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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就业问题在我国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各种旨在促进就业的政策纷纷出台。从实际效果看，有些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些政策则不尽如人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政策是否符合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否符合公共政策的底线。本文从我国的就业政策这一案例出发，来探讨公共政策的底线这一问题。
一、我国就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选择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岗位的同时，也在大量地摧毁旧的工作岗位，但摧毁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创造的速度和规模，使得就业问题愈发严重。我国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我国就业政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针对当前就业形式和特点，围绕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我国政府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具体来说，我国现阶段的就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期政策要点
第一，继续稳妥地推进国有单位用人制度改革。前一阶段国有企业用人制度的改革既有成绩也有不足。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营状况的改善与打破饭碗和大锅饭的用人制度改革密不可分。存在的问题是对企业下岗职工的补偿不足，并且，不同行业的补偿差距很大，造成不少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第二，制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整体战略。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现阶段我国农村存在的问题是就业不充分问题，而不是失业问题，不宜提出实现农村充分就业的口号和目标。在城市化进程速度有限、城镇就业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土地制度就是稳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保障。
（二）长期政策要点
第一，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最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和行政的手段，今后，要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和市场机制建设城市，特别是中小型城市。
第二，重新审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就业的长期战略至关重要。要注意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特别要重视我国有比较优势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注重发展各类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经济组织，特别是第三产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规模。
第三，创造政策环境，鼓励资本投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与外资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仍有待改善。只有更多的创业才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四，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教育不仅要提高全民素质，而且要促进就业。应当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这类教育。
二、从我国的就业政策中分析公共政策的底线
所谓公共政策的底线，我认为是公共政策所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应合乎大多数民众的价值理念
从我国制定就业政策的过程中来看，明显是符合了大多数民众的价值理念。就业问题是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国家的就业政策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的就业生活提供建议和帮助，这些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是围绕更好的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就业问题而进行的，例如，针对我国目前失业人口的现状，国际推出以重点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取向的扶持政策，这类政策主要是运用政策杠杆将所创造的岗位优先用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我国目前所推行的积极就业政策也是体现了民意，而且能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认可。
（二）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践准则
之所以说我国的就业政策符合合理性这个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我国的就业政策在内容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政策。我国政策的调整对象与实施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灵活度。其次，我国的就业政策以实现政策对象的最大利益为根本原则，并以此指导具体的政策实践；充分了解现实，收集信息，为制定正确的政策目标提供外在条件。我国的就业政策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变化，为人民提供多种指导。从上可以看出，近期政策以及长期政策说明我国的就业政策不仅符合理论要求，而且适应实践需要。因此，我国的就业政策是符合政策合理性这个底线的。
（三）公共政策不可违反法律秩序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制度性和普遍性规范，而政策是工具性和特殊性规范。法制不仅是法律的准绳，更是政策的紧箍咒。政策只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在不违背法制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中某些问题作出规定时才具有合法性。
从我国的就业政策的相关具体内容，制定的过程以及实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理想的合理的公共政策，应是一种在对政策客观条件的动态适应过程中，在政策主客体的信息互动中，在程序方法与政策目标的协调统一中，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这才是公共政策的底线所在。
参考资料：
[1]谢明.政策透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陈庆云,戈世平,张孝德.现代公共政策概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占志刚.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J].行政论坛，2004（3）.
(作者简介：肖 涌（1981-）,男 ,湖北大冶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就职于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一、我国就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选择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岗位的同时，也在大量地摧毁旧的工作岗位，但摧毁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创造的速度和规模，使得就业问题愈发严重。我国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我国就业政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针对当前就业形式和特点，围绕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我国政府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具体来说，我国现阶段的就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期政策要点
第一，继续稳妥地推进国有单位用人制度改革。前一阶段国有企业用人制度的改革既有成绩也有不足。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营状况的改善与打破饭碗和大锅饭的用人制度改革密不可分。存在的问题是对企业下岗职工的补偿不足，并且，不同行业的补偿差距很大，造成不少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第二，制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整体战略。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现阶段我国农村存在的问题是就业不充分问题，而不是失业问题，不宜提出实现农村充分就业的口号和目标。在城市化进程速度有限、城镇就业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土地制度就是稳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保障。
（二）长期政策要点
第一，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最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和行政的手段，今后，要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和市场机制建设城市，特别是中小型城市。
第二，重新审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就业的长期战略至关重要。要注意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特别要重视我国有比较优势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注重发展各类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经济组织，特别是第三产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规模。
第三，创造政策环境，鼓励资本投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与外资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仍有待改善。只有更多的创业才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四，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教育不仅要提高全民素质，而且要促进就业。应当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这类教育。
二、从我国的就业政策中分析公共政策的底线
所谓公共政策的底线，我认为是公共政策所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应合乎大多数民众的价值理念
从我国制定就业政策的过程中来看，明显是符合了大多数民众的价值理念。就业问题是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国家的就业政策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的就业生活提供建议和帮助，这些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是围绕更好的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就业问题而进行的，例如，针对我国目前失业人口的现状，国际推出以重点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取向的扶持政策，这类政策主要是运用政策杠杆将所创造的岗位优先用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我国目前所推行的积极就业政策也是体现了民意，而且能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认可。
（二）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践准则
之所以说我国的就业政策符合合理性这个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我国的就业政策在内容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政策。我国政策的调整对象与实施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灵活度。其次，我国的就业政策以实现政策对象的最大利益为根本原则，并以此指导具体的政策实践；充分了解现实，收集信息，为制定正确的政策目标提供外在条件。我国的就业政策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变化，为人民提供多种指导。从上可以看出，近期政策以及长期政策说明我国的就业政策不仅符合理论要求，而且适应实践需要。因此，我国的就业政策是符合政策合理性这个底线的。
（三）公共政策不可违反法律秩序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制度性和普遍性规范，而政策是工具性和特殊性规范。法制不仅是法律的准绳，更是政策的紧箍咒。政策只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在不违背法制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中某些问题作出规定时才具有合法性。
从我国的就业政策的相关具体内容，制定的过程以及实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理想的合理的公共政策，应是一种在对政策客观条件的动态适应过程中，在政策主客体的信息互动中，在程序方法与政策目标的协调统一中，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这才是公共政策的底线所在。
参考资料：
[1]谢明.政策透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陈庆云,戈世平,张孝德.现代公共政策概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占志刚.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J].行政论坛，2004（3）.
(作者简介：肖 涌（1981-）,男 ,湖北大冶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就职于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研究方向：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