓了。
没辙，他只好独辟蹊径，从植物学和林业方面的书里寻找有关核桃的资料，最后终于找到一本从植物学的属类写核桃的书，作者是郗荣庭，是拿过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郗恩庭的哥哥。
这本书只能在树种的认识上给卢晓荣提供一些帮助，其他关于山核桃的历史文化，包括文玩核桃的起源、属性、品种，文玩核桃的功能，如何挑选，怎么玩，怎么保护等，都需要他查找历史资料，根据自己多年玩山核桃的经验体会来写了。
卢晓荣属于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充其量也就是高中文化水平，而且平时很少动笔写东西，现在居然要写本书，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他对我说：“写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许多生僻字和学术上的术语，我得查字典。尤其是在文字表述上，别看平时嘴上能说，但变成文字，还是显得非常吃力。”
但他干什么事儿都非常执著，不达目的死不罢休。这本关于文玩核桃的书，就是他花了两三年时间，一点一点儿“吭哧”出来的。以他的文化水平能写出这本书，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并不为过。
我见到这本书的初稿，已经是2005年了。卢晓荣不会用电脑，书稿是手写的，厚厚的稿纸装在塑料袋子里，拿着挺沉。
“你拿去看看，帮我润润色。”晓荣恳求道。
“好吧，我先看看。”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那时，我在报社又当记者又当编辑，一天到晚实在太忙，但我还是用了几个晚上，把他的书稿看完。我感觉这部书稿，在布局谋篇和行文上有些乱，在结构上也需要重新梳理。
我约晓荣出来，就这部书稿单聊了一次，把我的意见告诉他，劝他再作修改。
“写一本书哪儿那么容易，且得改呢。”我对他说。
“要不你帮我修改吧，出版时署咱俩的名字。”他说得十分真诚。
我当然不会这么做。这本书他吭哧吭哧写了三四年，署我名，这不是夺人之美吗？
“怎么，七十二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了你想脱身了？那怎么行？不是你的风格呀！”我对他说，“这种专业类书跟文学作品不一样，只要你把要说的话写清楚就可以了，所以，需要的是知识和经验，不需要什么文采，你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再者说，写这本书，你就是杨利伟，第一个太空人。以后可能会有许多人写有关山核桃的书，但你是第一个呀！”
在我的开导下，他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这部书稿重新整理了一遍，他又把书稿拿给我看，这回书稿整理得有了书的模样。
当时，出这类书需要自费。卢晓荣几经周折找到了文物出版社，他们答应出版，但要求我为这本书写序。我当仁不让。
书出版后，现在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先生，当时是文物出版社的社长，请我和晓荣在社内食堂吃了顿饭，表示祝贺。
在这本书出版发行之前，我在《北京晚报》的“京味报道”专版上，用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核桃卢”玩山核桃的事儿，在社会上引起点反响。不久，晓荣的关于山核桃的书出版。一篇报道和一本书如同助推器，使小小的山核桃在市场上迅速升温。
苏士澍先生也是通过出版这本书才认识文玩核桃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話：“但愿这本书对人们玩核桃，能起到点化作用。”
岂止是点化，后来的市场发展证明，这本关于山核桃的书，等于在核桃市场上点了一把“火”。
（未完待续）
卢晓荣对揉核桃的妙处是深有体会的，自从血糖正常之后，他想把这一奇妙的治疗方法告诉每一位病友，所以，经常手里揉着山核桃去“布道”。
朋友见他一脸执著的神情，对他说：“得了，你别光来现身说法，干脆直接卖山核桃得了。”
这句话倒是—下点醒了他。当时他所在单位不景气，正在改制，职工可以停薪留职，也可以买断工龄下岗。他想，卖山核桃倒是一条生路，于是，咬牙跺脚，干起了这个买卖。
干就干呗，干吗要咬牙跺脚呀？因为当时北京很少有人玩山核桃，市场有做这买卖的，但山核桃主要是新核桃，即当年从树上摘下来的核桃。
您且看明白，那会儿，所有的山核桃都是野生的，人们还不知嫁接的山核桃什么样。
野生山核桃的货源得自己去找，而且野生核桃的生长周期不一样，遇到天灾，可能会不结果儿，颗粒无收。因此，做这买卖等于靠天吃饭，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在这种情况下，卢晓荣只能先小本投资，一点一点试水，然后再搞大的动作。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货源。做买卖，您首先得有东西卖呀。
当时，新核桃的品种主要是“鸡心”“楸子”“灯笼”等，像“狮子头”“官帽”“公子帽”，以及后来新添的“虎头”“罗汉头”等，在市面上很少见。
“鸡心”“狮子头”“官帽”等品种，主要产地是在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北京门头沟、房山、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地区等，“楸子”的产地是东北地区等，“灯笼”的产地是陕西地区等。
现在山核桃已经“臭街”了，到处都有卖山核桃的地方，但是20多年前，您别说买山核桃，就是到山里去淘换生的山核桃都很难。
卢晓荣只知道山核桃的产地，但产地大了，到哪儿去找核桃树呢？当时，没有人来指点，只能自己去蹬道儿。
那些年，为了找到山核桃的货源，他真是吃了很多苦。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是常事儿。有一次在山西的大山里找核桃树，他从几十米高的峭壁上摔下来，多亏树农抢救及时，否则，他的小命就交待在山上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山里的树农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从北京采购山核桃的卢晓荣，每年打下来的核桃都给他留着。
“白露打核桃，霜降摘柿子。”那几年，卢晓荣最忙的时候是立秋之后，每年的这个季节，他便动身到产地收购核桃，北方大部分山核桃产地他几乎都去过。“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吃饭在炕头。”几年之后，他跟产地的农民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
山核桃成了大众“媒人”
卢晓荣属于做事谨慎的人，在经营山核桃上，采取的是稳扎稳打策略，并不急于求成。他只收购现成的、眼睛能看到的果儿，最初连带皮的青果儿都不要。
他经营山核桃的时候，还没有包核桃树一说。所谓包树，就是把农民的核桃树给包下来，一年给他多少钱，秋天结出多少核桃都是你的。
当时有人劝他包树。那会儿，北京做核桃买卖的超不过20人，如果他答应，真是捷足先登了。
后来被媒体炒作的河北涞水南安庄的“狮子头”树，他当年去的时候还有4棵，后来死了两棵，他跟那儿的树农很熟，如果他愿意，一年两三万就可以把这两棵树包下来，但是他没动这个念头。
后来，又死了一棵树，硕果仅存的那棵，被人一年花40万给包了。承包的核桃商为了防人偷核桃，在树的周围装上了铁丝网和摄像头，还在树旁拴着狼狗。媒体曝光后，这棵树成了名树。
朋友看到这个消息，对卢晓荣说：“要是当初你把这棵树包下来，早就发了。”
卢晓荣淡然一笑说：“我可没这野心，也没这么大胃口。”
卢晓荣从小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信奉安分守己、做人本分的人生原则，未曾做事，先学做人。所以他在经营核桃时，把诚实信誉摆在第一位，而且做事踏实，比较低调。
当时北京人对揉山核桃的好处知之甚少，玩核桃的人主要集中在有范儿的老北京人、商界老板、书画界的画家、演艺界明星，以及部分白领，充其量有几千人，所以，当时能卖出几对核桃不容易。
正因为如此，卢晓荣一直没有开门店，只在天宁寺设了个摊位，以此为点，招揽回头客。
由于他在经营上，先以感情投资，跟人建立良好的诚信关系后，再在卖出的核桃上获取较少的利润，所以，很快聚集起一批玩核桃的朋友。这些朋友再对他进行口碑宣传，吸引新的买主。
这是最古老的经营模式，显然这种方式已经落后，但他依然固执地坚信自己的真心实意，会换来源源不断的客源。
也许当时核桃的购买群属于小众，他的这招倒也赢得一些玩主的信任。同时，他也和许多商界和演艺界的名人如马季、马德华、李增瑞等成了好朋友。
从玩核桃到写核桃
其实，就我对卢晓荣的了解，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买卖人。与其说他是买卖山核桃，不如说他是玩山核桃。
您说做买卖有这样的吗？熟人到他这儿买核桃，他拿出几对核桃让您挑，然后对您说：看着好，您拿走。您问：多少钱？他说：您看着给吧。明明标价1000块钱，您给他800块钱也行，300块钱也行，甚至给他50块钱，他也不会让您再添点儿。
这是做买卖吗？
假如他的熟人五个六个也行，问题是您到他那儿买过核桃，就算熟人了。您想他的熟人有多少吧？“核桃卢”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我曾经问过他：“你一年到头四处奔波，能挣多少钱？”
他苦笑道：“挣什么钱呀，我就是一个玩儿。”
他说的不是虚话，他是京城最早玩核桃的那撥人里的佼佼者。那些年，他玩核桃东奔西跑地够玩命的，但直到我认识他时，他仍然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甚至连汽车都没买，出门还坐地铁呢。而在他之后玩核桃的，有的已经成了大款，租店买车买别墅了。 我结识卢晓荣是在1998年，他玩核桃已经出名了，当时他正在琢磨出—本有关玩文玩核桃的书。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晚报》主办“京味报道”专版，每周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介绍老北京文化，在北京市民中有些影响。卢晓荣是看了我在“京味报道”专版上的文章，找到我的。
说老实话，在认识卢晓荣之前，我对文玩核桃还没接触过，是在跟他的多次聊天中，我才对老北京人掌上的这个玩物有了认识，再加上晓荣送给我两对“鸡心”，我每天把玩揉搓，渐渐对玩核桃的妙处有所体会了。在跟卢晓荣聊天时，他告诉我他想出一本写山核桃的书。
“写书？为什么要写书呢？”我有些纳闷地问他。
他对我说，这些年，玩文玩核桃有许多体会，北京玩核桃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许多人玩核桃是跟风，看别人玩，自己也跟着玩，玩核桃有什么好处？进一步说文玩核桃有什么文化内涵，他们却并不知道。有些老北京人玩了一辈子山核桃，但您让他说出这里有什么“道道儿”，有什么文化，也未准说得上来。所以，要把玩文玩核桃往正道儿上引，很需要有—本有关山核桃的书。
我当然支持晓荣的想法，而且我还鼓励他挑战自我，填补这个空白。
一本书点了一把“火”
空白？没错儿，是空白！咱们前文说了，中国人玩山核桃至少始于明代，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实际上也许年头更长。
也许是中国人玩的玩意儿太多了，小小山核桃不值当为它去费心思琢磨。所以，国人玩了七八百年的山核桃，截至卢晓荣这儿，有关把玩山核桃的专著却一本也没有，您说在图书出版方面，这是不是一个空白？
填空是比较难的事，因为您没有依托和依靠，只能自己去搬砖和泥。为写成这本玩山核桃的书，卢晓荣真是下了功夫。
他对我说：“难在没有任何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可查。我先到的国家图书馆，后到的首都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接着又跑了几个区、县和大学的图书馆，别说有关山核桃的书，就是相关的资料也没有。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连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资料库，也没有关于山核桃的任何资料。”
真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也就是卢晓荣有这种耐性和毅力，换了别人也许早就打退堂鼓了。
没辙，他只好独辟蹊径，从植物学和林业方面的书里寻找有关核桃的资料，最后终于找到一本从植物学的属类写核桃的书，作者是郗荣庭，是拿过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郗恩庭的哥哥。
这本书只能在树种的认识上给卢晓荣提供一些帮助，其他关于山核桃的历史文化，包括文玩核桃的起源、属性、品种，文玩核桃的功能，如何挑选，怎么玩，怎么保护等，都需要他查找历史资料，根据自己多年玩山核桃的经验体会来写了。
卢晓荣属于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充其量也就是高中文化水平，而且平时很少动笔写东西，现在居然要写本书，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他对我说：“写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许多生僻字和学术上的术语，我得查字典。尤其是在文字表述上，别看平时嘴上能说，但变成文字，还是显得非常吃力。”
但他干什么事儿都非常执著，不达目的死不罢休。这本关于文玩核桃的书，就是他花了两三年时间，一点一点儿“吭哧”出来的。以他的文化水平能写出这本书，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并不为过。
我见到这本书的初稿，已经是2005年了。卢晓荣不会用电脑，书稿是手写的，厚厚的稿纸装在塑料袋子里，拿着挺沉。
“你拿去看看，帮我润润色。”晓荣恳求道。
“好吧，我先看看。”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那时，我在报社又当记者又当编辑，一天到晚实在太忙，但我还是用了几个晚上，把他的书稿看完。我感觉这部书稿，在布局谋篇和行文上有些乱，在结构上也需要重新梳理。
我约晓荣出来，就这部书稿单聊了一次，把我的意见告诉他，劝他再作修改。
“写一本书哪儿那么容易，且得改呢。”我对他说。
“要不你帮我修改吧，出版时署咱俩的名字。”他说得十分真诚。
我当然不会这么做。这本书他吭哧吭哧写了三四年，署我名，这不是夺人之美吗？
“怎么，七十二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了你想脱身了？那怎么行？不是你的风格呀！”我对他说，“这种专业类书跟文学作品不一样，只要你把要说的话写清楚就可以了，所以，需要的是知识和经验，不需要什么文采，你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再者说，写这本书，你就是杨利伟，第一个太空人。以后可能会有许多人写有关山核桃的书，但你是第一个呀！”
在我的开导下，他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这部书稿重新整理了一遍，他又把书稿拿给我看，这回书稿整理得有了书的模样。
当时，出这类书需要自费。卢晓荣几经周折找到了文物出版社，他们答应出版，但要求我为这本书写序。我当仁不让。
书出版后，现在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先生，当时是文物出版社的社长，请我和晓荣在社内食堂吃了顿饭，表示祝贺。
在这本书出版发行之前，我在《北京晚报》的“京味报道”专版上，用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核桃卢”玩山核桃的事儿，在社会上引起点反响。不久，晓荣的关于山核桃的书出版。一篇报道和一本书如同助推器，使小小的山核桃在市场上迅速升温。
苏士澍先生也是通过出版这本书才认识文玩核桃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話：“但愿这本书对人们玩核桃，能起到点化作用。”
岂止是点化，后来的市场发展证明，这本关于山核桃的书，等于在核桃市场上点了一把“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