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所谓“坐相”与“站相”，系指一个人的举止是否得体，在一定场合要注意保持应有的正确姿态，而不能不当回事。
　　就黄杨木雕人物造型论，出于同理，人物塑造则必然讲究姿态的正确性，甚至更在意使之具有美感，对于造型艺术来说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 因此，采用黄杨木进行打造，为求人物造型像模像样，无任是“坐”或“站”，在把握姿态的同时，须把人体比例结构搞准确，起码要达到八九不离十，如此才能确保人物的“坐相”或“站相”不失分，否则其“相”的审美概念便无从谈起。
　　但人物姿态究竟正确与否，除需由准确的比例结构来支撑，还得看所雕人物为“何许人”！从这一“何许人”出发，即要看其“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与之人物身份是否匹配，能否与所要表现的人物面貌、个性及情节相称，乃至展现其“相”不乏典型性，且就鲜活，而未停留形似层面，足以传递为何如此造型所含信息，可供与人对话。
　　或者说，出手什么样人物造型，不宜将“人物姿态的正确性”孤立化，为之需要通盘规划，从有助体现人物特定形象着手，使之其“相”得以出彩说明问题，却有赖多方面推敲到位，诸如以动态览胜的人物，如何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心声，其人物姿态不仅要与面貌、个性及情节挂钩，还要注重角度的选择、动作的取向和手法的应用。
　　试举笔者个人两件作品为例，一件《响彻云霄》，一件《欢天喜地》，相较两件人物塑造来看，前者由单人呈“坐相”，后者由双人呈“站相”，二者共同点是动作夸张，试图以男性独特的肢体语言，容“西北风”热辣镜头现形，营造欢欣鼓舞的喜庆景象；不同点是使用的道具不一，前者唢呐，后者腰鼓，盡现“吹”与“打”姿态各异。
　　《响彻云霄》之作，人物“坐相”系席地跪立之姿，为了强化正在吹唢呐的状态，让其披着羊皮袄的上身完全后仰，使之裹着头巾的头脸竞相朝天，由高抬双手悬空，捧着长长的细身唢呐，任凭一端直通人口中，另一端跷起直逼云天，整个姿态的构成，皆立足人体与道具搭档合而为一，突出用手操作与用口鼓吹之给力，以示人物倾情投入不惜放浪形骸，一举反映当地民风纯朴和人们性情豪爽，在人物造型上，则使之不失“坐如钟”那般稳重感，连同其粗中有细、虚实相间不失玲珑的形体美感在内，以壮声色。
　　《欢天喜地》之作，人物“站相”系运动中起舞状，此镜头取自名声远扬的陕北“安塞腰鼓”，为表现这一富有地方特色的腰鼓舞，所作二人，一是让一人飞身跃起似金鸡独立之势，另一人则悬身腾空趋后仰之势，让他们变化多端的舞姿随之被定格一瞬间，共同呈现出高难度动作，并使之于空间形成一高一低、一左一右的有机组合，集中聚焦，互为呼应，伴随激情奔放的节奏感，可见手持鼓棰上下飞舞的打击力度与速度，以至于鼓棰下的绸带之飞扬，概以直线飞行态势扩大冲击力，能够彰显打鼓者身手不凡。
　　诚然，在把握人物之“相”的问题上，无任单体一人或两人，人物具象造型之作，势必涉及“技”与“艺”的诸多要素，何况黄杨木雕在当代的发展，因创作理念与技法随时代变迁，视黄杨木为艺术创作的媒材，须充分发挥黄杨木雕技艺特点，集造型美、材质美和手工美于一体，而使之与时俱进显现正能量不乏创意可观，则上述两件作品不能说尽善尽美，只能说选择现代人物题材谋求推陈出新，以期与他人作品有别，就其形象塑造观之尚感和谐得法，不失喜气，但结合人物之“相”的刻画而言，值得思考的是：1.人物题材与形式、创意与看点、整体与细节如何足见别致；2.人物比例与结构、姿态与表情、服饰与道具如何足见精到；3.人物性格与特点、情节与情趣、气氛与色调如何足见生动。
　　总之，黄杨木雕作为立体圆雕，表现人物各种姿态不受限制，皆可实施由表及里、面面俱到的打造，问题在于人物其“相”的展示和刻画，何以做到既得体又不俗，经得起审美考量，宜供品味，其间无疑有许多功课要做，深入其中便需要严格要求，面对创作宜当学习过程，通常离不开用心推敲，正如推出象由心生的人物造型，使其“相”切合创作构想，能产生所要体现的东西，并且怎么看怎么舒服，唯有历经创作去探索。
　　（作者单位：浙江省乐清市飞翔工艺雕塑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