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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层面，
藏地影像的时尚观与影响力正在逐渐彰显。
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始终个性十足，
无论电影潮流如何循环更替，复杂多变，
它也永远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特质。
杜家毅导演《转山》电影海报
2015年3月，一部呈现青藏高原人与自然的大型“纪录片”《第三极》于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首播，在相关的视频网站上，获得数百万点击率。
2015年5月，青海藏族导演松太加历时三年制作的影片《河》，入围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提名，9岁的央金拉姆最终获得“亚洲新人奖”最佳女主角。
2015年6月，慈诚桑布（王鸣）导演的恐怖片《惊魂电影院》上映，藏族导演开始向从未涉猎的商业类型片探索，引发热烈讨论。
2015年7月，西藏电视台导演柯克携新片《八万里》参加第十一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并被推荐进入第33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决赛。
2015年8月，讲述珠峰脚下的牧羊少年如何成长为国际登山健将的“真实电影”——《喜马拉雅的天梯》登陆全国院线。
以上仅是过去半年内，中国境内涉及藏地影像的公众事件。它们每一个的出现，均引发不同范围内的群起热议，它们的聚合群像，折射出当今藏地影像从题材、拍摄到推广、营销等领域内的不同面向，由这些不同面向构建的藏地影像的文化地理空间，或符合一贯期待，或超乎思维定势，自成一时风尚。
站在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层面，藏地影像的时尚观与影响力正在逐渐彰显。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始终个性十足，无论电影潮流如何循环更替，复杂多变，它也永远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特质。
永恒的世界风尚
喜马拉雅风格影像
松太加作品《太阳总在左边》电影海报
《第三极》正在热播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执行制片杜兴，试图询问一些更为详细的摄制信息。杜兴发给我一篇名为《“第三极”八大看点》的文章作为了解。在文中精心罗列的最能吸引观者目光的几大因素中，不乏当代流行话语的嵌入，如萌物、气候变暖、生态旅行指南等，而仔细观赏该片，则发现植根于现代理念之外的，无不是青藏高原自然景观的神奇壮丽和人类文明的“另类”生存，以及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证明，《第三极》在体现该层面的高原面貌上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号称中国首部4K超高清大型“纪录片”，用具体而微的故事，展现出宏大的自然人文场域，不仅继《舌尖上的中国》之后，掀起公众又一轮对该类型“纪录片”的关注，而且已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采购，将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播出。
这些借助纪实场景，充满写意与赞美的影像风格，让我顿时想起了一部蜚声国际，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法国影片——《喜马拉雅》。雅克·贝汉在制作这部《天地人》三部曲之“人”时，将影片处理成一个荡气回肠的传奇，纪实与写意完美融合，与气势雄浑的摄影与音乐相辅相成，为《喜马拉雅》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该片曾获2000年欧洲电影最佳摄影奖提名、恺撒最佳摄影奖和音乐奖，并至今为各国影迷津津乐道，成为讲述喜马拉雅山地的典范之作。
两部影片的成功，无疑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高原山地的印象和视野，虽然二者制作时间相距甚远，创作理念、叙事风格以及摄影方法上没有可比性，但是它们不约而同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同，皆因它们某种维度的同一性，即被称作“喜马拉雅风格影像”的内在特质。
在作品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知的同时，强化着大众对藏地的认知，并逐渐形成了永恒的世界风尚——“喜马拉雅风格影像”。
《静静的嘛呢石》电影海报
探险时代与影像猎奇
开启喜马拉雅影像热潮
1895年12月28日，电影作为新兴的影像技术诞生，欧洲人随之将影像作为记录“未知之地”，构筑“异质空间”的重要手段。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的欧洲社会，开始对西藏表现出浓烈的兴趣，蜂拥而至的探险家们开始了最早的影像记录。
早在1903年，德国探险者威廉·费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将其在藏区的探险经历拍成纪录电影，开辟藏地纪录片的先河。随后，一股拍摄藏地的影像热潮开始在西方探险家中兴起，1913意大利的马里奥·皮亚桑扎拍摄了《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开创了影像叙述西藏的基本范式，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亦曾将在西藏的人文科学考察拍摄成影像片断，而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常年在西康、青海和甘肃等藏区以及毗邻地区旅行考察，他同样以摄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旅行见闻……
西方探险者们以影视媒介的形式创造了最初的藏地影像，他们向西方传播着最原初和最直接的藏地印象，在镜头中、画面里呈现出来的一切是如何符合西方语境中的有关“未知之地”的边缘描述，一股有关藏地的热潮遂开始风靡世界。
在这股热潮中，西藏镜像迅速与当时欧美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语境挂钩。1939年，连希特勒也派出塞弗尔团队赴藏拍摄《神秘的西藏》，而这波最初的藏地影像热在1944年达到高潮，好莱坞投资250万美元将《消失的地平线》搬上银幕，作为“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满启示的、非技术的、热爱和平的、道德的、能够通灵的世界。”香格里拉、藏传佛教……最终掀起了西方世界关乎藏地持续至今的从情感到探知的风尚。 就在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成功用影像记录的方式构筑出一个充满魅力并不同于理性世界的“异质空间”，并由此引发社会整体对藏地不可思议的追捧潮流时，中国境内伴随着对外国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扩张的忧患，也曾生长出对于“中华边疆”的探索与关注热潮。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处于中央政权难以有效施加力量的“真空”状态。面对“边疆治理危机”，不少学者和专业领域人员开始用实际行动“宣示主权”。抗战爆发后，中国电影学的先驱，金陵大学孙明经教授随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康区，他拍摄并制作了《雅安边茶》、《西康见闻》等默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志系列电影，它们将一个完全不同于内地的神秘而多彩的“边疆”带入国人视野，在政权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双重危机背景下，藏地影像第一次以“发现西部”的形式在国内掀起了竞相关注与热烈讨论的风潮，成为民族危机下的热议。
喜马拉雅风格
影像的现代表现
1980年代以后，藏地影像以历史观的“多元一体”和民族观的“文化解密”的形式建构着观众对藏地的认知，一种“别样的”历史典故与民俗风情得以呈现，1985年，《唐蕃古道》一片播出，摄制组与藏学家一起跋涉唐蕃古道，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文化，1998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法国汉学机构在青海同仁县合拍《神圣的鼓手》，成为中外合作拍摄藏地题材纪录片的开端。
然而真正引发时代风潮和热烈讨论，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且可称谓一种时尚的，是“喜马拉雅风格影像”另一种表现形式：符合时代心理的写意与抒情。
《西藏的诱惑》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1988年导演刘郎摄制该片，成就了藏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特殊境界，诗化的语言与影像风格，契合了1980年代浪漫激昂的时代心理，它作为写意派的电视“纪录片”代表作，1990年获得全国首届录像片大赛一等奖，将早期文人艺术家心中的“西藏热”带到大众面前。
1991年王海兵拍摄的《藏北人家》，“记录处于现代化边缘的古老文明形态的生活图景，将藏北一家置入更大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将纪实风格引入藏地题材影像的早期作品，获得巨大国际反响。
喜马拉雅风格影像在国内的创作渐入佳境，电影不断展现给观众一个纯粹、纯净的西藏意象，并间隔性地成为当下人们追逐的焦点。1996年，著名导演冯小宁在江孜取景拍摄《红河谷》，史诗般的画面再一次将雪域高原的雄浑与悲壮呈现世人眼前，电影公映后，随即在当年成为社会热议的大片。
松太加作品《河》电影海报
就在中国国内的藏地影像热逐渐苏醒之时，西方世界在面对这片高原时，也延续着百年来的热情关注，持续推出将藏地题材进行影像风格化叙述的作品。
广受赞誉的经典作品《喜马拉雅》，法国裔印度导演宾·纳伦《色戒》，则进一步深刻讨论了出世与入世的宗教话题。几部深刻而经典的影像作品，耦合了来自东方的藏传佛教及其教义几十年来逐渐风靡西方世界，并成为启迪心灵与思想救赎的流行途径之一的背景，使得西方世界的对于西藏文化的长期迷恋再次得以释放并回向为社会的“西藏热”提供持续的心灵动力。
长期以来，藏地影像以“形变而神不变”的类似风格呈现在世人面前，借助藏地特殊的品牌性与影响力，始终作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独特存在，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经久不衰并能不时引发强烈关注的影像风尚。
然而，永恒的世界风尚——喜马拉雅风格影像，也必将经历新的变化。
文/孙吉
藏族导演与作者电影
“新浪潮”的中坚力量
2015年7月26日，青海松太加导演携历时三年完成的新作《河》在西宁First青年影展首映，这是一部在青海同德县拍摄，讲述一个藏族半农半牧家庭亲情、家庭与信仰的影片，在6月份的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9岁的主演央金拉姆获得“亚洲新人奖”的最佳女主角，影片迄今已收到超过25个国家电影节的邀请。
一系列耀眼的关注和赞誉面前，导演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放映后的短暂交流中，这位态度谦和的藏族导演向我陈述了自己在藏地影像方面的创作理念：即并不刻意去展现藏地的自然景色和宗教信仰，而是着力去表达人性、爱等人类共同的主题。
在近年崭露头角并引发普遍关注的导演中，松太加是与万玛才旦齐名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两位都是青海藏族导演，前者曾经作为后者影片的摄影师，参与拍摄了几部广受好评的藏地影片，而万玛才旦，早已是备受业界认可的著名藏族导演，声名远播海内外。
2004年，万玛才旦以纪录片选题《最后的防雹师》入选“Discovery”探索频道亚太区“新锐导演计划”。随后，从作家身份进入影像制作领域的导演，为广大观众呈现出《静静的玛尼石》一片，使得藏地题材的剧情片创作也出现了从本族世界观出发阐释与揭示藏地文化的开端。万玛才旦的影像创作高峰随之到来，《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直至近年的《五彩神箭》、《塔洛》，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并频频在海内外获奖，为藏地影像的本土叙事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万玛才旦和松太加的出现，对本族影像叙事意识的苏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大批藏族中青年因此立志从事藏地影像的制作与传播，出现了旦增旺加、阿岗·雅尔基等朝气蓬勃的新面孔，藏族导演的群像逐渐显露，藏地影像的新气象因此铺展开来。从此，人们讨论藏地影像时，以万玛才旦、松太加为代表的一系列藏族导演及其浓厚个人风格的“作者电影”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对象，在国内的文艺电影圈，藏地影像日益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时常引发当地观影风潮，无数内地的青年群体借此获取对藏地人事的新认知。 是藏民族深厚的文明传统以及在现代化转型期时丰富多样的发生，为藏族导演的创作提供着持续不断的鲜活艺术源泉。即使是藏族导演作品总体显得不够成熟，类型不够多样，并仍然在部分程度上契合着人们对于藏地“奇观”与“他者”的向往，然而在用影像探索藏民族本身的生活方面，他们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正如著名谢飞在评价万玛才旦的短片《草原》时所说：“电影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族人就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
藏族电影导演万玛才旦
藏族导演和他们的作者电影，始终是“藏地影像新浪潮”的中坚力量。
直接电影与民间纪录
“新纪录片”的时代力量
与前辈们相比，去年刚从英国普利茅斯学院毕业回国的旦珍色珍的本土创作，仅仅能被称为开始。
作为90后的一代，她的影像创作表现得更为开放性和现代性。在英国留学期间，旦珍色珍摄制了两部纪录短片：《一夜厨房》和《华天与马》，瞄准英国移民以及体育界的华裔名人。即使在任职于西藏电视台影视文化公司，并将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为纪录片后，她在选择拍摄题材时，仍然没有局限于藏地藏人：正在拍摄的纪录片《孜廓》选取了在拉萨生活的几个不同族群的人物，包括汉族与穆斯林。
她试图从个体性和民间性的创作中，寻找到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并体现纪录片的本质。
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国内“直接电影”的范本式影像，它取材于藏地的场景、人事，但是表现手法具有至今难以超越的国际化与时代性。
《八廓南街16号》，一部展现拉萨市中心八廓街居委会细碎琐事，包括日常开会、调解纠纷、审小偷……的纪录片，镜头中的八廓居委会，人们活动自如，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摄制组的存在。制作者仿佛“墙上的苍蝇”，忠实履行着“直接电影”的基本原则。
这种深受西方纪实主义理念影响的纪录片流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明经拍摄的西康影像中即被深刻体现，1990年代后，国内的纪录片制作人将其重新引入，并努力与国际主流的记录语言合流。
黄宗英的《小木屋》和杜海兵的《藏北人家》，做了最初的部分尝试，然后是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表现出对社会的特殊关注与判断。
与此同时，一股追求真实的“去符号化”努力，正在藏地年青一代影像工作者中实践。
这些纪录片“以其丰厚独特的文化内涵悄然融入国际化文化语境”，推动了对藏地影像去符号化与多层次的展现，并由此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赞誉，成为藏地纪录片影像创作的新维度，并最终将影响人们的观念与认知。
著名导演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 1898-1972）说过：只有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纪录片，才具有那种能够影响社会的影像媒介力量。
国际合作与世界视野
呈现当下的现代多元性
在《第三极》热播的同时，央视著名纪录片导演亓克君正带领《天河》摄制团队跋涉在整个雅鲁藏布江流域。2013开始，这部由CCTV、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奥地利国家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计划用5年的时间，以国际化的视角和叙事方式，从河流与文明的高度重新阐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
这当然并不是第一次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将藏地风物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在此之前，最为成功的案例是那部具有多方启示意义的《西藏一年》。
《西藏一年》的内容结构令人耳目一新，拍摄和制作亦具有与众不同的突破性和启发性，“该片采用国际通行预售方法向BBC融资。理念背景、拍摄团队、资金来源均以‘协作’的方式构成，……《西藏一年》的叙事策略不是‘由远及近’地介绍藏地文化景观，而是‘由下而上’地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深入的国际合作，让影片成功向世界展示了藏文化的非凡魅力，该片一经播出，不仅在国内掀起对藏地文化的热潮，西藏的生活与文化，也再一次借助影像获得国际关注。
除了国际合作的开展，近年来，更多世界知名的影像制作机构，将镜头瞄准了广阔的藏地，在传统的视角之外，他们亦同时关注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与变迁，一个更现代更多元更立体的藏地，借以国际化的传播渠道呈现世人眼前。
最早把视野对准藏地当下生活的是日本NHK，2006年，他们拍摄《雪域高原上的流动影院》。2008年，他们拍摄纪录片《西藏·圣地寻富》，把镜头对准了青藏铁路开通后，由旅游业带来的种种变化。同年，BBC拍摄的《野性中国》第三集，将人性赋予西藏的自然山水。
2009年，NHK再次聚焦西藏，《天上的圣湖：普莫雍错》讲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以及当地人群的生存状态，并第一次采用高海拔水下摄影的技术，探索了普莫雍错湖底的生境。
……
新的视野、新的理念被不断注入藏地影像的创作当中，也将让藏地的当下与现代不断成为世界性的热议话题。
据亓克君说，《天河》剧组也将第一次，采取平视的视角，把拉萨作为城市题材单独展现，不仅将用航拍展现现代拉萨，更要以普通拉萨人为重点，展现其他们的生存与心态。
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几十年，青藏高原逐渐成为最受关切的地域之一，与全球环保思潮与运动相呼应的是，影像作为记录与宣传媒介已经介入到高原的环境议题当中，并由此引发一种社会集体现象与行动：对藏区环境的关注和保护。
1999年～2001年，导演彭辉用三年时间，完成现实主义题材纪录片《平衡》，这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展现了从1990年中期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藏羚羊保护运动——中国大陆环境保护运动中最具开创性和典型意义的事件，将可可西里的悲壮故事与中国环保的现实与困境深刻呈现，让所有观众为之震撼。借助包括影像在内的多媒体的传播，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生存状态得以扭转，而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参与热情，从此被点燃，至今不衰。 2004年，由《平衡》衍生出的剧情片《可可西里》再次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也最终成就了导演陆川。
到如今，几乎所有涉及青藏高原的影片，都会观照一个永恒的话题：如何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公路影像与旅行时光
随意与个人的影像情绪
上世纪90 年代，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的强力推进，以及“香格里拉”意象的广泛构建与传播，藏地再次从青年人的趋之若鹜中获得新活力。经济繁荣后的年青一代，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或对流行风潮的崇尚，表现出与父辈们迥异的特点。
搭车、骑行、徒步、背包自助游……通过各种方式的进藏旅游，或者彻底成为“藏漂”，通过“在路上”的行为方式，他们试图去寻找一种状态，一种象征，或是一种存在的标榜。
他们同样借助影像，将自己一路的经历广为传播，随意化与情绪化的影像风格，为已经蓬勃兴起的进藏旅游风尚添加新的标签和含义。
我们不能将这些影像称为“公路电影”，尽管这是一种至今界定并不严谨的电影类型，然而它有着自己独特和丰富的哲学内涵。藏地的“公路电影”作为一个类型其实并不存在，松太加的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似乎已经非常接近，然而在叙事结构与内容的丰富性上仍然不够。2011年的《转山》，在藏地的公路电影方面做出了更多探索和尝试。主人公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骑行进藏的故事，在驴友圈引发了强烈的认同和讨论，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骑行进藏的风潮。
2014年，号称中国首部户外题材3D探险剧情片《七十七天》通过网络对外发布概念片，这是最近产生的能在较大范围掀起关注与期待的该类影片，影片选取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旅游热点——藏北羌塘为拍摄地，在前期宣传与营销投入巨大，并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评选中获得特别大奖。
可以想象，随着对藏地文化的追捧和进藏旅游热的持续升温，藏地影像的这个分支亦将会出现更多引人瞩目的热点事件。
藏地影像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属性日益呈现，古典诗意与时尚前卫正在融合，尽管始终根植于环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地理单元，但是它在内容产生、表达手段、传播推广等诸多环节，早已成为面向所有关注者开放的领域。藏地影像因此呈现愈发多元与多样的景观：观念、环保、文化、社区、宗教、民俗、日常、传统、当下……这种景观反向于社会，就呈现出从喜马拉雅风格影像延续到藏地“新浪潮”实践中，借助影像这一媒介不断传递与更新的关于藏地文化的永恒时尚。
藏地影像的时尚观与影响力正在逐渐彰显。
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始终个性十足，
无论电影潮流如何循环更替，复杂多变，
它也永远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特质。
2015年3月，一部呈现青藏高原人与自然的大型“纪录片”《第三极》于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首播，在相关的视频网站上，获得数百万点击率。
2015年5月，青海藏族导演松太加历时三年制作的影片《河》，入围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提名，9岁的央金拉姆最终获得“亚洲新人奖”最佳女主角。
2015年6月，慈诚桑布（王鸣）导演的恐怖片《惊魂电影院》上映，藏族导演开始向从未涉猎的商业类型片探索，引发热烈讨论。
2015年7月，西藏电视台导演柯克携新片《八万里》参加第十一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并被推荐进入第33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决赛。
2015年8月，讲述珠峰脚下的牧羊少年如何成长为国际登山健将的“真实电影”——《喜马拉雅的天梯》登陆全国院线。
以上仅是过去半年内，中国境内涉及藏地影像的公众事件。它们每一个的出现，均引发不同范围内的群起热议，它们的聚合群像，折射出当今藏地影像从题材、拍摄到推广、营销等领域内的不同面向，由这些不同面向构建的藏地影像的文化地理空间，或符合一贯期待，或超乎思维定势，自成一时风尚。
站在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层面，藏地影像的时尚观与影响力正在逐渐彰显。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始终个性十足，无论电影潮流如何循环更替，复杂多变，它也永远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特质。
永恒的世界风尚
喜马拉雅风格影像
《第三极》正在热播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执行制片杜兴，试图询问一些更为详细的摄制信息。杜兴发给我一篇名为《“第三极”八大看点》的文章作为了解。在文中精心罗列的最能吸引观者目光的几大因素中，不乏当代流行话语的嵌入，如萌物、气候变暖、生态旅行指南等，而仔细观赏该片，则发现植根于现代理念之外的，无不是青藏高原自然景观的神奇壮丽和人类文明的“另类”生存，以及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证明，《第三极》在体现该层面的高原面貌上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号称中国首部4K超高清大型“纪录片”，用具体而微的故事，展现出宏大的自然人文场域，不仅继《舌尖上的中国》之后，掀起公众又一轮对该类型“纪录片”的关注，而且已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采购，将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播出。
这些借助纪实场景，充满写意与赞美的影像风格，让我顿时想起了一部蜚声国际，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法国影片——《喜马拉雅》。雅克·贝汉在制作这部《天地人》三部曲之“人”时，将影片处理成一个荡气回肠的传奇，纪实与写意完美融合，与气势雄浑的摄影与音乐相辅相成，为《喜马拉雅》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该片曾获2000年欧洲电影最佳摄影奖提名、恺撒最佳摄影奖和音乐奖，并至今为各国影迷津津乐道，成为讲述喜马拉雅山地的典范之作。
两部影片的成功，无疑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高原山地的印象和视野，虽然二者制作时间相距甚远，创作理念、叙事风格以及摄影方法上没有可比性，但是它们不约而同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同，皆因它们某种维度的同一性，即被称作“喜马拉雅风格影像”的内在特质。
在作品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知的同时，强化着大众对藏地的认知，并逐渐形成了永恒的世界风尚——“喜马拉雅风格影像”。
探险时代与影像猎奇
开启喜马拉雅影像热潮
1895年12月28日，电影作为新兴的影像技术诞生，欧洲人随之将影像作为记录“未知之地”，构筑“异质空间”的重要手段。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的欧洲社会，开始对西藏表现出浓烈的兴趣，蜂拥而至的探险家们开始了最早的影像记录。
早在1903年，德国探险者威廉·费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将其在藏区的探险经历拍成纪录电影，开辟藏地纪录片的先河。随后，一股拍摄藏地的影像热潮开始在西方探险家中兴起，1913意大利的马里奥·皮亚桑扎拍摄了《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开创了影像叙述西藏的基本范式，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亦曾将在西藏的人文科学考察拍摄成影像片断，而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常年在西康、青海和甘肃等藏区以及毗邻地区旅行考察，他同样以摄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旅行见闻……
西方探险者们以影视媒介的形式创造了最初的藏地影像，他们向西方传播着最原初和最直接的藏地印象，在镜头中、画面里呈现出来的一切是如何符合西方语境中的有关“未知之地”的边缘描述，一股有关藏地的热潮遂开始风靡世界。
在这股热潮中，西藏镜像迅速与当时欧美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语境挂钩。1939年，连希特勒也派出塞弗尔团队赴藏拍摄《神秘的西藏》，而这波最初的藏地影像热在1944年达到高潮，好莱坞投资250万美元将《消失的地平线》搬上银幕，作为“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满启示的、非技术的、热爱和平的、道德的、能够通灵的世界。”香格里拉、藏传佛教……最终掀起了西方世界关乎藏地持续至今的从情感到探知的风尚。 就在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成功用影像记录的方式构筑出一个充满魅力并不同于理性世界的“异质空间”，并由此引发社会整体对藏地不可思议的追捧潮流时，中国境内伴随着对外国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扩张的忧患，也曾生长出对于“中华边疆”的探索与关注热潮。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处于中央政权难以有效施加力量的“真空”状态。面对“边疆治理危机”，不少学者和专业领域人员开始用实际行动“宣示主权”。抗战爆发后，中国电影学的先驱，金陵大学孙明经教授随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康区，他拍摄并制作了《雅安边茶》、《西康见闻》等默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志系列电影，它们将一个完全不同于内地的神秘而多彩的“边疆”带入国人视野，在政权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双重危机背景下，藏地影像第一次以“发现西部”的形式在国内掀起了竞相关注与热烈讨论的风潮，成为民族危机下的热议。
喜马拉雅风格
影像的现代表现
1980年代以后，藏地影像以历史观的“多元一体”和民族观的“文化解密”的形式建构着观众对藏地的认知，一种“别样的”历史典故与民俗风情得以呈现，1985年，《唐蕃古道》一片播出，摄制组与藏学家一起跋涉唐蕃古道，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文化，1998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法国汉学机构在青海同仁县合拍《神圣的鼓手》，成为中外合作拍摄藏地题材纪录片的开端。
然而真正引发时代风潮和热烈讨论，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且可称谓一种时尚的，是“喜马拉雅风格影像”另一种表现形式：符合时代心理的写意与抒情。
《西藏的诱惑》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1988年导演刘郎摄制该片，成就了藏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特殊境界，诗化的语言与影像风格，契合了1980年代浪漫激昂的时代心理，它作为写意派的电视“纪录片”代表作，1990年获得全国首届录像片大赛一等奖，将早期文人艺术家心中的“西藏热”带到大众面前。
1991年王海兵拍摄的《藏北人家》，“记录处于现代化边缘的古老文明形态的生活图景，将藏北一家置入更大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将纪实风格引入藏地题材影像的早期作品，获得巨大国际反响。
喜马拉雅风格影像在国内的创作渐入佳境，电影不断展现给观众一个纯粹、纯净的西藏意象，并间隔性地成为当下人们追逐的焦点。1996年，著名导演冯小宁在江孜取景拍摄《红河谷》，史诗般的画面再一次将雪域高原的雄浑与悲壮呈现世人眼前，电影公映后，随即在当年成为社会热议的大片。
就在中国国内的藏地影像热逐渐苏醒之时，西方世界在面对这片高原时，也延续着百年来的热情关注，持续推出将藏地题材进行影像风格化叙述的作品。
广受赞誉的经典作品《喜马拉雅》，法国裔印度导演宾·纳伦《色戒》，则进一步深刻讨论了出世与入世的宗教话题。几部深刻而经典的影像作品，耦合了来自东方的藏传佛教及其教义几十年来逐渐风靡西方世界，并成为启迪心灵与思想救赎的流行途径之一的背景，使得西方世界的对于西藏文化的长期迷恋再次得以释放并回向为社会的“西藏热”提供持续的心灵动力。
长期以来，藏地影像以“形变而神不变”的类似风格呈现在世人面前，借助藏地特殊的品牌性与影响力，始终作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独特存在，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经久不衰并能不时引发强烈关注的影像风尚。
然而，永恒的世界风尚——喜马拉雅风格影像，也必将经历新的变化。
文/孙吉
藏族导演与作者电影
“新浪潮”的中坚力量
2015年7月26日，青海松太加导演携历时三年完成的新作《河》在西宁First青年影展首映，这是一部在青海同德县拍摄，讲述一个藏族半农半牧家庭亲情、家庭与信仰的影片，在6月份的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9岁的主演央金拉姆获得“亚洲新人奖”的最佳女主角，影片迄今已收到超过25个国家电影节的邀请。
一系列耀眼的关注和赞誉面前，导演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放映后的短暂交流中，这位态度谦和的藏族导演向我陈述了自己在藏地影像方面的创作理念：即并不刻意去展现藏地的自然景色和宗教信仰，而是着力去表达人性、爱等人类共同的主题。
在近年崭露头角并引发普遍关注的导演中，松太加是与万玛才旦齐名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两位都是青海藏族导演，前者曾经作为后者影片的摄影师，参与拍摄了几部广受好评的藏地影片，而万玛才旦，早已是备受业界认可的著名藏族导演，声名远播海内外。
2004年，万玛才旦以纪录片选题《最后的防雹师》入选“Discovery”探索频道亚太区“新锐导演计划”。随后，从作家身份进入影像制作领域的导演，为广大观众呈现出《静静的玛尼石》一片，使得藏地题材的剧情片创作也出现了从本族世界观出发阐释与揭示藏地文化的开端。万玛才旦的影像创作高峰随之到来，《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直至近年的《五彩神箭》、《塔洛》，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并频频在海内外获奖，为藏地影像的本土叙事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万玛才旦和松太加的出现，对本族影像叙事意识的苏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大批藏族中青年因此立志从事藏地影像的制作与传播，出现了旦增旺加、阿岗·雅尔基等朝气蓬勃的新面孔，藏族导演的群像逐渐显露，藏地影像的新气象因此铺展开来。从此，人们讨论藏地影像时，以万玛才旦、松太加为代表的一系列藏族导演及其浓厚个人风格的“作者电影”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对象，在国内的文艺电影圈，藏地影像日益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时常引发当地观影风潮，无数内地的青年群体借此获取对藏地人事的新认知。 是藏民族深厚的文明传统以及在现代化转型期时丰富多样的发生，为藏族导演的创作提供着持续不断的鲜活艺术源泉。即使是藏族导演作品总体显得不够成熟，类型不够多样，并仍然在部分程度上契合着人们对于藏地“奇观”与“他者”的向往，然而在用影像探索藏民族本身的生活方面，他们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正如著名谢飞在评价万玛才旦的短片《草原》时所说：“电影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族人就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
藏族导演和他们的作者电影，始终是“藏地影像新浪潮”的中坚力量。
直接电影与民间纪录
“新纪录片”的时代力量
与前辈们相比，去年刚从英国普利茅斯学院毕业回国的旦珍色珍的本土创作，仅仅能被称为开始。
作为90后的一代，她的影像创作表现得更为开放性和现代性。在英国留学期间，旦珍色珍摄制了两部纪录短片：《一夜厨房》和《华天与马》，瞄准英国移民以及体育界的华裔名人。即使在任职于西藏电视台影视文化公司，并将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为纪录片后，她在选择拍摄题材时，仍然没有局限于藏地藏人：正在拍摄的纪录片《孜廓》选取了在拉萨生活的几个不同族群的人物，包括汉族与穆斯林。
她试图从个体性和民间性的创作中，寻找到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并体现纪录片的本质。
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国内“直接电影”的范本式影像，它取材于藏地的场景、人事，但是表现手法具有至今难以超越的国际化与时代性。
《八廓南街16号》，一部展现拉萨市中心八廓街居委会细碎琐事，包括日常开会、调解纠纷、审小偷……的纪录片，镜头中的八廓居委会，人们活动自如，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摄制组的存在。制作者仿佛“墙上的苍蝇”，忠实履行着“直接电影”的基本原则。
这种深受西方纪实主义理念影响的纪录片流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明经拍摄的西康影像中即被深刻体现，1990年代后，国内的纪录片制作人将其重新引入，并努力与国际主流的记录语言合流。
黄宗英的《小木屋》和杜海兵的《藏北人家》，做了最初的部分尝试，然后是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表现出对社会的特殊关注与判断。
与此同时，一股追求真实的“去符号化”努力，正在藏地年青一代影像工作者中实践。
这些纪录片“以其丰厚独特的文化内涵悄然融入国际化文化语境”，推动了对藏地影像去符号化与多层次的展现，并由此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赞誉，成为藏地纪录片影像创作的新维度，并最终将影响人们的观念与认知。
著名导演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 1898-1972）说过：只有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纪录片，才具有那种能够影响社会的影像媒介力量。
国际合作与世界视野
呈现当下的现代多元性
在《第三极》热播的同时，央视著名纪录片导演亓克君正带领《天河》摄制团队跋涉在整个雅鲁藏布江流域。2013开始，这部由CCTV、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奥地利国家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计划用5年的时间，以国际化的视角和叙事方式，从河流与文明的高度重新阐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
这当然并不是第一次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将藏地风物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在此之前，最为成功的案例是那部具有多方启示意义的《西藏一年》。
《西藏一年》的内容结构令人耳目一新，拍摄和制作亦具有与众不同的突破性和启发性，“该片采用国际通行预售方法向BBC融资。理念背景、拍摄团队、资金来源均以‘协作’的方式构成，……《西藏一年》的叙事策略不是‘由远及近’地介绍藏地文化景观，而是‘由下而上’地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深入的国际合作，让影片成功向世界展示了藏文化的非凡魅力，该片一经播出，不仅在国内掀起对藏地文化的热潮，西藏的生活与文化，也再一次借助影像获得国际关注。
除了国际合作的开展，近年来，更多世界知名的影像制作机构，将镜头瞄准了广阔的藏地，在传统的视角之外，他们亦同时关注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与变迁，一个更现代更多元更立体的藏地，借以国际化的传播渠道呈现世人眼前。
最早把视野对准藏地当下生活的是日本NHK，2006年，他们拍摄《雪域高原上的流动影院》。2008年，他们拍摄纪录片《西藏·圣地寻富》，把镜头对准了青藏铁路开通后，由旅游业带来的种种变化。同年，BBC拍摄的《野性中国》第三集，将人性赋予西藏的自然山水。
2009年，NHK再次聚焦西藏，《天上的圣湖：普莫雍错》讲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以及当地人群的生存状态，并第一次采用高海拔水下摄影的技术，探索了普莫雍错湖底的生境。
……
新的视野、新的理念被不断注入藏地影像的创作当中，也将让藏地的当下与现代不断成为世界性的热议话题。
据亓克君说，《天河》剧组也将第一次，采取平视的视角，把拉萨作为城市题材单独展现，不仅将用航拍展现现代拉萨，更要以普通拉萨人为重点，展现其他们的生存与心态。
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几十年，青藏高原逐渐成为最受关切的地域之一，与全球环保思潮与运动相呼应的是，影像作为记录与宣传媒介已经介入到高原的环境议题当中，并由此引发一种社会集体现象与行动：对藏区环境的关注和保护。
1999年～2001年，导演彭辉用三年时间，完成现实主义题材纪录片《平衡》，这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展现了从1990年中期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藏羚羊保护运动——中国大陆环境保护运动中最具开创性和典型意义的事件，将可可西里的悲壮故事与中国环保的现实与困境深刻呈现，让所有观众为之震撼。借助包括影像在内的多媒体的传播，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生存状态得以扭转，而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参与热情，从此被点燃，至今不衰。 2004年，由《平衡》衍生出的剧情片《可可西里》再次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也最终成就了导演陆川。
到如今，几乎所有涉及青藏高原的影片，都会观照一个永恒的话题：如何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公路影像与旅行时光
随意与个人的影像情绪
上世纪90 年代，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的强力推进，以及“香格里拉”意象的广泛构建与传播，藏地再次从青年人的趋之若鹜中获得新活力。经济繁荣后的年青一代，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或对流行风潮的崇尚，表现出与父辈们迥异的特点。
搭车、骑行、徒步、背包自助游……通过各种方式的进藏旅游，或者彻底成为“藏漂”，通过“在路上”的行为方式，他们试图去寻找一种状态，一种象征，或是一种存在的标榜。
他们同样借助影像，将自己一路的经历广为传播，随意化与情绪化的影像风格，为已经蓬勃兴起的进藏旅游风尚添加新的标签和含义。
我们不能将这些影像称为“公路电影”，尽管这是一种至今界定并不严谨的电影类型，然而它有着自己独特和丰富的哲学内涵。藏地的“公路电影”作为一个类型其实并不存在，松太加的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似乎已经非常接近，然而在叙事结构与内容的丰富性上仍然不够。2011年的《转山》，在藏地的公路电影方面做出了更多探索和尝试。主人公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骑行进藏的故事，在驴友圈引发了强烈的认同和讨论，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骑行进藏的风潮。
2014年，号称中国首部户外题材3D探险剧情片《七十七天》通过网络对外发布概念片，这是最近产生的能在较大范围掀起关注与期待的该类影片，影片选取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旅游热点——藏北羌塘为拍摄地，在前期宣传与营销投入巨大，并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评选中获得特别大奖。
可以想象，随着对藏地文化的追捧和进藏旅游热的持续升温，藏地影像的这个分支亦将会出现更多引人瞩目的热点事件。
藏地影像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属性日益呈现，古典诗意与时尚前卫正在融合，尽管始终根植于环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地理单元，但是它在内容产生、表达手段、传播推广等诸多环节，早已成为面向所有关注者开放的领域。藏地影像因此呈现愈发多元与多样的景观：观念、环保、文化、社区、宗教、民俗、日常、传统、当下……这种景观反向于社会，就呈现出从喜马拉雅风格影像延续到藏地“新浪潮”实践中，借助影像这一媒介不断传递与更新的关于藏地文化的永恒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