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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以大事小以仁”所赢得的善意，成为协助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资本。但在“负责任的大国”和“不干预外国内政”之间矛盾的时候，中国也还未拿出明确的一套应对，更遑论清楚阐述，这就容易给人口实指责中国。
笔者在《南风窗》写了多篇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文章，读者其实都很清楚，我是想藉一些具体的例子，尝试与大家一起寻求我们在21世纪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的坐标。读者亦多少会注意到，我从未接触过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这样继续下去，很容易就像一些评论员一样，只看到中国“以大事小”的一面，而忽略了“以小事大”的另一面。笔者生活在香港，对这方面的感受其实更加直接和深刻。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在21世纪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最恰当的描述，因而也是在直至本世纪下半期时的最佳定位。对于听惯了把本世纪说成“中国世纪”这类奉承或者吹牛的话的人来说，这好像很没有志气，甚至泄气。但是我们且看看一些事实和数字：不少人引用外国学者的数据，指出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GDP是全球的1/3。他们大多没有详细看过出处。如以人均GDP计算，当时的中国，还是落后于欧洲。现在许多人说，中国GDP将于2030前后超越美国，全球第一。到时候，人均GDP中国依然是个中等发展国家，不但远不及美国，也不如欧洲。我们更不要忘记，有利中国发展的所谓“人口红利”，到时将消失，整个国家进入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未富先老”困境当中。
这里我们不妨多举一条更令人泄气的数据：2006年我国在连续5年双位数字的增长之后，人均GDP从1703美元暴长20％至2042美元，厉害了吧!而美国于2006年的人均GDF，只微增4％，由42076美元增至43395美元，但绝对的增长是1919美元。2006年中美人均GDP的差距更是拉大了1580美元，而不是缩小了。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大而不强，今天如是，许多年之后仍然如是。我们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过早翘尾巴。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处境和定位出发，在国际上，我们是既小且大；某些场合我们小，但另一些场合，我们是大。幸好我们历史悠久，什么事例都见识过，并且有记载，更有先贤为我们作出十分有智慧的总结。文首所引的《孟子》，“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就给我们非常恰当的指引。
以小事大以智
《孟子》里有一段话谈到外交策略——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以大事小以仁”，这一点随着中国国力日强之后，就越发贯彻于我们与第三世界发展国家的交往之中。中国对于这些国际弱势社群的每一个成员，都抱着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態度，不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对方，不干涉对方的内政。这一外交上的“仁政”，与西方国家自以为是，并且不顾对方实际状况和感受，凭借手中实力，软硬兼施，非要人家接受不可，必要时甚至颠覆人家政权，甚至出兵入侵的霸权逻辑相比，是两个极端。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大国、强国；都是大买家和大投资者。但是中国愿意对这些小国弱国给予实惠，却又平易近人，不以救世主自居；平等交易，不带附加条件；在国际场合，中国站稳第三世界一分子的立场，并且给足面子这些穷兄弟，更与他们一道争取更大的声音和更多的权益。因此中国在第三世界之间，越来越受欢迎，而西方国家的政策，则在现实上窒碍难行，在情绪上遭遇当地人的抵制。与西方国家交往，中国到今天客观上仍然是个弱国。在经济上，去年中国还未能超越德国，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只能排个第四。在军备方面，中国的家底已经不如人家，现在急起直追。但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军费已经占了全球一半，是中国的10倍。欧盟和日本，军费也都比中国高，而且都联合起来，对中国禁售军备和高新科技产品；同时更刻意培植印度，就近制衡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制华大联盟，中国只能采取“以小事大以智”的策略去对付，而且也很成功。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既能坚持原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却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维持一个和平的发展空间。
这策略最为脍炙人口的部分，就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指示。这一策略除了平时不露锋芒，低头默默耕耘之外，还要不时受点委曲。当年美国强搜我“银河号”、“误炸”我大使馆、在我领空上撞毁我飞机，中国除了微弱的抗议之外，基本上是不为已甚地哑忍了。这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面子十分重要的国家来说，绝对不是好受的经历，也难以举国上下咽了下去。俄罗斯在最穷、最弱的时候，也不会如此示弱的；但是“韬光养晦”的这句指示被广泛流传，举国上下都形成了共识，中国就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就这样咽了下去。战略上的示弱忍辱，客观上挨过了美国的有意挑衅，“9·11”之后，美国的针对重点转移了，“十年生聚”的结果，中美之间力量对比起了质的变化，中美关系也起了质的变化。
“韬光养晦”的背后是冷静地清楚自己要什么，这决定了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美国的挑衅主要是伤害我们的面子和感情，只要不损害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利益，就可以忍。但一接触到台湾独立分离的底线，中国便明确表示不能忍。中国的军事发展，也不会像前苏联那么愚蠢，硬要与美国作军事竞赛。我们只集中力量反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这方面的阻吓能力，在最近台湾“大选”这几个月之内，已有力地表现出来。美国和日本，也不敢在台海上贸然与中国对碰。
“韬光养晦”的成功，是中国的忍让行为，使美国没有借口进一步直接打击中国。但并没有降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压抑，如果没有“9·11”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敌人排名榜，挑衅会源源不绝。但中美关系虽然表面处于“最良好时期”，但美国依然收紧对中国的包围，把最利害的武器搬到东亚和卖给东亚、南亚国家，同时坚持禁止欧盟和以色列对中国军售，连签了的合约也要取消、卖了的也不许依约提升。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不断要求中国提高其军事透明度，紧紧盯住中国的军事发展。这一连串事实说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非表面那么良好和谐。
夹在大国与小国之间
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已经逐步走出了“韬光养晦”的低谷，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到“和谐世界”，一脉相承，对大国来说，就是希望藉此化解“中国威胁论”。宣传了几年，也陆续在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化解了一些疑虑。但是说到底，中国是在制度上、想法上、行为上与西方主流不一样的发展中大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你今天说什么，都难保你5年、10年之后会说 或者做什么，因此很难完全消除一个一个被我们赶上和超越的国家的警惕，也难免长期被美国视为“潜在竞争对手”。
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不断地变化，以利益为主轴的国际关系也随之变易。西方国际疑忌中国将来的壮大，是基于中国今天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动作。目前我国期望解除“中国威胁论”的所有论据，所有许诺，对抱怀疑态度的人，可能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与其挖空心思去找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我们不妨放弃随着西方国家的指挥棒走，在不给人家进一步直接打击中国的借口这底线之上，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而该干的事情当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做传统的统战工作，有针对性地与西方國家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
我国在这方面没有系统的论述，但实践得还不错。在经济上，中国以价廉物美的日用消费品，使在中国生产和进口的外国企业赚大钱，使消费者广泛得益，降低通胀压力，支持美元稳定。另一方面，在资源方面，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大量输入国家有共同利益，正一起努力开拓市场，集体讨价还价，防止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以大事小以仁”所赢得的善意，成为协助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资本。在美国大力破坏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反而成了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并且在美国不能单独收拾残局的情况之下，帮助它脱离困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经利益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国家就不会轻易与中国闹翻。我们还要不时提醒它们的政府和人民，它们如要伤害中国，首先受损的，就是它们自己，而且受损会比中国更大。
在这基础之上，中国大可正面和系统地让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我们毋须忌讳对西方国家的一些价值和解决问题的手法作批判。这些批判不妨对内对外都同时进行，正面突出中国独特的思路、行事和作风的合理性，从而对内取得共识，对外建立智慧和道德的制高点。因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最尴尬的，是夹在大国与小国之间，左右为难。比如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之上，我们内外批判得不够深、不够透，宣传得不够广。就算对于科索沃事件引起的各种负面反响，我们内部的报道也嫌单薄。在“负责任的大国”和“不于预外国内政”之间矛盾的时候，中国也未拿出明确的一套应对，更遑论清楚阐述，这就容易给人口实指责中国。
“韬光养晦”之后，中国需要体面地昂然阔步出场。
笔者在《南风窗》写了多篇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文章，读者其实都很清楚，我是想藉一些具体的例子，尝试与大家一起寻求我们在21世纪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的坐标。读者亦多少会注意到，我从未接触过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这样继续下去，很容易就像一些评论员一样，只看到中国“以大事小”的一面，而忽略了“以小事大”的另一面。笔者生活在香港，对这方面的感受其实更加直接和深刻。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在21世纪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最恰当的描述，因而也是在直至本世纪下半期时的最佳定位。对于听惯了把本世纪说成“中国世纪”这类奉承或者吹牛的话的人来说，这好像很没有志气，甚至泄气。但是我们且看看一些事实和数字：不少人引用外国学者的数据，指出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GDP是全球的1/3。他们大多没有详细看过出处。如以人均GDP计算，当时的中国，还是落后于欧洲。现在许多人说，中国GDP将于2030前后超越美国，全球第一。到时候，人均GDP中国依然是个中等发展国家，不但远不及美国，也不如欧洲。我们更不要忘记，有利中国发展的所谓“人口红利”，到时将消失，整个国家进入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未富先老”困境当中。
这里我们不妨多举一条更令人泄气的数据：2006年我国在连续5年双位数字的增长之后，人均GDP从1703美元暴长20％至2042美元，厉害了吧!而美国于2006年的人均GDF，只微增4％，由42076美元增至43395美元，但绝对的增长是1919美元。2006年中美人均GDP的差距更是拉大了1580美元，而不是缩小了。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大而不强，今天如是，许多年之后仍然如是。我们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过早翘尾巴。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处境和定位出发，在国际上，我们是既小且大；某些场合我们小，但另一些场合，我们是大。幸好我们历史悠久，什么事例都见识过，并且有记载，更有先贤为我们作出十分有智慧的总结。文首所引的《孟子》，“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就给我们非常恰当的指引。
以小事大以智
《孟子》里有一段话谈到外交策略——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以大事小以仁”，这一点随着中国国力日强之后，就越发贯彻于我们与第三世界发展国家的交往之中。中国对于这些国际弱势社群的每一个成员，都抱着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態度，不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对方，不干涉对方的内政。这一外交上的“仁政”，与西方国家自以为是，并且不顾对方实际状况和感受，凭借手中实力，软硬兼施，非要人家接受不可，必要时甚至颠覆人家政权，甚至出兵入侵的霸权逻辑相比，是两个极端。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大国、强国；都是大买家和大投资者。但是中国愿意对这些小国弱国给予实惠，却又平易近人，不以救世主自居；平等交易，不带附加条件；在国际场合，中国站稳第三世界一分子的立场，并且给足面子这些穷兄弟，更与他们一道争取更大的声音和更多的权益。因此中国在第三世界之间，越来越受欢迎，而西方国家的政策，则在现实上窒碍难行，在情绪上遭遇当地人的抵制。与西方国家交往，中国到今天客观上仍然是个弱国。在经济上，去年中国还未能超越德国，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只能排个第四。在军备方面，中国的家底已经不如人家，现在急起直追。但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军费已经占了全球一半，是中国的10倍。欧盟和日本，军费也都比中国高，而且都联合起来，对中国禁售军备和高新科技产品；同时更刻意培植印度，就近制衡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制华大联盟，中国只能采取“以小事大以智”的策略去对付，而且也很成功。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既能坚持原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却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维持一个和平的发展空间。
这策略最为脍炙人口的部分，就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指示。这一策略除了平时不露锋芒，低头默默耕耘之外，还要不时受点委曲。当年美国强搜我“银河号”、“误炸”我大使馆、在我领空上撞毁我飞机，中国除了微弱的抗议之外，基本上是不为已甚地哑忍了。这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面子十分重要的国家来说，绝对不是好受的经历，也难以举国上下咽了下去。俄罗斯在最穷、最弱的时候，也不会如此示弱的；但是“韬光养晦”的这句指示被广泛流传，举国上下都形成了共识，中国就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就这样咽了下去。战略上的示弱忍辱，客观上挨过了美国的有意挑衅，“9·11”之后，美国的针对重点转移了，“十年生聚”的结果，中美之间力量对比起了质的变化，中美关系也起了质的变化。
“韬光养晦”的背后是冷静地清楚自己要什么，这决定了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美国的挑衅主要是伤害我们的面子和感情，只要不损害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利益，就可以忍。但一接触到台湾独立分离的底线，中国便明确表示不能忍。中国的军事发展，也不会像前苏联那么愚蠢，硬要与美国作军事竞赛。我们只集中力量反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这方面的阻吓能力，在最近台湾“大选”这几个月之内，已有力地表现出来。美国和日本，也不敢在台海上贸然与中国对碰。
“韬光养晦”的成功，是中国的忍让行为，使美国没有借口进一步直接打击中国。但并没有降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压抑，如果没有“9·11”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敌人排名榜，挑衅会源源不绝。但中美关系虽然表面处于“最良好时期”，但美国依然收紧对中国的包围，把最利害的武器搬到东亚和卖给东亚、南亚国家，同时坚持禁止欧盟和以色列对中国军售，连签了的合约也要取消、卖了的也不许依约提升。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不断要求中国提高其军事透明度，紧紧盯住中国的军事发展。这一连串事实说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非表面那么良好和谐。
夹在大国与小国之间
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已经逐步走出了“韬光养晦”的低谷，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到“和谐世界”，一脉相承，对大国来说，就是希望藉此化解“中国威胁论”。宣传了几年，也陆续在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化解了一些疑虑。但是说到底，中国是在制度上、想法上、行为上与西方主流不一样的发展中大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你今天说什么，都难保你5年、10年之后会说 或者做什么，因此很难完全消除一个一个被我们赶上和超越的国家的警惕，也难免长期被美国视为“潜在竞争对手”。
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不断地变化，以利益为主轴的国际关系也随之变易。西方国际疑忌中国将来的壮大，是基于中国今天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动作。目前我国期望解除“中国威胁论”的所有论据，所有许诺，对抱怀疑态度的人，可能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与其挖空心思去找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我们不妨放弃随着西方国家的指挥棒走，在不给人家进一步直接打击中国的借口这底线之上，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而该干的事情当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做传统的统战工作，有针对性地与西方國家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
我国在这方面没有系统的论述，但实践得还不错。在经济上，中国以价廉物美的日用消费品，使在中国生产和进口的外国企业赚大钱，使消费者广泛得益，降低通胀压力，支持美元稳定。另一方面，在资源方面，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大量输入国家有共同利益，正一起努力开拓市场，集体讨价还价，防止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以大事小以仁”所赢得的善意，成为协助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资本。在美国大力破坏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反而成了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并且在美国不能单独收拾残局的情况之下，帮助它脱离困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经利益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国家就不会轻易与中国闹翻。我们还要不时提醒它们的政府和人民，它们如要伤害中国，首先受损的，就是它们自己，而且受损会比中国更大。
在这基础之上，中国大可正面和系统地让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我们毋须忌讳对西方国家的一些价值和解决问题的手法作批判。这些批判不妨对内对外都同时进行，正面突出中国独特的思路、行事和作风的合理性，从而对内取得共识，对外建立智慧和道德的制高点。因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最尴尬的，是夹在大国与小国之间，左右为难。比如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之上，我们内外批判得不够深、不够透，宣传得不够广。就算对于科索沃事件引起的各种负面反响，我们内部的报道也嫌单薄。在“负责任的大国”和“不于预外国内政”之间矛盾的时候，中国也未拿出明确的一套应对，更遑论清楚阐述，这就容易给人口实指责中国。
“韬光养晦”之后，中国需要体面地昂然阔步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