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在前半生找入口，在后半生找出口，对于年轻的精英来说，金融是个看起来不错的入口，但未必就是适合每个人的出口。因为金融工作本身看似充满挑战，但走在这条路的大部分人在本质上又都是风险厌恶者。

金融民工：认命还是反抗

　　初看起来，桑奇的生活还算规律，八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回家了加加班，干到夜里十二点是家常便饭。“对接的客户有时就是到那个点，你只能陪，结束了还得和领导汇报。”工作到凌晨三点是常有的事。
　　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了自己的本科学业，因为不太喜欢美国的工作环境，他选择了毕业就回国发展，在上海的一家基金担任市场经理助理。不同于外企相对规范的作息，他感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工作风格“野”得多。
　　桑奇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工作节奏是不是太快的问题。他觉得这源于工作性质，不受自己控制。“我们的工作跟着那几个时间节点走，尤其是在基金发行期，监管机构给的时间有限，必须争分夺秒。”而这样的争分夺秒每年有5～6次，每次持续一个多月。他说，“想拿这份钱，就得受得了这个罪。”
　　除了当下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未来的预期。金融行业的高薪酬集中在全行业头部和高层，职级往上走，收入呈几何增长，上一个台阶翻几倍很正常。“内资商业银行的高管春节一天加班费10万”这样的传说让大家习以为常。
　　按桑奇的说法，这让大家习惯了忍耐，忍过最初的煎熬，把受不了的人都熬出局，接下来的人生便“海阔天空”。
　　在高盛做卖方分析师的阿伟就没那么想得开了，他工作的头三年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随时待命的状态、苛刻的領导、狡猾的同事，让他一上班就精神压力倍增，特别没有安全感，“那种被生活死死钳住的感觉真是糟透了”。
　　直到今年，他终于痛定思痛从温水锅中跳出，加入了一家欧洲基金公司的香港办公室，从卖方分析师转为买方分析师，跨国远程办公才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金融民工普遍苦大仇深，有的是劳心，有的是劳力，但是具体谈到工作压力却不尽相同，中资和外资不同，买方和卖方不同，券商和投行不同，银行、保险又不同。
　　“外资就是那几家大的，100多年的自然竞争形成了垄断，然后就可以不断消费品牌价值。反观国内，市场年轻，参与者多，差异化不明显，必须得靠劳力才能拼出差距。”
　　在阿伟看来，进外资投行就像鲤鱼跃龙门的游戏，进去特别难，但进去之后“性价比还挺高的”，每天早八点到晚八点，偶尔加班到十一二点，拿着70万港币的薪水，年底还有奖金。
　　“这个行业非常短视，不管是收入还是成就感，你都可以在短期看到成效。如果不爱钱，做不好金融。”阿伟说。
　　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在桑奇看来是个伪命题。“其实就是没有生活”，因为忙到半夜一两点是家常便饭，桑奇和女朋友长期处于昼夜倒班的状态，两人差点因此分了手。
　　对于金融民工的叫法，桑奇认为“这更多是一种自谦和嘲解吧，一方面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人还是挺精英的，另一方面有的岗位真的挺累的，比搬砖还累”。

优越感：身份的幻觉

　　精英感，是金融行业的标签之一。张林就时常感到自己身处在一群“优秀的绵羊”（耶鲁教授德雷谢维奇用来形容内心空洞的精英学生）之中，从身边的同事上感受的最普遍的心态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走了一条非常规发展路径，本硕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跨专业到了现在工作的私募基金，没有经历同事们那一路“打怪升级”、锤炼优越的过程。

按桑奇的说法，这让大家习惯了忍耐，忍过最初的煎熬，把受不了的人都熬出局，接下来的人生便“海阔天空”。

　　平台赋予了这些年轻人良好的自我认知，张林觉得很多同事都暗暗享受着身份、地位带来的愉悦，因此可以乐此不疲加班，心理动力源自一种高度的自我效能感：我做的事别人做不了。而这种“脸上贴金”式的心态也能起到极大的安慰和平衡作用。
　　不得不承认，高门槛、强竞争，让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学历、穿着、谈吐、人际资源方面都很出众。这当然是出于工作需要，但也极大地满足了这个行业的爱慕虚荣。
　　多数加入金融圈的年轻人都会在头两年尝到这个行业的甜头，生活水平和眼界都和读书阶段拉开了巨大差距：有高级的工作环境，上司同事都是名校毕业，差旅住宿都是高档酒店，一个应届生可以直接对接上市公司的高管，老板随便请吃饭就是人均500～1000元，工作几年后靠自己完全可以有好几身奢侈品牌的行头……“那种夸张的好处，别的工作根本给不了。”
　　当然，优越感并非是空穴来风，私募基金作为整个金融行业中最接近商业本质的环节，“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层”。而要进入行业头部的那几家可谓卷中之卷、难上加难。
　　张林说他工作的乐趣来自对商业世界本质的洞察，虽然这常常让他每天从睁眼工作到深夜两三点。私募的逻辑是用最少的人、最高效的方式获得最大的回报。这让私募基金的工作方式相对扁平，工作强度极大，收入也极高，往往3人的小团队就可以搞定一个大项目，有时候一个中层领导带着他就可以对接董事合伙人。
　　做投资的经历也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式：越理解资本的本质之后，他越觉得商业世界冷冰冰的，人也变得冷峻。“这样也不太好，世界会失去浪漫的色彩。”
　　我问这个行业内卷吗？他只说，金融人才确实供给过剩了，“有太多聪明人在这个行业了，其实应该更多元一点，不应该这么扎堆”。
　　这不禁让人想起6年前的“施一公之问”：当所有精英都想去干金融，这个国家一定出了问题。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年轻精英都想去做金融？很多时候，连局内人都未必搞得清楚。

实习：被动加速

　　内卷化看似都是被动的过程，但每一个参与者曾经都面临要不要“入局”的选择时刻。
　　复旦大学的小泽的本科是学语言的，因为是小语种保送生，他对自己的专业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在大学成绩很好，看到很多优秀的学长学姐和同学都投身了金融，他开始对这个行业感兴趣。

　　他是在大二暑假做了第一份金融咨询类实习，“但已经晚了，很多同学大一暑假就开始去咨询公司做PTA（Part-time Assistant，兼职助理）了”。
　　金融行业惯于“压榨”实习生，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看起來高大上的项目层层分包，到了底层，工作依然相当机械、重复。而实习生经过层层筛选，正是低成本的优质劳动力。毋宁说培养实习生本身就是金融工作的重要环节，
　　乍看起来的高不可攀的金融行业成了“纸老虎”，小泽也很快找到了入局的钥匙：多刷实习。“和医学、工程、法学等专业相比，金融的专业门槛比较低，对于聪明人来说可以快速上手。”他真正入门也是大三一边实习一边自学。
　　“这个行业的核心技能是快速学习，如果要加一条那就是综合素质高，如果是外资的话再加一条英文好。”热心于给学弟学妹介绍工作的学长阿伟说。
　　虽然入局不难，但是通过对比往上几届前辈的经历，小泽明显地感受到，同一个实习岗位的竞争变得更激烈，大家的简历背景也变得越来越“高级”。

张林就时常感到自己身处在一群“优秀的绵羊”（耶鲁教授德雷谢维奇用来形容内心空洞的精英学生）之中，从身边的同事上感受的最普遍的心态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重压之下，不卷是不可能的。压力的传导机制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经由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了解到的行业需求，为了稳妥，就更早一点启动。另一种是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通过与身边人，往往是同学、同级或在其他学校比自己优秀的同龄人比较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你本来规划得好好的，但是突然有个你认识的人，能力可能差不多，一下子拿到一个头部的实习，这往往是巨大的刺激。”小泽说。
　　这样的校园生态会催生出有趣的一幕：往往同级间明争暗斗，成为塑料友情；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上下届却其乐融融、互利共赢。围绕不少“大神”学长学姐，还会出现帮实习生打工的“小黑工”。
　　刘欣就是这样一位“大神”，一路都是金牌实习拿到手软，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金融硕士。她曾在一年做了5份实习，毕业的时候还因为这段经历开了个讲座。听她细数每份实习的经历与得失已经花去一个多小时，临了她忽然想起自己做过一份创投行业的实习，“一份不对的实习再好，不符合职业规划，也不会投入太多精力”。
　　为什么要这么拼？因为起步晚，也没有抱大腿。刘欣指是每个商科院校几乎都有的投资俱乐部或行业协会。在这里，业界的校友大佬和在校的优秀学子可以形成一个紧密的小圈子。因为隐含的鄙视链，有的圈子更低调也更难进，这时候人脉（network）就特别重要。
　　尽管自己的专业课成绩很优秀，但是因为没有在早期混进小圈子，刘欣觉得自己已经比很多人慢了半步。一番研究过后，她决定“加速”自己的实习过程。
　　很多金融实习都要求三个月以上的实习期，但是刘欣却经常只实习一个月就“跳槽”。违约但是又不触怒老板，她有自己的方法。除了完成既定的工作，她会主动搜集信息，做一些“额外的作业”，比如把数据可视化来优化部门工作的ppt。她还会提前给自己找好接班人，一般是下一级的学弟学妹，对学弟学妹来说是个人情，对自己来说是全身而退的保障。
　　求快、求全成为她寻找实习的指导原则。她按照技能树来安排实习的，要求自己在咨询和金融行业的后台、前台、业务、战略都有经历，“每份实习都非常快乐，就像商业间谍一样，学习很快”。
　　这么拼值得吗？我听到很多抱怨，但是最后他们都会自我宽慰，“虽然枯燥无味，但是不至于对身心产生毁灭性影响”。

出口：从最不坏的选择逃离

　　虽然刘欣的履历几乎完美，但在入行前她就认识到金融行业是个糟糕的行业，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损耗自己获得回报”。到了后来她意识到，“刷实习是相对简单的，干货的学习一定是痛苦的”。她当时就下定决心，坚决不在国内机构留用，因为“养分不够”。
　　在小泽看来，金融行业没有什么打动人的企业文化。“身边大部分人毫无职业忠诚度可言，在哪都是挣钱，如果有更好的岗位，干吗不去？”所以很多刚入行的年轻人就跟“民工”一样，职业初期的跳槽频率很高，基本上都是结果导向。
　　对刘欣来说，她想从实习中获得的不只是好看的履历，还有快速了解行业的观察期。与其说这是在寻找自己喜欢的岗位，不如说是在排除错误选项。“金融行业对人才有长期培养能力的机构越来越少”，这成了她一定要往上爬的决定因素，她相信，只有到了最高的平台，才有可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所以，做了这么多“金牌实习”的刘欣没有直接工作，而是申请到海外顶级名校读硕士。她分析当时的心态是一种留后路的心态。拿到一个名校的金融硕士，就有了跨入金融行业的敲门砖，以后也可以去搞研究，甚至转去其他行业阻力都会小很多。“不知道喜欢做什么，先去最不坏的再说。”这也是很多商科学生的想法。
　　但刘欣也不是没有困惑，其实她并不热爱金融这个行业，硕士毕业后在香港的外资投行只做了一年就离开了。原因正是她早就意识到的内心消耗，她遇到性格乖戾的领导，让她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的心理状态变得岌岌可危。在她看来，金融业高回报的代价就是容易心理扭曲，“不仅要被动承受市场的变化，还要忍受不从事创造性生产的乏味，这对于内心是有损耗的”。 　　她说自己的习惯就是做规划，往往会给自己预设一段时间不长于三年的规划，三年以内很坚决地行动，不遗余力。但是从长远来讲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也没想好。“但如果不离开香港，我无法获得更自由的生活。”

暗中标好的价格

　　把原本应该读书交友的校园时光牺牲掉，大部分拿来实习，这是商科学生们无奈的选择。
　　牺牲也是必然的。实习、课堂、社团、睡眠，最多选两样。由于好的实习往往对绩点也有要求，所以对于成绩也不敢怠慢，于是只能少社交、少睡觉。但重视成绩并不意味着重视课堂。“当时有信心缺所有的课，期末的时候还能拿A。”刘欣说。

内卷化看似都是被动的过程，但每一个参与者曾经都面临要不要“入局”的选择时刻。

　　与之相似的操作在名校商科学生中并不少见，不少学生甚至在大一结束后就直接搬到了市中心租房子住，以便能同时做多份实习。而学校的课程也有应对方法，水课平时都不去，重要的课会找人帮忙代听，录音记笔记。“为的就是记下考点，有时候问同一门课的同学借笔记，人家会故意把关键信息删去。”曾经做过代听的昊林告诉我。可以嘱咐代听记下一些老师的个人风格和偏好，以便期末前夕和老师套近乎，使其难以分辨这是一个缺席了大半学期的学生。
　　从商科毕业后，昊林申请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读社会科学的博士，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颇有点“主动出局”的意味。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尽管他当时选商科的想法和大多數人如出一辙。“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拿命换钱，身边人抱怨的是因为那份工作让他学不到东西，日常被琐碎工作淹没了。”实习的经历让他明白，不再要最不坏的选择，而是最对的选择。
　　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进了金融行业，他也看着大家越来越拼却不知道为什么，反而生出一种局外人的清醒：“你看看这个行业的70后、80后都过得挺好的，为啥90后越来越卷？因为没赶上好时候呗。扩张期结束了，年富力强的领导就会要求特别高、特别挑剔，后起之秀要是再不努力点，该如何出头？”
　　“选金融是风险最低的，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过上一种富裕的生活，只要不出大的bug就可以稳稳拿这个钱，但金融行业的马太效应格外严重，除非有特殊的背景，否则，努力（实习）是最公平的游戏规则了。”刘欣说。
　　选择太多，就先选最不坏的，成为了如今中国大学精英的惯性思维。就这样，高度的从众心理，深层的求稳心态，出众的勤恳、自律与忍耐，让这些同龄人中最优秀的头脑，难以挣脱金融业的诱惑，也甘愿入局这场愈演愈烈的存量厮杀。
　　一番询问下来，我无从判断金融行业是不是发生了严格意义上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似乎只是个好用的词，来表达他们压抑和焦虑，他们依然确信自己的道路，享受行业的红利和身份的快感，只是对那暗中标好的代价更加感到茫然和无力。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