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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人不是孤立生存的，人与人之间总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互助，体现的就是人类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互助，按其字面理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常见的行为，是现实生活中频繁使用、经常出现的一个动词。“互助组”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各自需要成立起来的、意在互相弥补自己生产、生活等方面不足的松散型组织，一般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但在我党发展史上特定的历史时期，由党和政府出面进行指导、帮助，互助及互助组的含义不再单纯，不仅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它的内含、价值、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其本意。“互助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可谓一个不可忽略的、特定的历史性概念，它是我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过渡时期的产物。
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一般教科书是这样解释互助组的：中国劳动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劳动互助组织，亦称农业劳动互助组，简称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组成，组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仍为私有，各自独立经营：组员之间在劳动力、畜力、农具等方面实行换工互助。互助组是我党土地改革完成后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项内容。
今天，我们探寻“互助组”出现、发展、消失的背景、原因以及对现实的影响，或许能够提醒世人特别是年轻人强化对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曲折性发展的感悟。
一、互助组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
1、历史上的农民互助。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生产力发展低下。个体农民在土地上耕耘劳作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个体农民之间在农忙季节互相换工以解决生产劳作的种种难题，是中国农民耕种土地的一种传统方式。据史敬棠等编辑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收集的文献记载，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东解放区和东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旧时都广泛存在各种形式的换工互助。
旧式换工的基本特点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属于个人私有，平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进行分散式和小规模经营，在生产需要时实行互助，共同使用几家的劳动力、耕畜或大型工具，对等换工，各家土地上的收获物归各家所有。
旧时换工产生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农民家庭。或没有耕畜与农具，或耕畜与农具不齐全，或缺乏劳动力，或者限于某项技术，仅靠一家一户不能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不得不依靠互助互济来解决某时某事的困难。越是贫困的农户，对互助的要求越强烈。“换工”这种集体劳动，只是家庭经营的补充，不改变农民家庭经济的个体与私有的性质。农民旧式换工是中国二千多年来农业生产力低下与部分农民贫困处境的反映，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换工互助也反映出中国农业的国情和特色。
2、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互助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的农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阶层，他们首要的是解决个人的生存方式，满足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广大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就要了解农民，解决农民所需，成立互助组非常符合农民的习惯，农民也易于接受。
从1940春耕开始，各根据地根据旧有的劳动互助习惯，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互助的内容主要是耕地、送粪、播种、锄草、收割等。有的是人与人换工，有的是人畜换工，有的是牲畜合犋。互助组必须遵守的原则是自愿和互利。抗日战争艰难时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生产。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报告，着重指出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是发展生产的方针。因此。劳动互助组织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逐渐建立起来并得到普遍发展。1946年普遍进行整顿之后，劳动互助组织进一步贯彻自愿、等价政策，在紧张的自卫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全面发展的形势。土改之后，由于农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表现出高度的劳动热情，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的互助组织也进一步增多。
解放战争时期的互助组织，较之抗战时期的互助组织有一个新的突破，即有更多的互助组，由劳动力入组变成以户入组，由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变成常年的、固定的互助。由单一的农业生产互助发展为农副业相结合的互助组织。当时名称上有所不同，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陕北是变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实际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据晋察冀边区的调查，当时的劳动互助组织有五种类型：第一种是由简单的“合犋”发展起来的小型的临时性的互助组织，参加成员都是经济地位相同，社会关系好，以个人为单位，在某种农事活动上组织起来的。第二种是由临时小型的互助合作发展成为固定的互助合作，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互助时间较长，有简单的计工办法。第三种是较大的、固定的、互助范围较广的拨工组，记工记账较为复杂，劳动纪律也比较严格。第四种是以户为单位的合作社。第五种是包工队，把改善雇工生活和生产联合起来。
根据太行区的调查，当时的劳动互助组织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一般的互助组、拨工队、变工队。这种劳动组织完全从事农业生产，并且主要是耕种现有耕地，参加的成员包括各个阶层，而以新中农为主要成份。第二种是扎工队、包工队、忙工队、互助社等组织。这种组织是专门开荒或出卖劳力的，完全是贫农或失业雇工组织。第三种是农业生产与其他生产结合的组织，有的是半农半商，各司专长，明显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各地在发展和巩固互助组织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搞好民主制度和劳动纪律问题。三是解决好领导核心和积极分子问题。
农业互助组具有不同于旧时换工互助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利用、改造农民旧式互助形式的基础上起步的。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普遍具有这样特点：1、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互助协作，互通有无，劳力、畜力、农具由互助组统一安排，统一评工记分，按熟结算。互助组员的生产资料完全私有，但也带有共同劳动的性质，所以互助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性质。2、互助组的规模一般是几户或十来户。
它与旧式互助相比，具有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它不再是农民自发组织，而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组织农民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并 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组织形式；二是突破了仅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互助的界限，扩大了互助的范围：三是开始建立各种记工制度，使换工更接近于等价交换；四是组织了一批长期互助组；五是在互助组内消除了旧式换工中存在的隐蔽的剥削现象，使互助组完全成为劳动群众互助互利的组织。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作为特定经济条件下产物的换工互助，此时它所反映的生产力的性质及其作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它仍是适应中国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和自然经济状况而存在的劳动方式，其主要作用仍是帮助个体农民解决大忙季节畜力、工具与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以完成农业生产过程。此时的互助组依然是生产资料完全私有化基础上的生产互助。
3、《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颁布，确立了互助合作运动的三种形式。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土地制度改革全部完成。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性质上看，这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将少数人(即地主、富农)对土地的私有制度变革为多数人(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度：所建立的是一种小生产的劳动者私有制度。某种意义上，这种改革使农民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焕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但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出现了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任其盲目发展，极易导致两极分化。
土改后的广大农村农业生产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内有过相当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个体农民耕地很少，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资金十分短缺。许多农民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没有抗御的能力。这样，农民要求互助合作，扩大生产力。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党中央与老解放区农民开展的劳动互助相衔接，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继续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互助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富农，互助组出现涣散现象。互助组在广大农村的广泛建立及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收益。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在互助合作组织搞得较早的东北和华北地区，互助组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出现了新的富农，互助组出现了涣散迹象，特别是以山西为典型。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写了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有所发展，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是互助组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
(2)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在互助组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存在着严重分歧。刘少奇认为，单用这一种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毛泽东则认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依此动摇私有制的基础，是可行的，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现在就可以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3)毛泽东肯定高岗的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印发，确立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要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毛主席认为高岗的报告是正确的，并发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予以参考，毛主席在通知中要求“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1951年9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951年12月25日印发。毛主席为印发决议草案，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亲自起草了党内通知，“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至此，发展互助组被“当成一件大事去做”由此明确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
《决议》(草案)指出了，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或称为土地合作社。各地采取哪种形式，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本着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进行，各地政府要加以引导，以便成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互助组织，
《决议》(草案)要求“加强党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政治工作，建立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以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各地政府要定期召开各级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会议。《决议》(草案)确立了农业互助组的政治合法性，尽管是遵循了“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但是政府的干预已经改变了互助组自然经济产物的本质，互助组具有初步的生产计划，实行一定的专业分工，并且有一定的公共积累，产生了某些“按劳分配”的因素，购置了一些新式农具，因此具有了社会主义萌芽。
4、中央颁发《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确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阶段：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正式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于1951年12月所发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执行。至 此，农业互助合作化在全国进入了全面实行阶段。195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通知指出：“……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此决议确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阶段：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过渡。从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
就这样，随着农业社会主义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曾经发挥重大作用的互助组渐渐的淡出了历史舞台，随后更大规模的是初级社、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的成立。
二、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出现的互助组，回归了互助的本意。
1、80年代的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户，几十年不变，使农民拥有了长久的土地使用权。由于大量农民外出涌入城市，出现了农村土地面临无人耕种或是劳动力不足的局面，成立互助组是合理选择。在邻里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富户之间进行互助，谁家忙时互助组就到谁家帮忙，互助组出工时管饭不管酬，实行‘劳力资源共享’，有效解决了单个农户劳力不足的问题。互助组中的富户、种养专业户还根据资金、技术需求相互帮助，有效解决了资金不足、技术不全面等问题。互助组解决了因大量劳务输出造成农村劳力、资金、技术等方面困难。
在新的建设时期农村互助组重新再现，是广大农村现实的需要，是农民关系团结和谐的体现，也是人类互帮互助善良本性的回归，此时农村互助组的作用非常明确单一，就是互相帮助，各取所需，达到共同致富的目的。2007年中央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放的一部反映当今山西农村农民生活的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剧情发展最后在县、乡领导支持下。喜家庄成立了农业经济合作社，以公司化的管理方式经营农业经济，以带动全村走一条共同发展、共同致富之路。此时又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社，但意义与历史上的有本质的区别，我想本剧的意义是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进一步引导农民发展创业，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探索和创新。
2、现实中的互助行为非常普遍。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互助的社会。在满足个人愿望的同时还能对别人施以援助，这样的行为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最合理的选择，况且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也是人类良好品德之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纽带。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助比比皆是，学校同学之间成立互助组，互帮互学或是解决偏科，或是共同提高；城市之间建立互助友好城市，带动城市、地域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国际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组织，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互助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目的是非常单纯而明确的，一旦超出了它的本意，赋予它太多的含义，承载太多的重任，期待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许它就又在历史上消失了。
美好的愿望，历史的重任，不是任何历史现象都能承载的，刚刚发芽的草木不可能开花，揠苗助长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党在建国初期如果能够正确判断形势，给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状态的互助组以正确引导，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适时调整而不是急于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新中国的那段弯路或许就不走了，当然历史不可以假设，正是残酷的历史教训，使我们的党不断成熟起来，及时纠正了所犯的错误，科学地提出了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建设强大的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走改革发展之路。历史的一页被掀过去了，但是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会时常在现实中闪现，不停地发挥警示作用，所以谁都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一般教科书是这样解释互助组的：中国劳动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劳动互助组织，亦称农业劳动互助组，简称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组成，组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仍为私有，各自独立经营：组员之间在劳动力、畜力、农具等方面实行换工互助。互助组是我党土地改革完成后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项内容。
今天，我们探寻“互助组”出现、发展、消失的背景、原因以及对现实的影响，或许能够提醒世人特别是年轻人强化对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曲折性发展的感悟。
一、互助组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
1、历史上的农民互助。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生产力发展低下。个体农民在土地上耕耘劳作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个体农民之间在农忙季节互相换工以解决生产劳作的种种难题，是中国农民耕种土地的一种传统方式。据史敬棠等编辑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收集的文献记载，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东解放区和东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旧时都广泛存在各种形式的换工互助。
旧式换工的基本特点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属于个人私有，平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进行分散式和小规模经营，在生产需要时实行互助，共同使用几家的劳动力、耕畜或大型工具，对等换工，各家土地上的收获物归各家所有。
旧时换工产生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农民家庭。或没有耕畜与农具，或耕畜与农具不齐全，或缺乏劳动力，或者限于某项技术，仅靠一家一户不能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不得不依靠互助互济来解决某时某事的困难。越是贫困的农户，对互助的要求越强烈。“换工”这种集体劳动，只是家庭经营的补充，不改变农民家庭经济的个体与私有的性质。农民旧式换工是中国二千多年来农业生产力低下与部分农民贫困处境的反映，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换工互助也反映出中国农业的国情和特色。
2、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互助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的农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阶层，他们首要的是解决个人的生存方式，满足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广大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就要了解农民，解决农民所需，成立互助组非常符合农民的习惯，农民也易于接受。
从1940春耕开始，各根据地根据旧有的劳动互助习惯，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互助的内容主要是耕地、送粪、播种、锄草、收割等。有的是人与人换工，有的是人畜换工，有的是牲畜合犋。互助组必须遵守的原则是自愿和互利。抗日战争艰难时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生产。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报告，着重指出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是发展生产的方针。因此。劳动互助组织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逐渐建立起来并得到普遍发展。1946年普遍进行整顿之后，劳动互助组织进一步贯彻自愿、等价政策，在紧张的自卫战争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全面发展的形势。土改之后，由于农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表现出高度的劳动热情，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的互助组织也进一步增多。
解放战争时期的互助组织，较之抗战时期的互助组织有一个新的突破，即有更多的互助组，由劳动力入组变成以户入组，由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变成常年的、固定的互助。由单一的农业生产互助发展为农副业相结合的互助组织。当时名称上有所不同，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陕北是变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实际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据晋察冀边区的调查，当时的劳动互助组织有五种类型：第一种是由简单的“合犋”发展起来的小型的临时性的互助组织，参加成员都是经济地位相同，社会关系好，以个人为单位，在某种农事活动上组织起来的。第二种是由临时小型的互助合作发展成为固定的互助合作，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互助时间较长，有简单的计工办法。第三种是较大的、固定的、互助范围较广的拨工组，记工记账较为复杂，劳动纪律也比较严格。第四种是以户为单位的合作社。第五种是包工队，把改善雇工生活和生产联合起来。
根据太行区的调查，当时的劳动互助组织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一般的互助组、拨工队、变工队。这种劳动组织完全从事农业生产，并且主要是耕种现有耕地，参加的成员包括各个阶层，而以新中农为主要成份。第二种是扎工队、包工队、忙工队、互助社等组织。这种组织是专门开荒或出卖劳力的，完全是贫农或失业雇工组织。第三种是农业生产与其他生产结合的组织，有的是半农半商，各司专长，明显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各地在发展和巩固互助组织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搞好民主制度和劳动纪律问题。三是解决好领导核心和积极分子问题。
农业互助组具有不同于旧时换工互助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利用、改造农民旧式互助形式的基础上起步的。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普遍具有这样特点：1、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互助协作，互通有无，劳力、畜力、农具由互助组统一安排，统一评工记分，按熟结算。互助组员的生产资料完全私有，但也带有共同劳动的性质，所以互助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性质。2、互助组的规模一般是几户或十来户。
它与旧式互助相比，具有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它不再是农民自发组织，而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组织农民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并 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组织形式；二是突破了仅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互助的界限，扩大了互助的范围：三是开始建立各种记工制度，使换工更接近于等价交换；四是组织了一批长期互助组；五是在互助组内消除了旧式换工中存在的隐蔽的剥削现象，使互助组完全成为劳动群众互助互利的组织。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作为特定经济条件下产物的换工互助，此时它所反映的生产力的性质及其作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它仍是适应中国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和自然经济状况而存在的劳动方式，其主要作用仍是帮助个体农民解决大忙季节畜力、工具与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以完成农业生产过程。此时的互助组依然是生产资料完全私有化基础上的生产互助。
3、《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颁布，确立了互助合作运动的三种形式。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土地制度改革全部完成。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性质上看，这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将少数人(即地主、富农)对土地的私有制度变革为多数人(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度：所建立的是一种小生产的劳动者私有制度。某种意义上，这种改革使农民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焕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但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出现了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任其盲目发展，极易导致两极分化。
土改后的广大农村农业生产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内有过相当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个体农民耕地很少，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资金十分短缺。许多农民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没有抗御的能力。这样，农民要求互助合作，扩大生产力。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党中央与老解放区农民开展的劳动互助相衔接，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继续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互助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富农，互助组出现涣散现象。互助组在广大农村的广泛建立及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收益。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在互助合作组织搞得较早的东北和华北地区，互助组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出现了新的富农，互助组出现了涣散迹象，特别是以山西为典型。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写了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有所发展，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是互助组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
(2)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在互助组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存在着严重分歧。刘少奇认为，单用这一种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毛泽东则认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依此动摇私有制的基础，是可行的，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现在就可以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3)毛泽东肯定高岗的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印发，确立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要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毛主席认为高岗的报告是正确的，并发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予以参考，毛主席在通知中要求“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1951年9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951年12月25日印发。毛主席为印发决议草案，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亲自起草了党内通知，“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至此，发展互助组被“当成一件大事去做”由此明确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
《决议》(草案)指出了，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或称为土地合作社。各地采取哪种形式，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本着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进行，各地政府要加以引导，以便成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互助组织，
《决议》(草案)要求“加强党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政治工作，建立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以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各地政府要定期召开各级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会议。《决议》(草案)确立了农业互助组的政治合法性，尽管是遵循了“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但是政府的干预已经改变了互助组自然经济产物的本质，互助组具有初步的生产计划，实行一定的专业分工，并且有一定的公共积累，产生了某些“按劳分配”的因素，购置了一些新式农具，因此具有了社会主义萌芽。
4、中央颁发《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确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阶段：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正式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于1951年12月所发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执行。至 此，农业互助合作化在全国进入了全面实行阶段。195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通知指出：“……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此决议确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阶段：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过渡。从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
就这样，随着农业社会主义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曾经发挥重大作用的互助组渐渐的淡出了历史舞台，随后更大规模的是初级社、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的成立。
二、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出现的互助组，回归了互助的本意。
1、80年代的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户，几十年不变，使农民拥有了长久的土地使用权。由于大量农民外出涌入城市，出现了农村土地面临无人耕种或是劳动力不足的局面，成立互助组是合理选择。在邻里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富户之间进行互助，谁家忙时互助组就到谁家帮忙，互助组出工时管饭不管酬，实行‘劳力资源共享’，有效解决了单个农户劳力不足的问题。互助组中的富户、种养专业户还根据资金、技术需求相互帮助，有效解决了资金不足、技术不全面等问题。互助组解决了因大量劳务输出造成农村劳力、资金、技术等方面困难。
在新的建设时期农村互助组重新再现，是广大农村现实的需要，是农民关系团结和谐的体现，也是人类互帮互助善良本性的回归，此时农村互助组的作用非常明确单一，就是互相帮助，各取所需，达到共同致富的目的。2007年中央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放的一部反映当今山西农村农民生活的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剧情发展最后在县、乡领导支持下。喜家庄成立了农业经济合作社，以公司化的管理方式经营农业经济，以带动全村走一条共同发展、共同致富之路。此时又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社，但意义与历史上的有本质的区别，我想本剧的意义是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进一步引导农民发展创业，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探索和创新。
2、现实中的互助行为非常普遍。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互助的社会。在满足个人愿望的同时还能对别人施以援助，这样的行为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最合理的选择，况且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也是人类良好品德之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纽带。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助比比皆是，学校同学之间成立互助组，互帮互学或是解决偏科，或是共同提高；城市之间建立互助友好城市，带动城市、地域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国际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组织，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互助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目的是非常单纯而明确的，一旦超出了它的本意，赋予它太多的含义，承载太多的重任，期待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许它就又在历史上消失了。
美好的愿望，历史的重任，不是任何历史现象都能承载的，刚刚发芽的草木不可能开花，揠苗助长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党在建国初期如果能够正确判断形势，给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状态的互助组以正确引导，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适时调整而不是急于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新中国的那段弯路或许就不走了，当然历史不可以假设，正是残酷的历史教训，使我们的党不断成熟起来，及时纠正了所犯的错误，科学地提出了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建设强大的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走改革发展之路。历史的一页被掀过去了，但是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会时常在现实中闪现，不停地发挥警示作用，所以谁都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