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这是朱自清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为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两书撰写的书评《诗文评的发展》开篇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提到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与“文学批评”相当却又未必完全一致的另一个术语：“诗文评”。只不过这诗文评虽也“独成一类”，却毕竟长期处在“附庸地位”，“在目录里只是集部的尾巴”。故而朱自清认为，“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的“输入”，自有其特定意义，一方面“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另一方面也就“提高了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短短二十年中竟能有“至少五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即是明证。
　　朱自清先生此文，虽说重心在对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给出他个人的评价，但其实又并不止于此，行文当中处处可见他本人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透彻理解和洞见。比如对于如何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提出了“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观点；再比如关于中国文学批评未能充分发展、“不能成为专业而与创作分途并进”原因的解释；又比如谈及作家作品批评时所说“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几部书”。凡此种种，似乎都是对所评他人著作的重要补充，也不失为对读者的重要提醒。
　　在涉及中国传统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和“零碎材料”时，朱自清补充例举了不少他认为重要的批评著作和批评文类。系统的著作除为人所熟悉的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他还补充了清代陈祚明的《古诗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系、赵翼的《瓯北诗话》；“零碎材料”他则例举了宋末方回《瀛奎律髓》和明末钟惺、谭元春《古唐诗归》为代表的评点家的“选本”。除此而外，朱先生还有一段话：
　　别集里又论诗文等的书札和诗，其中也少批评到作家和作品；序跋常说到作家了，不过敷衍的多，批评的少，批评到作品的更是罕见。诗话文话等，倒以论作家和作品为主，可是太零碎；摘句鉴赏，尤其琐屑。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里有些批评作家的话，往往根据墓志等等。……从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着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第246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这说的是作家作品批评，却也是对诗文评“体式”的顺带罗列。由此可见，古人实施的“文学裁判”，敷衍也罢，琐屑也罢，总还是有所“裁判”，只不过借了种种文体诸如书札体、诗体、序跋体、诗话文话体、墓志体而出之罢了，加上前述系统著作和评点体，就构成朱先生所谓的“广远的分布”了。
　　二
　　可是说到“书话体”这种称谓，在传统的诗文评里却从不曾见到，虽说古人所评，也并不排除独立成册的“书”。比如明邓云霄之《重刻空同先生集叙》，明蒋大器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清幔亭过客之《西游记题词》，都算得上十分漂亮的“书话体”评论。但为何古时只有诗话、文话、曲话而不见“书话”这一称谓呢？我的粗浅看法是，“书”在古汉语中，意义甚多，或指书信，或专指五经中的《书经》，或称文字，或称动词“书写”，虽然也可以指“书籍”，但若言“书话”，则含义相当不确定。这一点，“书”与同样为多义字的“诗”略有不同，盖“诗”之多义，对所指并无大碍也。到了民国时代，“书”仍然是多义字，然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近代以来图书印刷业的盛行，以及图书、杂志、报纸多种印刷品分类问题的显现，“书”字的意义慢慢发生偏移，更多情况下开始侧重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而此时出现“书话”这一称谓，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要讨论书话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则不能不提及2014年新出的《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该书是目前对“书话”研究最广泛全面的一部专书，不仅追溯了书话的历史渊源、辨析了书话的文体特征，更在另外的六大章里详尽阐释了书话之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学文献学、文学经典化、文学变革、文化译介所发挥的强大功能以及这种文体选择与现代文人身份心态的对应关系。其中第二章专论书话与文学批评，作者对书话承续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阐述，对书话形式的文学批评之特点的分析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尤其在论及书话批评的当代意义时更是表达了一种正确而坚定的意见，表现出对当代学术日益僵化、体制化、板结化的认真反思和严正批评态度。作者通过对夏志清等前辈学者有关言论的引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方法中，不管你的方法多么新锐、理念多么诱人，真正有效的符合文学发展的批评，关键要看你的批评是否真的切近于文本本原，是否贴近创作实际，是否切近于文本作者本身。”（赵普光《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第96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只懂得烹调术而不辨五味甚至连舌头都没有的人，你能说他可以胜任菜肴评论师的职责吗？钱锺书早就说过：“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其“慧悟”与“穷研”之不同处，也不过就是“用心”体悟和徒以“方法”眩人的不同罢了。
　　如何“重建中国化的批评”？如何“纠正和改变当前的批评过于僵化、技术化的偏向”？作者由此提出了“呼唤书话这种批评方式”的建议，作者认为：“书话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启发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学院批评和学理性批评外，还存在着一种具有印象式感悟式批评传统的路向。书话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院批评的不足，实现着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延续，乃至保留着重建传统文学批评的可能。”
　　三
　　我以为，作者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切中肯綮，提出的“学理性批评”与“印象式感悟式批评”相互补充的改革意见也是对的。不过，似乎也还有几点需要延伸开来进一步讨论的。其一，理论方法与批评文体是什么关系？其二，书话体批评的有效性；其三，学术评价制度问题。
　　夏志清1976年所写《劝学篇》，虽是对颜元叔的反批评，却也有不少关于文学批评的正面建设性意见。譬如围绕“文学批评不可能是真正科学化的”这一论点，夏公做了相当细致的申述。他指出“物理学”与“文学研究”之不同，“有些统计式的研究（如唐诗的意象归类）当然可用科学法进行，但对某首诗、某诗人的鉴赏评断，还得凭个别批评家自己的看法，是无法科学化的。历代真正有见解的文学批评，虽是诗话体的，也还有人去读的。那些自命科学而显已过时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倒没有人读了。”（夏志清《谈文艺？忆师友》，第8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按照‘方法’写些刻板论文的批评小匠和广读群书、自有见解的大批评家之分，在明眼人看来，一目了然。”（夏著第92页）这两段话，涉及批评方法、批评家和批评文体三方面的问题，夏志清强调的是批评家的“看法”与“见解”，这是文学批评的核心，是绝对的，而“方法”与“体式”则是相对性因素。“真正有见解的文学批评”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式，都自有意义。“诗话体”作为一种批评体式，当然也可以如论文体、专著体、报告体一样承载“真正有见解的文学批评”了。 　　“书话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故理论方法与批评文体只能是文学批评诸要素中两个相对次要而又各自独立的因素，一种批评方法可以根据需要借助不同的批评文体实施，一种批评文体也同样可以运用不同的批评方法。任何一种具体的批评体式，都不意味着理论方法的封闭性。即如书话体，除了印象式、感悟式的传统方法，当然也可以借助现代心理学批评或生态学批评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觉得关于“书话批评”的瞻望还可以进一步打开视野。
　　要复兴“书话批评”，就不免要考察一下这种批评的有效性。在此不能也无须面面俱到论证出书话是最有效批评文体的结论，而只能以一二例证为书话体批评找到属于它的一席之地。那些专以书话见长的作者就先放下，不妨看一篇批评家的书话体评论。李健吾的两本《咀华集》是印象式、随笔体批评的范本，然也有个别篇什更近于书话，如评论叶圣陶的《西川集》，又如评论沈从文的《湘西》，都不过几百字的短制，以“随笔”“书话”视之均无不可，却也照样恪尽了批评家的一份职守。“风景不枯燥，人在里面活着，他不隐瞒，好坏全有份，湘西像一个人。”这是说《湘西》；“叶圣陶先生的平庸，如他所谓，是他的血，是他的肉，所以透过文字，很快就和我们的心灵融成一片，成为我们的经验，好像一个亲人，不用繁文缛节，就把温暖亲切的感觉给了我们。”这是说《西川集》，都只用了寥寥几句话就把一本书的长处说出来了。书话体，形式上也该是不拘一格的，可以通过书信、序跋、日记、随笔、札记等任何形式出之。孙福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郁达夫的《〈徒然草〉后记》，钱锺书的《〈走向世界〉序》，在我看来也都是精美、有力的书话体批评。
　　李健吾的批评一向被认为是印象式的，那么，印象式的批评如果出之以“书话体”，如何保证其批评的有效性呢？在此，我愿意将夏志清先生另外一段话作为补充附在这里，我以为这段话对于以文学批评为职事的人是一个恳切的提醒：“真正的批评家，应致力于建立印象为法则。他的印象当然是主观的与其个人的——难道还是他人的印象不成——但是，由于他尝试以原理原则为参证，他会脱离纯粹的印象，走向客观的肯定。”（夏著第86页）
　　果能做到“建立印象为法则”，则即使在当代，包括书话体在内的批评方式都是需要且有效的，不管学术评价制度认可还是不认可。不过话说回来，需要且有效，也并非要重新洗牌。窃以为，就批评文体而言，论文体、著作体依旧有它们不可动摇的存在理由，书话体与论文体，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最后，说到学术评价的制度问题，也许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事在人为，勠力改革。至于书话与书话体批评，该怎样写还是怎样写，不管制度认不认。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