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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型，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走出古代人伦环境的樊篱，构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执政伦理，以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道德内在支撑。那么，如何从宏观方面构建现代执政伦理呢？本文拟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价值引领
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同时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作为变化了的经济生活的反映，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例如有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利己主义价值观等。
多元价值观中，必定会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反映着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并且它作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价值关系的基石，犹如一首高唱不停的主旋律，引领着社会不断前进。当代中国，引领现代执政伦理构建的主导价值观乃是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人们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确定科学价值取向以及做出正确行为选择的根本准则。首先，在指导思想层面，我们立国立党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其次，指引我们民族和社会不断进步和引领未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再次，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当代社会提供了评判善恶是非的科学标准和价值导向，是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实践指针。
现代执政伦理建设过程中，必须时刻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协调统一好主流意识形态与人们的利益需求，使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人民群众中去，同甘共苦，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所以，现代执政伦理的构建，首要前提是有科学价值共识的引领。
二、氛围营造
营造一种现代执政伦理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很有必要。其中，最直接的途径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以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上进。第一，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全社会需形成一种正气，尽量减少或避免出现“为善遭难，作恶得益”的现象，大力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为善有奖，为恶必罚”，以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同时，通过借助互联网、大众传播、口头讨论等媒介，形成公众的“道德法庭”，促使人们在道德冲突面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自觉地选择高尚和弃绝卑劣。第二，弘扬高雅向上的文化。孟子曾经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②“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③当今物化社会，务必多为人们提供优秀的文化精神食粮，以高雅的作品影响人，才能使人们远离物质的诱惑，净化人们的灵魂。
古代中国重视君子人格的思想或许可以作为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借鉴。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理想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文化向度，体现了一种文明社会的秩序，礼义廉耻是君子人格的底线伦理。例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的是信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讲的是品德与言行的双馨。在当时社会，被人家斥为“小人”，比在广州被人骂为“八婆”还惨，因为这意味着不仅毫无身份，没有信誉和道德，可以说基本上已被排斥在文明社会的舞台之外。当下，构建现代执政伦理，应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注重对文明的向往，重视高尚人格的培养，从而营造一种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浓厚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制度保障
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理，现代执政伦理，以一种道德的规范性要求权利的平等性，保证人的自然能力在合法合理的状态下不因社会和后天因素的差别而受到不同对待。因此，其以特定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公民不受侵犯、遵守合法的权利与义务，实质上也是公民在社会共同体内交往的伦理规定。
“对于基本制度的结构，我们只能生而入其中，死而出其外。”④社会制度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因素，良序社会制度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而病态的、不健康的、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则会为“作恶”提供土壤和条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⑤即是说，现代执政伦理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和社会为其所提供的大气候——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社会调控手段等。在“善”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下，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及其在全社会，特别在公共领域建立公正有效的社会行为规范，在制度中体现出德性的崇高意蕴。
除了从立法的角度，强制性地对执政中的不道德行为或习惯进行评判或制裁，使违背道德的东西难于立足之外，道德法制化——例如新加坡就对“见死不救”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也是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基本途径——将一部分基本性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法规等，依靠制度的权威性、强制性，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当然，这种途径的前提是必须以公民享有权利为条件，必须体现其正义性，因为“正义观念和对这种正义观的信奉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团体生活的基本要素。”⑥
四、政府责任
作为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核心主体——政府，承担的责任相当重大。当代公民社会需要一个赋予人们以公民地位、公民资格，尊重公民合理要求，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受到法律严格限制及人民监督下的责任政府。为此，当前政府应实现如下几方面的转变：第一，更新理念，树立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意识。古代传统中国的执政理念——古代执政系统中的官民乃是统治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现代公民社会新的以保障公民权益为价值取向的执政观，则表达了国家权力运行的目的与最终归宿是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背离了这个根本目标——“民心向背”，政府便丧失了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恰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当任何形态的政府变得有害于这些目标时，变更它或者废除它，乃是人民的权利。”所以，应摒弃以往管制型政府的“官本位、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为公民服务、法治理念、责任意识”等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第二，转变职能，建立廉洁高效的法治责任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全面的管制型转变为有限型，解决“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扮演好“守夜人”、“服务者”的角色。抓紧加强立法和改善行政执法，落实责任制，做到阳光行政，建立民主政府。例如，通过电子政务网站建设，一方面借助最新科技，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行政透明度；另一方面便于公民及全社会监督政府，减少违法和腐败。经历过“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的人，或许对法治政府有非同一般的理解和体会，因为法治、民主关涉每一人。第三，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公务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效率的高低和形象的好坏。公务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素质既是执政水平的反映，又对广大公民具有导向、辐射和带动作用。倘若他们“能够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们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履行岗位责任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公正的规定得到纠正。”⑦公务员在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的同时，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增强防变拒腐的能力。
五、教育入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现代执政伦理既是一种精神价值需要，同时又是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物质制度需要。其中，培养公民意识是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前提和基础，其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但是，当前公民意识还相当缺失，表现在：尽管废除了官僚政治制度，人民的道德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如何落实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如何防止权力被异化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历史长期沉淀在人民灵魂深处的封建专制遗毒（如奴隶性、盲从性、权威心理、保守心态、夜郎自大等）还未完全肃清。而且，相当一部分人仍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他们的骨子里还是臣民、子民，他们尤为缺乏公民主体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因此，构建现代执政伦理，务必先形成公民意识，这有赖于从教育着手。“现在最紧迫的教育工作不是让少数人学更多的东西，而是让多数人受到足够的教育。”⑧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有赖于把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公民文化内化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例如，对于社会，作为一名公民，我是一个“纳税人”，我对社会有贡献，我有监督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务员的权利，我不再是一个“小民”，也不再是一个“老百姓”。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惰性，给公民教育的开展带来了不少困难。例如，“义务本位”与权利意识的冲突，法制与人情的较量等。对此，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以推动公民意识教育的发展。通过大力加强教育，培养公民的自觉性，使他们明晰国家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从而积极参政、议政，实现自己当家做主的目的。另外，教化与感悟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条件。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现代执政伦理更强调尊重个人人格尊严与社会合作精神，“对宪法的永续，最有贡献者，是使教育合于政治形态，应训练教化国民，适应当时的政治。因为民主政治的性格，创作民主政治，寡头政治的性格，创作寡头政治，因而通常国民的性格愈好，则政治组织愈佳。”⑨即是说，如果没有对应的国民性与人格特质，现代执政伦理的构建便是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宏观的视野——社会和政府层面出发，从价值引领、氛围营造、制度保障、政府责任、教育入手等方面的整合探讨了如何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问题。
注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11页.
②③崔建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大系—论语 孟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④[美]约翰·罗尔斯著,姚大志译.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69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⑥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318页.
⑦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260页.
⑧[美]科恩著,聂崇信等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287页.
⑨陈鉴波.现代政治学[M].台北：华网书局，1970年，第637页.
（作者简介：古玉，广东省梅县程江锭子桥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哲学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中西方伦理思想比较。）
一、价值引领
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同时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作为变化了的经济生活的反映，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例如有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利己主义价值观等。
多元价值观中，必定会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反映着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并且它作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价值关系的基石，犹如一首高唱不停的主旋律，引领着社会不断前进。当代中国，引领现代执政伦理构建的主导价值观乃是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人们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确定科学价值取向以及做出正确行为选择的根本准则。首先，在指导思想层面，我们立国立党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其次，指引我们民族和社会不断进步和引领未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再次，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当代社会提供了评判善恶是非的科学标准和价值导向，是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实践指针。
现代执政伦理建设过程中，必须时刻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协调统一好主流意识形态与人们的利益需求，使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人民群众中去，同甘共苦，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所以，现代执政伦理的构建，首要前提是有科学价值共识的引领。
二、氛围营造
营造一种现代执政伦理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很有必要。其中，最直接的途径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以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上进。第一，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全社会需形成一种正气，尽量减少或避免出现“为善遭难，作恶得益”的现象，大力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为善有奖，为恶必罚”，以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同时，通过借助互联网、大众传播、口头讨论等媒介，形成公众的“道德法庭”，促使人们在道德冲突面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自觉地选择高尚和弃绝卑劣。第二，弘扬高雅向上的文化。孟子曾经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②“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③当今物化社会，务必多为人们提供优秀的文化精神食粮，以高雅的作品影响人，才能使人们远离物质的诱惑，净化人们的灵魂。
古代中国重视君子人格的思想或许可以作为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借鉴。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理想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文化向度，体现了一种文明社会的秩序，礼义廉耻是君子人格的底线伦理。例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的是信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讲的是品德与言行的双馨。在当时社会，被人家斥为“小人”，比在广州被人骂为“八婆”还惨，因为这意味着不仅毫无身份，没有信誉和道德，可以说基本上已被排斥在文明社会的舞台之外。当下，构建现代执政伦理，应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注重对文明的向往，重视高尚人格的培养，从而营造一种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浓厚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制度保障
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理，现代执政伦理，以一种道德的规范性要求权利的平等性，保证人的自然能力在合法合理的状态下不因社会和后天因素的差别而受到不同对待。因此，其以特定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公民不受侵犯、遵守合法的权利与义务，实质上也是公民在社会共同体内交往的伦理规定。
“对于基本制度的结构，我们只能生而入其中，死而出其外。”④社会制度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因素，良序社会制度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而病态的、不健康的、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则会为“作恶”提供土壤和条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⑤即是说，现代执政伦理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和社会为其所提供的大气候——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社会调控手段等。在“善”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下，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及其在全社会，特别在公共领域建立公正有效的社会行为规范，在制度中体现出德性的崇高意蕴。
除了从立法的角度，强制性地对执政中的不道德行为或习惯进行评判或制裁，使违背道德的东西难于立足之外，道德法制化——例如新加坡就对“见死不救”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也是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基本途径——将一部分基本性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法规等，依靠制度的权威性、强制性，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当然，这种途径的前提是必须以公民享有权利为条件，必须体现其正义性，因为“正义观念和对这种正义观的信奉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团体生活的基本要素。”⑥
四、政府责任
作为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核心主体——政府，承担的责任相当重大。当代公民社会需要一个赋予人们以公民地位、公民资格，尊重公民合理要求，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受到法律严格限制及人民监督下的责任政府。为此，当前政府应实现如下几方面的转变：第一，更新理念，树立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意识。古代传统中国的执政理念——古代执政系统中的官民乃是统治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现代公民社会新的以保障公民权益为价值取向的执政观，则表达了国家权力运行的目的与最终归宿是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背离了这个根本目标——“民心向背”，政府便丧失了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恰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当任何形态的政府变得有害于这些目标时，变更它或者废除它，乃是人民的权利。”所以，应摒弃以往管制型政府的“官本位、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为公民服务、法治理念、责任意识”等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第二，转变职能，建立廉洁高效的法治责任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全面的管制型转变为有限型，解决“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扮演好“守夜人”、“服务者”的角色。抓紧加强立法和改善行政执法，落实责任制，做到阳光行政，建立民主政府。例如，通过电子政务网站建设，一方面借助最新科技，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政府行政透明度；另一方面便于公民及全社会监督政府，减少违法和腐败。经历过“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的人，或许对法治政府有非同一般的理解和体会，因为法治、民主关涉每一人。第三，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公务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效率的高低和形象的好坏。公务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素质既是执政水平的反映，又对广大公民具有导向、辐射和带动作用。倘若他们“能够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们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履行岗位责任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公正的规定得到纠正。”⑦公务员在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的同时，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增强防变拒腐的能力。
五、教育入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现代执政伦理既是一种精神价值需要，同时又是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物质制度需要。其中，培养公民意识是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前提和基础，其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但是，当前公民意识还相当缺失，表现在：尽管废除了官僚政治制度，人民的道德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如何落实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如何防止权力被异化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历史长期沉淀在人民灵魂深处的封建专制遗毒（如奴隶性、盲从性、权威心理、保守心态、夜郎自大等）还未完全肃清。而且，相当一部分人仍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他们的骨子里还是臣民、子民，他们尤为缺乏公民主体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因此，构建现代执政伦理，务必先形成公民意识，这有赖于从教育着手。“现在最紧迫的教育工作不是让少数人学更多的东西，而是让多数人受到足够的教育。”⑧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有赖于把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公民文化内化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例如，对于社会，作为一名公民，我是一个“纳税人”，我对社会有贡献，我有监督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务员的权利，我不再是一个“小民”，也不再是一个“老百姓”。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惰性，给公民教育的开展带来了不少困难。例如，“义务本位”与权利意识的冲突，法制与人情的较量等。对此，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以推动公民意识教育的发展。通过大力加强教育，培养公民的自觉性，使他们明晰国家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从而积极参政、议政，实现自己当家做主的目的。另外，教化与感悟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条件。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现代执政伦理更强调尊重个人人格尊严与社会合作精神，“对宪法的永续，最有贡献者，是使教育合于政治形态，应训练教化国民，适应当时的政治。因为民主政治的性格，创作民主政治，寡头政治的性格，创作寡头政治，因而通常国民的性格愈好，则政治组织愈佳。”⑨即是说，如果没有对应的国民性与人格特质，现代执政伦理的构建便是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宏观的视野——社会和政府层面出发，从价值引领、氛围营造、制度保障、政府责任、教育入手等方面的整合探讨了如何构建现代执政伦理的问题。
注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11页.
②③崔建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大系—论语 孟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④[美]约翰·罗尔斯著,姚大志译.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69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⑥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318页.
⑦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260页.
⑧[美]科恩著,聂崇信等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287页.
⑨陈鉴波.现代政治学[M].台北：华网书局，1970年，第637页.
（作者简介：古玉，广东省梅县程江锭子桥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哲学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中西方伦理思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