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邮传部庶务司主稿孙宝瑄偶得一部《官场现形记》，他好奇地阅读，是夜“夜眠稍迟”。第二天，继续读这本书，“终日不去手”。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十月初一，孙氏继续阅读此书，在日记中有如此记载：“余览二集甫终卷。其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是夜观《现形记》终卷。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抑。”十月初五，孙宝瑄与友人聊天，论及此书：“《官场现形记》之佳，盖其善写世态，几使凡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语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
　　 我们不妨注意一下孙氏前后的言行。他开始读这本书时，觉得“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过了几天与朋友谈论，虽然前面也有表示欣赏的言辞，后面却接了一句“可谓恶极矣”！为什么孙氏的态度自相矛盾呢？早前几天，他是以读者的身份阅读小说，是局外人，利益相对超脱。过了几天与友人应酬，可能他就还原到官员的身份，看人观事，与作者的立场有了差异。何况孙宝瑄家世极其显赫。他的父亲孙诒经，是前户部尚书，哥哥孙宝琦，曾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做着顺天府尹，其岳父是做过两广总督的李瀚章，他也是李鸿章的侄女婿，就算他本人清廉守法，他的大家庭、他的亲戚里就未必没有《官场现形记》中所揭露的那些事。作为局内人，他对此不满也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一个人在个人利益的局内还是局外，对同一件事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比如笼统地说反腐败，平民百姓几乎个个赞成，可是上头一刹乱开发票、公费旅游之风，某些手头有科研项目的、在福利良好的垄断企业工作的，立即觉得自己的利益受了影响，有人于是发出这样的言辞：“反腐败不要反老百姓。”再比如对付文艺评奖的“瘦身”，那些身居基层的，基本上跟高层次的奖项无缘的，往往举双手赞成，但那些长袖善舞的人则喜欢说：“这个事不宜简单化。”老百姓的立场有局内、局外之分，少数当官的更是这样。比如对待亲属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利，在局外时，官员也觉得这样不合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嘛;身在局内，他则觉得自己的亲属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也包括为亲属服务，于是放任他们胡作非为……
　　 平民百姓为人处事有局内、局外两种立场并不要紧，他们手中不握有权力，没有能耐动用公家的东西为个人利益服务。但官员不同。官員操纵着大量的公共资源，比如资金、土地、人力，一旦他们凭个人利益来决定行事立场，整个社会的秩序非混乱不同。那些不惜花费大量资金搞政绩工程的，那些在官场上公权私用的，那些疯狂谋取金钱、美色的……有几个不是凭着个人利益的驱动做事？
　　 对那些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并且实施了谋私行为的局内人，一般的提醒、教育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种铁的制度早早将其淘汰掉，这样，我们的监督才能真正落地，局内人违规追求个人利益时才有忌讳。
　　 当官员只能做利益的局外人，而无法靠权力、影响力成为局内人时，权力才能保持应有的清白。
　　 摘自《北京日报》202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