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是覆盖在所有学科之上的、把人文精神渗透到所有学科中去的一门综合的学问。语文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学语文的同时也能学到其他学科的知识，而在其他学科里面也都有语文的知识。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语文，语文知识已渗透进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中，这也充分说明语文的重要性。然而，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太重视语文，甚至把它等同于其他学科，这是不对的。学技术可以长技能，可以用来打工、干活，学语文不是这样，既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学一技之长，而是出于“安身立命”的需要。可以说，语文是灵魂的依靠，或者说，它是一种以表面无用而达到实际有用的一种学问。
　　我国现代教学观念从西方演绎而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和传统的教学观念不一样，它是把所有的教育内容分科传授，这是现代社会追求做事效率的需要。那么现代教学观念丧失的是什么呢？它丧失的是知识本身的一些价值。我们现在把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来进行比较，这样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的。语文不是一门单纯的学科，它包括的面很广，政治历史、天文地理等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学好语文。孔老夫子给他的学生讲课，一天到晚讲的不就是语文吗？讲完之后，这些学生不是什么都能干吗？在他的学生里边，有当官的，有经商的，有带兵打仗的，等等。
　　语文本来是学生最欢迎、最感兴趣的一门课程，现在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成了学生最讨厌的一门课程。这是所有从事语文教育的工作者都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么好的课程讲成了学生最讨厌的内容了呢？这需要先回过头来看我们是怎样教语文的，是不是我们都把语文讲得枯燥、讲得干巴巴的呢？语文教学首先要强调整体的感受，教师不能抛弃整体感受来讲具体的技巧，不要把每篇课文都讲得头头是道，要让学生自己去感受。许多语文教师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把课文当成一个审美的对象。事实上，教师应首先让学生感受到所学的文章是美文，是好文章，然后再讲为什么好。如果是议论文，就让学生去理解、感受文章所阐述的道理，继而被它的道理所折服。假如学生还没有认可某篇文章，教师就硬说它好，这从教育学上来讲是不合逻辑的。尽管我们选入教材的文章大多数是被历史证明过的好文章，但这毕竟是别人证明的，学生还没有接受，教师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让学生必须接受，这就行不通了。比如，教师在讲到鲁迅先生在《故乡》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并对此大加赞赏、解释含义时，有一个学生却站起来说：“老师，这句话好是好，但作为一篇小说，我认为写到前边‘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就可以结束了，后边这句看似不错的话却显得有点画蛇添足。”教师听到突如其来的“另类”声音，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我却非常赞同这个学生的观点，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依据小说的结构来讲的。学语文时不能把语文看成单一的一个学科，要把它和整个人生的知识挂钩，打通课内和课外的联系，让语文学习和实际生活相结合。语文教师不应该只研究语言符号本身的东西，而应涉猎更广泛的语文天地。如今有很多语言学家把学问做“死”了：生活中的语言他听不懂，却去研究某地的方言，并把它录下来，去分析其音高音低，这样做是脱离生活的，只有极少数人做就足够了，没有必要那么多人去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进行研究。语文要跟生活结合，这是语文教学非常迫切的要求。
　　把语文和人的思想结合起来，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关键所在。孔子也知道世界有混浊，社会有黑暗，不见得说了话就有用，但是孔子的精神就是坚定不移地去做，而且他讲的道理都是和生活、和人生结合起来，进而转化成朴实的语言的，这是最根本的一点，也是儒家思想“学以致用”的关键。我们以往对待语文的两种做法：一个是不用，把语文和生活各自孤立起来；另外一个是小用，或者是只为政治服务，不能和丰富的人生结合。现在的语文教学需要回到儒家正确的道路上去，把语文和人生根本的宗旨相联系。儒家思想提倡“君子温润如玉”，这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学了语文会让人感到亲切、温和，做人也会变得很谦和。说到底，语文学习会让人知道真理的无限性，知道世界无边，自己永远会有无知的境况，这样对知识、对真理会产生一种敬畏感，更有利于以后的学习。语文教师就是要通过语文讲世界的丰富性，通过语文讲由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构成的气象万千的世界。孔夫子讲的知识很丰富，讲后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去发展。比如这个学生有经商的天分，可孔子给他讲的却不是经商的道理，而是做人的道理，但这做人的道理也会对他的经商有很大的帮助，进而转化成经商的知识。因此，语文教学不应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是市场上需要什么教师才教什么，而是要想到市场是变化的，知识是可以转化的，有一些知识是受用终生的，这个是每个语文教师都应该明白的。
　　语文课应以导读为主。如果把课文看成一个园林，一个旅游景点，教师则应是一个导游。教师之前已经进去看过了，已经熟悉了景点的情况，然后再领着学生一路欣赏，一路介绍，记住不要讲定性的东西，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尤其不要背诵别人的长篇大论、不要灌输别人嚼碎的知识。这个方面我们还要去学习孔夫子。我推荐语文老师仔细研读《论语》，孔子给学生回答问题时不是讲大道理，且往往针对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回答。比如学生问“孝”和“仁”的问题，每一次孔子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标准答案，他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自己理解、思考。对一个问题、对一种思想的理解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表现在具体的语言形式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或者说，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标准答案。这个观点很重要。许多语文老师的榜样是孔子，但孔子并不认为自己讲的是绝对真理，他的很多言论都是商量得“不亦乐乎”，即我把我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了，虽然是我本人研究出来的，但它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理。也正因此，学生喜欢孔子，喜欢和他争论。孔子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完全是平等的对话，这是我们语文老师应该效仿的。通过语文教学引导学生去理解人性是最重要的，不但学生能得到解放，老师自己也解放了，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孔子的教育观念是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他跟子贡说，颜回我们是比不了了，他能举一知十，我们只能举一知二，大家都是一般人。他讲举一反三的问题时，也有发脾气的时候，他发脾气不是因为学生答对或答错，而是因为学生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只对懒惰的学生，尤其是懒于思考的学生发脾气。这也是语文老师应该效仿的。目前，一些学习西方教育理论的学者把知识搞得太死板了，一切都放在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里，却不知道世界是变化的，知识是不断更新的。
　　语文的工具性是不能放弃的。语文是个大杂烩，它必须包括有工具性、知识性的内容，但最根本的还是人文性，这不能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所以我们对理想的语文老师的要求是——有综合素质，能够在讲工具性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融进去人文性。我在新加坡给学生讲当代文学时，曾讲到茹志鹃的《百合花》一文，这是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内容是关于解放战争中一个解放军的故事，没有想到的是，我讲这篇课文时竟然把学生都讲哭了。一开始我搞不明白：新加坡的青年学生对共产党、对解放军也没有什么感情，为什么会哭呢？后来我意识到，是课文本身打动、感染了学生。此篇课文是以一个女兵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朴实、可爱的小伙子，刚刚还活蹦乱跳地跟一个媳妇借被子、转眼就牺牲了的一个过程，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人性的东西，是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真情。也因此，20世纪50年代写的故事能够打动如今的新加坡学生。这次上课给了我很深的感触：讲课并不是非要灌输知识，其实，作品本身就会打动学生，教师若把作品讲好了，就能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达到很好的育人目的。假如教师一开始就讲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不仅很难感染学生，而且可能使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种抵触情绪。这恐怕也是现在多数语文课使学生厌烦的原因之一。
　　谈及现在的语文教学就不能回避高考的问题。目前高考的主要问题是题型比较僵化，去年的题型考完之后就成了一个指挥棒，全国的高中生都在练习这种题型。大部分出题者对题目本身推敲得还不够，每年都有提出异议的，指导思想还是标准答案。这跟整个高考体制有关，因为高考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尽管大家也知道只要是统一考试就必须得有标准答案，这是个弊端，但目前似乎专家、学者也都无能为力，也只有随着自主招生的扩大，这个标准答案才能被打破。因为自主招生可以不搞标准答案，可以增加录取的灵活性，当然，同时也要求阅卷者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比如我们强调学生素质，就考一些文学欣赏题，而文学欣赏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见仁见智了。这里面就有了矛盾：如对于一首古诗，问这首诗里哪句话是最精彩的？哪一个地方是诗眼？若出题者依据一本古诗注解参考书，认为某句话是最精彩的，就把这个作为标准，答案，但是学生很可能会把这个答案推翻。这样一来，阅卷者就没有参考标准，很可能出现随意打分的现象，这样又会把素质考试考死了。怎样灵活地考素质，这是我们现在包括未来几年要探讨、解决的问题。
　　我当中学语文老师时曾讲过，语文教师要让学生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指教师要教给学生高考的知识点；“另一条腿”是指除了应对高考，作为教师，最重要的还是要教给学生“安身立命”的知识，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我认为，在学生上高一的时候，教师要对高考持随便的态度，因为高一离高考还远，不应把学习完全与高考挂钩，而要解放学生，打破所有的教条规程，让学生打好基础。到了高二，教师要把学生的潜能发挥到最大。高考的东西很简单，假如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就能跑得很好，那么放上鞍子又有什么不行呢？放上鞍子不就是多了几条“规矩”吗？等学生到了高三时，教师一定要讲这个“规矩”，即如何对付高考的那一套内容，进而让学生能从容应对高考。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呼吁语文高考改革；另一方面，作为现在的高中生，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待高考改革，语文教师要让学生学会自学，学会思考，学会理解，学会“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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