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在20年前形容一些人过着温饱日子却满腹怨气的话，今天显然过时。
　　如今在许多地方，因社会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愤懑情绪远非能用“骂娘”来表达。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举行前后，就发生了天安门广场歹徒驾驶汽车撞向无辜人群、山西省委门前连环爆炸的恶性事件。而在此前不久，浙江温州发生了患者刀捅医生、血染医院的惨剧。
　　在越来越密集的恶性事件中，除了少数由境外“三股势力”操控的亡命行径外，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尤其近几年来，征地拆迁、医患纠纷、贫富差距、企业改制、劳资争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空巢家庭等等产生的社会矛盾、民众情绪，让“铤而走险”、“以死相拼”呈现着一种高发群发的态势。
　　面对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善良的百姓不解地发问：我们的国力在不断增强，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人们的情绪到底怎么了？各级政府该用什么样的手段与措施，才能遏制社会不断增长的戾气、邪气；在建设一个经济发达中国的同时，如何能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平安中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回应民众的焦虑不安上，做出了重大决策。比如“改革信访制度”，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决定》中最大的亮点之一。还有不少媒体将“网上受理信访制度”提炼为创新社会治理改革的“关键词”，用以吸引广大读者的眼球。民众与媒体之所以会在“信访”一词上形成共同注意力，盖因信访作为我们国家特有的制度，在百姓谋伸冤、求说法、找公平、图出气上，寄托了太多的心头期盼，也品尝了无尽的酸甜苦辣。
　　建设法治国家，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民众伸冤对“皇帝圣明”和“包青天”的翘望，无不体现着权力在公平的公正维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建立起信访制度。本来，这项制度应该是在群众诉求与法律间搭建起桥梁和纽带。可在长期运作中不自觉地变了形，联系的不是法治，而是权力。群众的每个诉求主要批转到各个权力部门与官员手中，事情能否解决在于权力的重视程度。于是，信访主要是找“官”，而不是找“法”。于是，本来很多由权力运用发生偏离而导致的矛盾，又交回到权力手上来决。而当信访排名作为权力的一种政绩评判的时候，更是将群众信访数量、越访情况与政府业绩、官员升迁尖锐地对立起来，导致矛盾更加复杂，公平更为难寻。
　　社会治理如何创新？
　　《决定》提得非常明确，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对于已经习惯于“运用权力思维和权力方式”的许多职能部门来讲，离开了权力运用还真不习惯。否则就很难解释在法律已经相当健全的今天，为何还频频发生强行拆迁、暴力执法、野蛮侵占、肆意排污、毁灭生态等等“无法无天”的做法。当这些做法与群众利益形成对立而又求救无门的情况下，一些极端、恶性、群体性事件爆发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远非让权力部门“转变观念”可一蹴而就的。除了要加强法治保障，还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让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从权力部门中分离出来，提高社会与民众自我管理的水平与能力；同时，在党和政府与民众间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人民群众获得无忧无虑的安全感。
　　人类社会的起源，在于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约定，后来逐渐演变为法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说到底就是让整个社会“信法不信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回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点，本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