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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6-28日，由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察哈尔学会共同主办，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承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支持的第二届公共外交地校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民族（地方）文化的国际转播。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的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和上海、广州、天津、杭州、西宁、温州等地公共外交协会的公共外交实践者。本文摘录了部分与会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何以如此重要？
王启龙（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和现实证明，无论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在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谋求发展，就得积极主动地向对方传播本民族文化精华，与此同时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养分为我所用，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为世界文化不断奉献和增添美丽的华章。否则，如果抱残守缺，正常的民族文化交流受到人为阻隔，弱势文化将会更弱，直至消失，强势文化将会失去发展优势，直至衰败。而文化的衰落，往往导致民族的衰退。反过来说，民族的振兴，往往始于文化的复兴。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比如汉唐、比如元明，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敞开胸怀，以最大的开放程度向全世界输送和传播灿烂的中华文明。都是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和包容异域文化。正因为如此，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才在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并最终成文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大清王朝中晚期，我们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没能与世界近代科技文明有效接轨，没能进行全面的政治、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改革与转型，导致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赶上近代科技文明时代步伐，没能及时有效转型，最后彻底落后于西方文明，以至于国力日渐衰落。
由此可见，开放与包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包容的时候，就会繁荣昌盛，封闭锁国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落后挨打。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各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所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和包容。《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是开放与包容的中国传统宇宙观之写照。中国古人认为天地最大，天高行健，地厚载物，寓意进取开放，厚德包容。正因为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开放与包容，使历经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多民族汇聚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丰富、深邃弥久。
开放就要进取向上、就要志存高远，包容就要虚心学习、就要厚德包容。在民族文化传播、发展与交流中，开放与包容相辅相成，“唯因文化的包容性，开放在实践操作上才成为可能；唯因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才获得了实质性意义。人类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开放和包容的品质，就不能保持长久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从中国历史发展看，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本色，相反却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对东盟的文化交往之所以很重要，因为东盟的人民还不够喜欢中国。如果说“不喜欢”中国有点过分，“不够喜欢”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实际上民众的情感是可能影响外交决策的，但是这个影响在某个限度范围内很小，跨过某个点就很大，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线性关系，有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之下，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邻相亲对国之交的影响没有那么多，可以被忽略，但是超过拐点，影响就很大。
在有的东南亚国家，恐怕我们正面临一点危机，在这个国家如果想跟中国缓和，老百姓都不答应，比如说跟我们有领土纠纷的菲律宾就是典型，越南民众对我们的情绪也不好。
还有一些国家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拐点，但是民众对华是有疑虑的。这些国家以前曾经跟我们有一些历史上的纠葛，比如说发生过反华暴动的印尼、马来西亚。甚至在新加坡等好多东盟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对华的情绪并不是那么友好，有的甚至已经到了民不亲影响到国之交的地步，有的有恶化的趋势。
最后一类是以前非常好，但是最近一些年来不太好的国家，比如缅甸。我们在缅甸遇到很多麻烦，很多来自民间和社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国家大的战略上来说，它确实影响到了双边总体的关系，因此我们就要推进东盟民众对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认知。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及反思
周鑫宇：以现行的方式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借以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存在着问题。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人们能够产生共鸣的往往是那些相同的东西。因此我们和外国人进行交流，就有一条基本的准则：“求同存异”。
比如说西方的古代传统，像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统、中世纪的骑士传统，跟中国人其实隔得很远。如果外国人去看一场表演，但产生的共鸣很少，有时候觉得“好怪，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另外一类人”，这不是很好的公共外交交流。
陈雪飞（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传统民族文化对外传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文化折扣”的意思是，文化项目的吸引力总是产生于既定环境，在跨境传播中，这种吸引力会随着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文化差距的增大而减少。这种文化差距主要体现在对文化项目所表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既不愿意知道更懒得理解这些信息。这也就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播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潜力
周鑫宇：我们推广中国文化必须要以对别人有帮助为目的，不能为了推广而推广。如果一个人总是向陌生人介绍我是谁，而且最终的结果又是让他人觉得我们不一样，那就很难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只有我们利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解决方案真正的帮助了别人，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为别人所接受。否则，任何在交流过程中，直接的、刻意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形式都很难有很好的效果。同时，我也相信中国文化有能力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姚·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相同的东西容易传播，不同的东西不易传播。但是，我们对外传播的关键维度依然在于中国与西方传统大国的不同之处，这既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也正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引力和软实力之所在。如果我们对外传播的形象过分地与西方求同，恐怕不但会失去亚非拉的信任，而且西方人也不会给予尊重和祝福。西方大国很清楚自己的崛起和扩张之路是如何走出来的，与西方强求一致、丧失自身特点，中国只能成为他们警惕与怀疑的眼中钉。遗憾的是，未能深刻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外交理念，恰恰是当下很多机构与专家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落下的关键一课。前年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一度非常火，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梦”，然而更多的人则存有疑问——这到底是中国梦，还是中国人的美国梦？如果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去对外表达，但其中蕴含的却都是传统大国的旧理念，恐怕不但得不到西方的尊重，更会失去亚非拉人民的支持。
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我们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必须有中国的特色，具体说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是文明大国的形象，第二是东方大国的形象，第三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第四是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这些形象特点与传统的西方大国不一样，体现的是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道义基础：对内要亲民爱物，各民族人民要和谐共处；对外要济弱扶倾，永远不能恃强凌弱。帮助那些依然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共同发展，做那些传统西方大国所从来不愿做的事，这是我们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理念，我们理应目标明确地精心阐释和大力传播——当然，这并不妨碍对外传播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润物细无声”。
我们应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传播民族文化？
陈雪飞：面对“文化折扣”，西方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最简单的文化内容，最大化受众群。这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通俗文化经过多年实践所得出的结论，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案。好莱坞的方式对于传播传统文化而言，绝对不是良方。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来说，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持自己的“主体”自觉性，利用好亲缘文化圈，也就是说，每种文化都要塑造好自己的“多元一体”共生格局。
张九桓（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纵观中国与东南亚2000多年文化交流，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1）先进的生产力是对外文化传播的基础。中国在汉唐以后大踏步迈进封建社会鼎盛期，而欧洲却陷入千年停滞的黑暗中世纪。中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科技开辟了陆海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远早于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被誉为世界航海大发现的先驱。18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则因落后而失去了对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主导地位。
（2）跨文化交流是在开放和包容中发展的。东南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中华文化通过这里传播到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这些地区的文化也通过东南亚传到中国。据唐代义净的《高僧传》记载，晋唐年间曾有57位高僧前往印度取经，其中大多数经由海路，有的曾在东南亚游历、弘法和著书。印尼民间有一个说法，伊斯兰教是郑和带过去的。近代以来，西方一部分先进科学技术是通过东南亚传到中国的。彼此交流是一个相互借鉴、吸纳和包容的过程。东南亚文化所呈现的多元和多样特点正是这种开放包容交流的反映。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是从事文化交流应具备的品德。
（3）人的因素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在中国对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文化交往中涌现出一批有识之士，诸如航海家郑和、取经人玄奘、法显、义净，以及历朝历代被派往各国的使节、商贾、探险者、华侨华人等，他们乘风蹈海，履险克难，虽九死而不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铸就了跨文化交往的辉煌，表现了为了事业而忘我献身的精神。几十年来，我国活跃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大批医疗、救灾抢险和汉教志愿者也以他们优秀表现赢得当地民众广泛赞誉。事实告诉我们，一支有素质的文化传播队伍是搞好文化交流的重要保证。
姚·遥：我们需要的不是去缩减民族文化的内涵，而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解读，用国际通用的话语和技术去阐释中国的深层价值观，而不是只去展示某种物化的符号。如果只是简单地展示传统文化，不对它进行现代化的文本转化，恐怕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我认识一位天津的翻译专家，这位专家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翻译难题——“四喜丸子”是一道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名菜，但是如何把“四喜”翻译给外国人呢？他开始时直接将其翻译作“四件喜事（Four Happy Things）”，未加任何阐释与介绍，很多外国人听后都无法体会这道菜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往往报以疑惑与失望的目光。最终，这位当年年纪尚轻的翻译专家经过苦思冥想，灵机一动想到了中国古人描摹“人生四大喜事”的一首诗，并作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久旱逢甘霖——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乡遇故知——人与社会的关系”“洞房花烛夜——人与家庭的关系”“金榜题名时——人与事业的关系”，由此阐释了中国人的生活理念与价值追求，最终获得了很多外国人的普遍赞誉和共鸣。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将对外传播的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的阐释与解读，使其能够更深层次地为其他国家的民众所理解。至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外传播的传统文化，终究还是要客观体现出我们和西方国家所本身存在的理念不同。在这种文化和理念的影响下，我们才能够展示出对内亲民爱物、对外济弱扶倾的中国形象，才能够号召更多国家与中国一道努力，成为真正促进国际公平与正义的负责任的新型大国。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何以如此重要？
王启龙（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和现实证明，无论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在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谋求发展，就得积极主动地向对方传播本民族文化精华，与此同时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养分为我所用，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为世界文化不断奉献和增添美丽的华章。否则，如果抱残守缺，正常的民族文化交流受到人为阻隔，弱势文化将会更弱，直至消失，强势文化将会失去发展优势，直至衰败。而文化的衰落，往往导致民族的衰退。反过来说，民族的振兴，往往始于文化的复兴。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比如汉唐、比如元明，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敞开胸怀，以最大的开放程度向全世界输送和传播灿烂的中华文明。都是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和包容异域文化。正因为如此，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才在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并最终成文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大清王朝中晚期，我们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没能与世界近代科技文明有效接轨，没能进行全面的政治、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改革与转型，导致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赶上近代科技文明时代步伐，没能及时有效转型，最后彻底落后于西方文明，以至于国力日渐衰落。
由此可见，开放与包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包容的时候，就会繁荣昌盛，封闭锁国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落后挨打。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各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所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和包容。《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是开放与包容的中国传统宇宙观之写照。中国古人认为天地最大，天高行健，地厚载物，寓意进取开放，厚德包容。正因为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开放与包容，使历经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多民族汇聚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丰富、深邃弥久。
开放就要进取向上、就要志存高远，包容就要虚心学习、就要厚德包容。在民族文化传播、发展与交流中，开放与包容相辅相成，“唯因文化的包容性，开放在实践操作上才成为可能；唯因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才获得了实质性意义。人类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开放和包容的品质，就不能保持长久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从中国历史发展看，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本色，相反却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对东盟的文化交往之所以很重要，因为东盟的人民还不够喜欢中国。如果说“不喜欢”中国有点过分，“不够喜欢”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实际上民众的情感是可能影响外交决策的，但是这个影响在某个限度范围内很小，跨过某个点就很大，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线性关系，有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之下，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邻相亲对国之交的影响没有那么多，可以被忽略，但是超过拐点，影响就很大。
在有的东南亚国家，恐怕我们正面临一点危机，在这个国家如果想跟中国缓和，老百姓都不答应，比如说跟我们有领土纠纷的菲律宾就是典型，越南民众对我们的情绪也不好。
还有一些国家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拐点，但是民众对华是有疑虑的。这些国家以前曾经跟我们有一些历史上的纠葛，比如说发生过反华暴动的印尼、马来西亚。甚至在新加坡等好多东盟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对华的情绪并不是那么友好，有的甚至已经到了民不亲影响到国之交的地步，有的有恶化的趋势。
最后一类是以前非常好，但是最近一些年来不太好的国家，比如缅甸。我们在缅甸遇到很多麻烦，很多来自民间和社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国家大的战略上来说，它确实影响到了双边总体的关系，因此我们就要推进东盟民众对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认知。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及反思
周鑫宇：以现行的方式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借以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存在着问题。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人们能够产生共鸣的往往是那些相同的东西。因此我们和外国人进行交流，就有一条基本的准则：“求同存异”。
比如说西方的古代传统，像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统、中世纪的骑士传统，跟中国人其实隔得很远。如果外国人去看一场表演，但产生的共鸣很少，有时候觉得“好怪，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另外一类人”，这不是很好的公共外交交流。
陈雪飞（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传统民族文化对外传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文化折扣”的意思是，文化项目的吸引力总是产生于既定环境，在跨境传播中，这种吸引力会随着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文化差距的增大而减少。这种文化差距主要体现在对文化项目所表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既不愿意知道更懒得理解这些信息。这也就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播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潜力
周鑫宇：我们推广中国文化必须要以对别人有帮助为目的，不能为了推广而推广。如果一个人总是向陌生人介绍我是谁，而且最终的结果又是让他人觉得我们不一样，那就很难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只有我们利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解决方案真正的帮助了别人，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为别人所接受。否则，任何在交流过程中，直接的、刻意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形式都很难有很好的效果。同时，我也相信中国文化有能力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姚·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相同的东西容易传播，不同的东西不易传播。但是，我们对外传播的关键维度依然在于中国与西方传统大国的不同之处，这既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也正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引力和软实力之所在。如果我们对外传播的形象过分地与西方求同，恐怕不但会失去亚非拉的信任，而且西方人也不会给予尊重和祝福。西方大国很清楚自己的崛起和扩张之路是如何走出来的，与西方强求一致、丧失自身特点，中国只能成为他们警惕与怀疑的眼中钉。遗憾的是，未能深刻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外交理念，恰恰是当下很多机构与专家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落下的关键一课。前年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一度非常火，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梦”，然而更多的人则存有疑问——这到底是中国梦，还是中国人的美国梦？如果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去对外表达，但其中蕴含的却都是传统大国的旧理念，恐怕不但得不到西方的尊重，更会失去亚非拉人民的支持。
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我们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必须有中国的特色，具体说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是文明大国的形象，第二是东方大国的形象，第三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第四是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这些形象特点与传统的西方大国不一样，体现的是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道义基础：对内要亲民爱物，各民族人民要和谐共处；对外要济弱扶倾，永远不能恃强凌弱。帮助那些依然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共同发展，做那些传统西方大国所从来不愿做的事，这是我们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理念，我们理应目标明确地精心阐释和大力传播——当然，这并不妨碍对外传播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润物细无声”。
我们应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传播民族文化？
陈雪飞：面对“文化折扣”，西方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最简单的文化内容，最大化受众群。这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通俗文化经过多年实践所得出的结论，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案。好莱坞的方式对于传播传统文化而言，绝对不是良方。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来说，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持自己的“主体”自觉性，利用好亲缘文化圈，也就是说，每种文化都要塑造好自己的“多元一体”共生格局。
张九桓（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纵观中国与东南亚2000多年文化交流，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1）先进的生产力是对外文化传播的基础。中国在汉唐以后大踏步迈进封建社会鼎盛期，而欧洲却陷入千年停滞的黑暗中世纪。中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科技开辟了陆海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远早于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被誉为世界航海大发现的先驱。18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则因落后而失去了对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主导地位。
（2）跨文化交流是在开放和包容中发展的。东南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中华文化通过这里传播到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这些地区的文化也通过东南亚传到中国。据唐代义净的《高僧传》记载，晋唐年间曾有57位高僧前往印度取经，其中大多数经由海路，有的曾在东南亚游历、弘法和著书。印尼民间有一个说法，伊斯兰教是郑和带过去的。近代以来，西方一部分先进科学技术是通过东南亚传到中国的。彼此交流是一个相互借鉴、吸纳和包容的过程。东南亚文化所呈现的多元和多样特点正是这种开放包容交流的反映。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是从事文化交流应具备的品德。
（3）人的因素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在中国对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文化交往中涌现出一批有识之士，诸如航海家郑和、取经人玄奘、法显、义净，以及历朝历代被派往各国的使节、商贾、探险者、华侨华人等，他们乘风蹈海，履险克难，虽九死而不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铸就了跨文化交往的辉煌，表现了为了事业而忘我献身的精神。几十年来，我国活跃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大批医疗、救灾抢险和汉教志愿者也以他们优秀表现赢得当地民众广泛赞誉。事实告诉我们，一支有素质的文化传播队伍是搞好文化交流的重要保证。
姚·遥：我们需要的不是去缩减民族文化的内涵，而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解读，用国际通用的话语和技术去阐释中国的深层价值观，而不是只去展示某种物化的符号。如果只是简单地展示传统文化，不对它进行现代化的文本转化，恐怕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我认识一位天津的翻译专家，这位专家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翻译难题——“四喜丸子”是一道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名菜，但是如何把“四喜”翻译给外国人呢？他开始时直接将其翻译作“四件喜事（Four Happy Things）”，未加任何阐释与介绍，很多外国人听后都无法体会这道菜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往往报以疑惑与失望的目光。最终，这位当年年纪尚轻的翻译专家经过苦思冥想，灵机一动想到了中国古人描摹“人生四大喜事”的一首诗，并作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久旱逢甘霖——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乡遇故知——人与社会的关系”“洞房花烛夜——人与家庭的关系”“金榜题名时——人与事业的关系”，由此阐释了中国人的生活理念与价值追求，最终获得了很多外国人的普遍赞誉和共鸣。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将对外传播的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的阐释与解读，使其能够更深层次地为其他国家的民众所理解。至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外传播的传统文化，终究还是要客观体现出我们和西方国家所本身存在的理念不同。在这种文化和理念的影响下，我们才能够展示出对内亲民爱物、对外济弱扶倾的中国形象，才能够号召更多国家与中国一道努力，成为真正促进国际公平与正义的负责任的新型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