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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邵循正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感到当前即使在文教学术界,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中,知道邵循正名字的,恐怕已经为数不多了。可是在三四十年前,邵先生却是一位在国内外很著名的大专家、大学者。
我在读大学期间,曾上过邵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等课程。毕业留校后,又在邵先生领导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多年(主要是跟随教研室副主任荣天琳先生分担中国现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我也可以忝列邵先生的众多学生之一,对邵先生多少有一些了解,觉得应该将我所了解的有关邵先生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以抒怀念之情。
我是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七名学生之一。历史系的系主任原是吴晗先生。但此时由于吴先生已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务繁忙,无暇顾及系务,乃由邵循正先生继任系主任。在清华期间,除上过邵先生的课外,我由于曾担任历史系学生会的总干事,与系主任邵先生也时有接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法院系大都并入新的北京大学。于是原清华、燕大和老北大历史系的绝大多数教师都聚集在新北大历史系,使该系教师阵容十分强大。系主任由翦伯赞先生担任,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四个教研室主任分别由邓广铭、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四位先生担任,当时被戏称为“四大名旦”。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由周一良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苏秉琦先生兼任(苏先生时任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还有新设立的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是王铁崖先生。1954年我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开始就分配在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任助教。1957年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国际关系史教研室随之被撤销,此后我才转到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国际关系史教研室共有五名教师,其中两名是教授。王铁崖教授原是老北大政治系主任,另一位教授陈芳芝先生则是原燕大政治系主任。一个教研室即拥有两位系主任级的教授。至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除主任邓广铭先生外,还拥有向达(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政烺、余逊等多位知名教授。由此可见历史系教师阵容之强大。
这种情况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在教授评级时就对上述各位大教授(包括邵先生在内),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全国高等院校中进行了一次教授评级工作。北大历史系也在翦伯赞先生主持下,召开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联席会议进行评议。我当时兼任系秘书,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那次会议。翦老在会上首先发言,大意是他认为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知名专家学者,所以都应该评为一级教授。在讨论中,对翦老的发言似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多是补充,如认为未参加会议的向达、张政烺、余逊等先生也应评为一级。记得只有王铁崖先生发言说,他是搞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如果在政法界,他大概可以评为一级,但在历史学界,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恐怕只能退居二级了。后来经过全校平衡,历史系只批准了翦伯赞、向达二位先生为一级教授,其余上述诸先生一律被定为二级教授。当时在史学界就有不少人议论说,北大历史系的那些二级教授,如果分散在其他高等院校,大约都可能被评为一级教授;特别是邵循正先生,无论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还是在蒙元史和满清史等领域,都是国内外知名的权威学者,如在其他院校,一定会评为一级教授。例如在蒙元史学界,与邵先生齐名的韩儒林先生(当时有“南韩北邵”之称)在南京大学不就是一级教授吗!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与邵循正先生多年来同校共事,关系介乎师友之间。邵循正与其弟邵循恪两位先生于1926年同时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本科。1930年毕业后又同时升入本校研究院。按清华当时惯例,在每届研究生毕业时,一般每系可选派其中一名出国留学。邵循正先生为了避免以后可能与其弟发生竞争,乃转系师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当时陈寅恪先生已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后又被中文、历史两系聘为教授。邵先生在清华学习期间,曾经选修过多门陈先生开的课程,学到不少陈先生特长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文字,深受陈先生器重。1934年,清华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教育界的“朱延丰事件”。大致情况是:清华在决定从当年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派出国留学生时,历史系有两名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即朱延丰(导师是陈寅恪先生)和邵循正(导师是蒋廷黻先生)。而系主任蒋廷黻只向校方推荐了邵循正一人。朱便先后向校领导和教育部申诉,认为蒋先生有私心,只推荐自己的研究生。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陈寅恪先生主动致信校长梅贻琦,说明当日历史系教授开会,研究该派谁出国时,正是他自己首先表态,“认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各教授全体赞同,无一异议”。这样,朱才无话可说,一场风波得以平息。由此可见陈先生对邵循正的器重。还应该提到,邵循恪先生也被政治系推选为出国留学生。兄弟二人同时被选派出国,一时传为佳话。
1934年邵先生出国后,与陈先生一样,都是先去巴黎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学习蒙古史、古波斯文等,次年即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只是比陈先生少去一些国家。1936年邵先生回国后即到清华历史系任教。此后,两位先生乃长期同校共事。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极端困难时期,二人在工作上、生活上互相帮助。1943年陈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略稿》出版时,陈先生曾对其门生蒋天枢说:“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草稿拼凑成书,交商务出版。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想不到此手稿经王兼士先生保存多年,得以于2009年由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真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邵先生和陈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突出的是,二人都不追求什么名校学位,早年著作都很少,论文也不多。但都是博闻强记,学贯古今,会通中外。尤其二人都掌握十余种外文和古民族语言,因而能将国内国外的各种文献资料和中西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纠讹辨误,发人之所未发。因此他们都在中青年时,即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
近年来不少书报披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成立国学院时,梁启超向当时的校长推荐年仅30岁左右的陈寅恪来院担任导师。当校长得知陈先生既无名校学位,又没有多少论著时,怀疑其能否胜任。梁启超当即对校长说:我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但我的所有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寅恪几篇论文的价值高。这样,陈先生才得以进入清华大学。陈先生晚年目盲,他依靠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担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写了《柳如是传》等若干名著。
邵循正先生一贯惜墨如金,寿命又较陈先生短,所以一生论著比陈先生更少。最主要的就是一本20多万字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和在他去世后才由张寄谦等先生编辑的《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前者是邵先生在读研究生时写的硕士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清华大学研究生论文丛书之一公开出版后,很快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高度评价。邵先生因此一举成名。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年仅20多岁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以后多年来,仍有一些出版社把此书作为20世纪学术名著,几次重印再版。近几年还看到此书又新印上市。邵先生在学术功底和记忆力方面也有类似陈先生的表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曾流传过“邵循正摸黑讲元史”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邵先生应邀在联大作题为《元遗山和耶律楚材》的学术讲座。许多知名教授和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等先生都来听讲。不料开讲不久,电灯突然熄灭。邵先生稍作等待,即脱离讲稿,摸黑继续讲下去。而且仍然旁征博引,仿佛还在看着讲稿讲,且内容无甚遗漏。在快讲完时,电灯复亮,全场掌声雷动。主持讲座的罗常培先生即席赋诗一首,盛赞邵先生的才学。抗战胜利后,邵先生又与陈寅恪先生一起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任访问教授,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鲁汶大学讲学。1946年回国后,仍到清华任教。
在思想和学风方面,我感觉邵先生实际上也继承了陈先生倡导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邵先生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他在讲课或著作中,从不像一些人那样,言必称马、恩、列、斯、毛的“教导”,并把他们的片言只语作为衡量各种历史是非的唯一标准;而往往是用许多确切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些革命领袖们某些具体论述的正确或局限。他从不主动去写那些政治批判或政治宣传一类的文章,也很少去看别人写的这类东西。他拿到别人的专著或论文时,首先是翻看文末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如果没有引用新的资料,他一般也是不会看的。
邵先生在讲课时慢条斯理,声音很低,而且往往讲半句,吸一口烟,下半句也被吸没了。学生们则习以为常,似乎不需言传,也可意会。邵先生对学生可以说是“有教无类”、“唯才是举”。凡是聪敏好学,功课优异的,不论他们政治表现如何,他都一视同仁地喜爱。比我高一班的一位学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由于他知识广博,外文又好,邵先生依旧热情地带他攻读中外交通史,并把自己未发表过的珍贵笔记等资料,借他研读,使他学识大进。在我们班上,他最喜欢的是殷叙彝、张磊、周清澍以及比我们低一班的周良霄等几位。他们都是共青团员或学生干部,同时又都肯钻研业务,成绩优秀,得到邵先生的器重。毕业分配时,他很早就提议要殷叙彝留系任教。但中央编译局得知殷掌握英、德、俄等多种外文,乃指名将他调走,使邵先生遗憾不已。张磊、周良霄等则被留做研究生,分配跟随邵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或蒙元史。周清澍虽被分配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仍不时求教于邵先生。邵先生也很器重他,经常与他交流学术心得。上述各位学长都已成为各自专业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学者。
邵先生一生谨言慎行,在公开场合,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很少议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邵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揪斗、抄家、关入“牛棚”。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境遇才有所改善,得到“解放”,并被调去参与《元史》标点工作。邓广铭先生对于《元史》断句之难,曾有精彩论述:认为除了像邵先生这样的专家,一般学者都很难胜任。
可惜的是邵先生重新工作后不久,由于居住在一间装修后不久的办公室,导致呼吸过敏而不治逝世,时年仅64岁,比陈寅恪先生享年短了不少。我常想,假如邵先生能像一些老学者那样长命百岁,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他在学术上必然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我在读大学期间,曾上过邵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等课程。毕业留校后,又在邵先生领导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多年(主要是跟随教研室副主任荣天琳先生分担中国现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我也可以忝列邵先生的众多学生之一,对邵先生多少有一些了解,觉得应该将我所了解的有关邵先生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以抒怀念之情。
我是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七名学生之一。历史系的系主任原是吴晗先生。但此时由于吴先生已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务繁忙,无暇顾及系务,乃由邵循正先生继任系主任。在清华期间,除上过邵先生的课外,我由于曾担任历史系学生会的总干事,与系主任邵先生也时有接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法院系大都并入新的北京大学。于是原清华、燕大和老北大历史系的绝大多数教师都聚集在新北大历史系,使该系教师阵容十分强大。系主任由翦伯赞先生担任,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四个教研室主任分别由邓广铭、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四位先生担任,当时被戏称为“四大名旦”。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由周一良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苏秉琦先生兼任(苏先生时任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还有新设立的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是王铁崖先生。1954年我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开始就分配在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任助教。1957年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国际关系史教研室随之被撤销,此后我才转到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国际关系史教研室共有五名教师,其中两名是教授。王铁崖教授原是老北大政治系主任,另一位教授陈芳芝先生则是原燕大政治系主任。一个教研室即拥有两位系主任级的教授。至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除主任邓广铭先生外,还拥有向达(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政烺、余逊等多位知名教授。由此可见历史系教师阵容之强大。
这种情况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在教授评级时就对上述各位大教授(包括邵先生在内),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全国高等院校中进行了一次教授评级工作。北大历史系也在翦伯赞先生主持下,召开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联席会议进行评议。我当时兼任系秘书,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那次会议。翦老在会上首先发言,大意是他认为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知名专家学者,所以都应该评为一级教授。在讨论中,对翦老的发言似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多是补充,如认为未参加会议的向达、张政烺、余逊等先生也应评为一级。记得只有王铁崖先生发言说,他是搞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如果在政法界,他大概可以评为一级,但在历史学界,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恐怕只能退居二级了。后来经过全校平衡,历史系只批准了翦伯赞、向达二位先生为一级教授,其余上述诸先生一律被定为二级教授。当时在史学界就有不少人议论说,北大历史系的那些二级教授,如果分散在其他高等院校,大约都可能被评为一级教授;特别是邵循正先生,无论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还是在蒙元史和满清史等领域,都是国内外知名的权威学者,如在其他院校,一定会评为一级教授。例如在蒙元史学界,与邵先生齐名的韩儒林先生(当时有“南韩北邵”之称)在南京大学不就是一级教授吗!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与邵循正先生多年来同校共事,关系介乎师友之间。邵循正与其弟邵循恪两位先生于1926年同时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本科。1930年毕业后又同时升入本校研究院。按清华当时惯例,在每届研究生毕业时,一般每系可选派其中一名出国留学。邵循正先生为了避免以后可能与其弟发生竞争,乃转系师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当时陈寅恪先生已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后又被中文、历史两系聘为教授。邵先生在清华学习期间,曾经选修过多门陈先生开的课程,学到不少陈先生特长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文字,深受陈先生器重。1934年,清华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教育界的“朱延丰事件”。大致情况是:清华在决定从当年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派出国留学生时,历史系有两名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即朱延丰(导师是陈寅恪先生)和邵循正(导师是蒋廷黻先生)。而系主任蒋廷黻只向校方推荐了邵循正一人。朱便先后向校领导和教育部申诉,认为蒋先生有私心,只推荐自己的研究生。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陈寅恪先生主动致信校长梅贻琦,说明当日历史系教授开会,研究该派谁出国时,正是他自己首先表态,“认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各教授全体赞同,无一异议”。这样,朱才无话可说,一场风波得以平息。由此可见陈先生对邵循正的器重。还应该提到,邵循恪先生也被政治系推选为出国留学生。兄弟二人同时被选派出国,一时传为佳话。
1934年邵先生出国后,与陈先生一样,都是先去巴黎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学习蒙古史、古波斯文等,次年即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只是比陈先生少去一些国家。1936年邵先生回国后即到清华历史系任教。此后,两位先生乃长期同校共事。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极端困难时期,二人在工作上、生活上互相帮助。1943年陈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略稿》出版时,陈先生曾对其门生蒋天枢说:“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草稿拼凑成书,交商务出版。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想不到此手稿经王兼士先生保存多年,得以于2009年由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真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邵先生和陈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突出的是,二人都不追求什么名校学位,早年著作都很少,论文也不多。但都是博闻强记,学贯古今,会通中外。尤其二人都掌握十余种外文和古民族语言,因而能将国内国外的各种文献资料和中西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纠讹辨误,发人之所未发。因此他们都在中青年时,即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
近年来不少书报披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成立国学院时,梁启超向当时的校长推荐年仅30岁左右的陈寅恪来院担任导师。当校长得知陈先生既无名校学位,又没有多少论著时,怀疑其能否胜任。梁启超当即对校长说:我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但我的所有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寅恪几篇论文的价值高。这样,陈先生才得以进入清华大学。陈先生晚年目盲,他依靠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担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写了《柳如是传》等若干名著。
邵循正先生一贯惜墨如金,寿命又较陈先生短,所以一生论著比陈先生更少。最主要的就是一本20多万字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和在他去世后才由张寄谦等先生编辑的《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前者是邵先生在读研究生时写的硕士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清华大学研究生论文丛书之一公开出版后,很快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高度评价。邵先生因此一举成名。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年仅20多岁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以后多年来,仍有一些出版社把此书作为20世纪学术名著,几次重印再版。近几年还看到此书又新印上市。邵先生在学术功底和记忆力方面也有类似陈先生的表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曾流传过“邵循正摸黑讲元史”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邵先生应邀在联大作题为《元遗山和耶律楚材》的学术讲座。许多知名教授和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等先生都来听讲。不料开讲不久,电灯突然熄灭。邵先生稍作等待,即脱离讲稿,摸黑继续讲下去。而且仍然旁征博引,仿佛还在看着讲稿讲,且内容无甚遗漏。在快讲完时,电灯复亮,全场掌声雷动。主持讲座的罗常培先生即席赋诗一首,盛赞邵先生的才学。抗战胜利后,邵先生又与陈寅恪先生一起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任访问教授,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鲁汶大学讲学。1946年回国后,仍到清华任教。
在思想和学风方面,我感觉邵先生实际上也继承了陈先生倡导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邵先生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他在讲课或著作中,从不像一些人那样,言必称马、恩、列、斯、毛的“教导”,并把他们的片言只语作为衡量各种历史是非的唯一标准;而往往是用许多确切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些革命领袖们某些具体论述的正确或局限。他从不主动去写那些政治批判或政治宣传一类的文章,也很少去看别人写的这类东西。他拿到别人的专著或论文时,首先是翻看文末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如果没有引用新的资料,他一般也是不会看的。
邵先生在讲课时慢条斯理,声音很低,而且往往讲半句,吸一口烟,下半句也被吸没了。学生们则习以为常,似乎不需言传,也可意会。邵先生对学生可以说是“有教无类”、“唯才是举”。凡是聪敏好学,功课优异的,不论他们政治表现如何,他都一视同仁地喜爱。比我高一班的一位学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由于他知识广博,外文又好,邵先生依旧热情地带他攻读中外交通史,并把自己未发表过的珍贵笔记等资料,借他研读,使他学识大进。在我们班上,他最喜欢的是殷叙彝、张磊、周清澍以及比我们低一班的周良霄等几位。他们都是共青团员或学生干部,同时又都肯钻研业务,成绩优秀,得到邵先生的器重。毕业分配时,他很早就提议要殷叙彝留系任教。但中央编译局得知殷掌握英、德、俄等多种外文,乃指名将他调走,使邵先生遗憾不已。张磊、周良霄等则被留做研究生,分配跟随邵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或蒙元史。周清澍虽被分配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仍不时求教于邵先生。邵先生也很器重他,经常与他交流学术心得。上述各位学长都已成为各自专业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学者。
邵先生一生谨言慎行,在公开场合,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很少议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邵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揪斗、抄家、关入“牛棚”。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境遇才有所改善,得到“解放”,并被调去参与《元史》标点工作。邓广铭先生对于《元史》断句之难,曾有精彩论述:认为除了像邵先生这样的专家,一般学者都很难胜任。
可惜的是邵先生重新工作后不久,由于居住在一间装修后不久的办公室,导致呼吸过敏而不治逝世,时年仅64岁,比陈寅恪先生享年短了不少。我常想,假如邵先生能像一些老学者那样长命百岁,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他在学术上必然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