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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开始具有了完全独立的品格。新闻学的独立成学也促使新闻事业开始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一、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
新闻在启蒙学者的手中，不管是王韬还是梁启超，都充其量只是一种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器”，而新闻走向现代化，新闻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闻事业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摆脱这种地位，这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新闻本位观念树立起来了。新闻事业从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开始摆脱政治斗争工具的地位，从而由独立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首先体现在新闻学者的身上，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可以说，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更大意义上可以算做政治家。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也有政治立场，比如反帝爱国，但是他们在研究新闻学时，是以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新闻学著作，虽然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也能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一时期的新闻人已经摆脱了政治家的身份，具有了新闻人独有的品格。
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还体现在新闻学专著的问世。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这些新闻学专著的问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在他们的作品里，阐述了新闻的功能，但是这种对新闻功能的阐述已经完全不同于梁启超等人，新闻不但不再单纯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作为了一种“学”与“术”的综合体。中国的新闻学也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正是有了这种本位化的理论框架作为依托，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这一时期新闻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的出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它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同时也是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
二、新闻自由观念的深化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播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新闻事业可能永远也就是“国事”的辅助工具而已。
首先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风云人物具有强烈的自由意识，他们在自我觉醒的基础之上，阐述了一系列和新闻自由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这些理论为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起了铺路的作用。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
其次就是政论传统的恢复。这一时期，我国报刊政论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发展，树立了优良的政论传统，彻底改变了民国初年那种以应景文字充斥报端的局面。《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以后，各种评论形式纷纷出现，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彻底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的沉闷局面，政论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政论传统的恢复，一方面体现了新闻自由开始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主、自由观念的进一步深化。
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者们，追求自我心灵的解放，这种追求必然体现在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上，而他们对于政治自由理论的阐述，其实客观上为中国新闻的现代化树立了理论框架，铺平了中国新闻现代化的道路。
三、新闻业务的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中，新闻业务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报纸彻底改变了近代报纸那种启蒙的状态，走上了现代化报纸的道路。新闻业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第一，报刊文风的改变。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既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领域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新闻领域的一大贡献，由于白话文的运用，报刊文风为之一新。
第二，副刊的革新。副刊是现代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这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三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些副刊办得很有特色，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还强调文化娱乐性，介绍新文学，发表大量的新诗、散文、短篇小说、知识小品等，给读者以精神享受。这些成就无疑是现代报刊的有益经验。
第三，新闻采写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徐宝璜的《新闻学》中体现得非常明确。他指出“供给新闻”是报纸的首要功能，从而把人们引向了认识新闻报道自身运作规律的道路。强调新闻报道要求正确、求完全、求迅速、求丰富，要建立在读者的需要之上，还指出报道要与意见分离，这些观点标志着五四时期的报人对新闻的采写有了现代化的意识。
（作者单位：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施宇
一、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
新闻在启蒙学者的手中，不管是王韬还是梁启超，都充其量只是一种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器”，而新闻走向现代化，新闻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闻事业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摆脱这种地位，这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新闻本位观念树立起来了。新闻事业从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开始摆脱政治斗争工具的地位，从而由独立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首先体现在新闻学者的身上，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可以说，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更大意义上可以算做政治家。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也有政治立场，比如反帝爱国，但是他们在研究新闻学时，是以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新闻学著作，虽然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也能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一时期的新闻人已经摆脱了政治家的身份，具有了新闻人独有的品格。
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还体现在新闻学专著的问世。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这些新闻学专著的问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在他们的作品里，阐述了新闻的功能，但是这种对新闻功能的阐述已经完全不同于梁启超等人，新闻不但不再单纯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作为了一种“学”与“术”的综合体。中国的新闻学也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正是有了这种本位化的理论框架作为依托，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这一时期新闻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的出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它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同时也是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
二、新闻自由观念的深化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播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新闻事业可能永远也就是“国事”的辅助工具而已。
首先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风云人物具有强烈的自由意识，他们在自我觉醒的基础之上，阐述了一系列和新闻自由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这些理论为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起了铺路的作用。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
其次就是政论传统的恢复。这一时期，我国报刊政论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发展，树立了优良的政论传统，彻底改变了民国初年那种以应景文字充斥报端的局面。《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以后，各种评论形式纷纷出现，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彻底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的沉闷局面，政论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政论传统的恢复，一方面体现了新闻自由开始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主、自由观念的进一步深化。
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者们，追求自我心灵的解放，这种追求必然体现在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上，而他们对于政治自由理论的阐述，其实客观上为中国新闻的现代化树立了理论框架，铺平了中国新闻现代化的道路。
三、新闻业务的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中，新闻业务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报纸彻底改变了近代报纸那种启蒙的状态，走上了现代化报纸的道路。新闻业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第一，报刊文风的改变。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既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领域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新闻领域的一大贡献，由于白话文的运用，报刊文风为之一新。
第二，副刊的革新。副刊是现代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这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三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些副刊办得很有特色，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还强调文化娱乐性，介绍新文学，发表大量的新诗、散文、短篇小说、知识小品等，给读者以精神享受。这些成就无疑是现代报刊的有益经验。
第三，新闻采写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徐宝璜的《新闻学》中体现得非常明确。他指出“供给新闻”是报纸的首要功能，从而把人们引向了认识新闻报道自身运作规律的道路。强调新闻报道要求正确、求完全、求迅速、求丰富，要建立在读者的需要之上，还指出报道要与意见分离，这些观点标志着五四时期的报人对新闻的采写有了现代化的意识。
（作者单位：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