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底稿》是张鸣“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的第二本。跟第一本《历史的坏脾气》一样，娓娓道来，细腻婉转，对历史的脉脉温情洋溢于字里行间。这是张鸣一直以来的风格，他似乎无意于架构体系恢弘的大历史，而独钟情于历史的碎片。那些掩埋在岁月的尘土中的不起眼的碎片，被他的笔管一个一个地拨拉出来，然后轻轻地擦拭，轻轻地哈气。还真就那么神奇，就在他的擦拭和吹拂中，那些不起眼的碎片渐渐露出了精致的纹理，渐渐复活了缤纷的色彩，变得楚楚动人。
　　另类的当然不只是文法。在我看来，张鸣历史笔记最独特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同情的理解。即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上，以将心比已的态度，去看待和评说历史。主流历史研究和主流历史叙述毛病多多，而最容易招致我反感的毛病，则在于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轻狂，由这种轻狂必然客观上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似乎无父无母，自己根本不是从昨天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可以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毫不留情地审判过往一切历史和历史人物。照着自己的身高去度量古人，古人当然皆为侏儒。于是一部三千年文明史，差不多都成了黑暗史；于是近一百多年的壮阔波澜，差不多都成了浊流。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这种轻狂和攻伐，就跟对大自然的轻狂和攻伐一样，浅薄之至，愚妄之至。
　　对大自然是需要敬畏的，人怎么伟大，终究也只是自然之子，人的伟力永远只是对自然法则的探究和再现，而绝无可能超越自然法则之上。只有造化弄人，不可能人弄造化。人对大自然的任何嘲弄，最终都会招来残酷的报复。同样，对历史也是需要敬畏的。历史是千万年进化秘诀的沉淀，历史是无数血泪凝聚的结晶。这种沉淀和结晶是今天的根基，支撑着今天的繁枝茂叶。对历史的任何侮辱，非但不可能反衬出我们自己的伟岸，反而只会动摇我们精神世界的根本，使我们越来越病态和萎靡。
　　不是做历史的判官，而是做历史的同情的理解者，只有以这样的平常心，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和评价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收获真正的教益。固然，历史上可能存在诸多弯路，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弯路也是必要的代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比古人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肯定不比古人高明，我们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狼狈状并不在古人之下，代价并不在古人之下。
　　对历史抱以同情的理解的平常心，可以说是张鸣历史笔记的最明显的特色。于是我们看到，杜月笙之有名，不仅在于他善于跟上流社会打交道，而且在于他跟上流社会交往的同时，不忘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民众，尤其为上海产业工人讨利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他的支持，他甚至不惜为此开罪国民党当局。于是我们还发现，我们平素了解的袁世凯不甚准确。真实的袁世凯不仅是近代化转型的主要推手，而且最为后人不齿的称帝之举，初衷原来可能是反制民初军阀跋扈、地方割据，这固然不智，却未必完全险恶——纵然称帝，要建立的也只是君主立宪制而非绝对复古，而在君主立宪制与现代民主之间，并非就隔着千山万水。我们同时还知道，被嘲笑了一百多年、侮辱了一百多年的叶名琛，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弱智。“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的。走(逃)的话，清朝的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叶名琛只好“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他别无选择。这固然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奇观，但问题在于，叶名琛碰上的，也正好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背景有着这样的奇观，又何足怪哉?“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这是笔者在张鸣历史笔记中随意选取的几个片断。此种片断，在张鸣历史笔记中所在多有。其结论往往令人惊讶而一时难以苟同，其逻辑之强大却令人至少不敢轻率否定。其逻辑强大的主要原因，则在于颇具人情味，用人之常情去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而不是用空洞的大言来苛责历史和历史人物，这样做当然更切近实际因而更容易服人。这种历史描述方法，我姑且称之为人性化描述。
　　历史是人的活动。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因此研究和描述历史，离开对于人性的理解，一味空洞大言，那将永远不得历史真相之门。那样推论出来的所谓历史，不过是愚弄众生的伪历史罢了。只有抱着敬畏之心，以低调的身段，谦恭的态度，同情地理解历史，宽容历史，才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这就要求一个根本的条件，即史家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性之眼。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人性之眼，张鸣才能为历史碎片还原精致的纹理，复活缤纷的色彩。他的历史笔记才那么兴味盎然。张鸣之最大另类，惟在此耳。
　　(《历史的底稿》，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5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