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报档案是革命历史档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中国共产党筹建自己的秘密电台后，在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形成了大量电报档案。追溯电报档案形成的发展过程，是与周恩来同志的悉心指导和大力关怀密不可分的。
1928年党的“六大”前后，中国大地上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不断壮大，为了适应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提倡并亲自领导创立了我党无线电密码通讯事业。当时，培训技术人员是在国内外分别进行的，在俄罗斯的档案中，便有两份周恩来同志署名意见的就技术人员培训问题的请求报告，其签批内容分别为“待决”、“留下学习待讨论”。此后，周恩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院中抽调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等人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无线电业务。1928年10月，中共六大闭幕后，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以党中央军事部长的身份，在叁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同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谈话，传达了调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决定。于是，张沈川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到上海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某军官开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半年后，在原苏联学习的毛齐华、涂作潮等回到上海与张沈川等一起举办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无线电业务培训班。很快，王子纲、曾三、伍云甫等一批无线电业务骨干就培训出来了。应当说，他们同毛齐华、张沈川等都是第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和干部。随后，他们又为广东、江苏、湖南、福建等党组织培训了这方面的人才，为建立我党、我军的无线电机要密码通讯奠定了基础。我党无线电通讯工作从1930年1月开始，在这个无形的战线上，曾活跃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最初的创建人中，像李强、毛齐华、方仲如、徐作潮、张沈川、曾三、伍云甫等，他们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调遣下走到一起来的。从一系列的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具有远见卓识的周恩来在创建我党通讯事业上的决心和重大举措。
不但如此，作为人民军队创建人之一的周恩来（党内化名伍豪），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亲自编写了我党我军的第一部密码——“豪密”。周恩来根据当时所获得的各种密码本资料，结合汉字和阿拉伯数码的特点，反复钻研，亲自编成了我党我军通讯密码本。并从一开始，就将拍发无线电密码电报的报务员，与翻译密码电报的机要人员严格分开，既各成系统，又相互协作，以增强保密性。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任弼时，将这部密码从上海党中央带到苏区，在我军的保密通讯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密码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都没有被破译出来。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的破译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他们曾在珍珠港事件前破获坡译了日军的进攻计划。能够编写出保密性如此强的密码，不具备一定的无线电通讯知识是难以做到的。1931年3月，任弼时同志率涂作潮等同志到达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建立了电台。1931年9月16日，苏区电台与上海中央电台接通联络，开始两者间的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讯。密码就是由中央任弼时带来苏区的《豪密》。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分别在苏区和上海两地亲自翻译了这次电报。关于这件事，邓颖超1960年回答中央办公厅秘书人员询问时说：“那时我还在上海，记得很清楚”，“最早学密码翻译的有任弼时同志，我也学，恩来同志也学。那个《豪密》是任弼时同志带到苏区去的。当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任弼时同志翻译的，在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翻译的。”
党政军各系统的机要电讯工作都是在主管机关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在中共中央是由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直接管理机要电讯工作。1930年前后，机要工作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秘书处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此后，周恩来同志仍亲自过问和负责这项工作，具体事务则由秘书长负责。例如，1931年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是由秘书长邓颖超领导，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机关先后由王首道、任弼时和杨尚昆领导机要电讯工作。这样的管理体制是为了确保在残酷战争年代中，电报档案的绝对安全。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机要密码保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和纪律。1932年7月2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公布了《无线电通讯简则》，1933年9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了《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整编中央电讯等资料的决定》，1943年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及军委秘密文件的材料及管理办法》，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发出了《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密问题的通知》以及194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各部位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等等，这些都对机要文书工作做了具体的专门的规定。
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无线电密码通讯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电报档案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从1930年到1936年期间，电报档案的管理比较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被忽视的。一般来了电报就交破译人员译发，底稿由科、组领导人保存，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些档案有的上交了，有的焚烧了。收电，则是译电人员译抄清楚后交科、组长送领导人员阅办，或由译电员直交领导人员阅办。虽然管理很严格，但不管发稿还是收抄稿，编号、立卷工作则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一些重要文电稿，在发方和收方保存了一段时间后往往都被销毁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电报承办工作相对比较有秩序了。这个时候电报数量激增，电报档案根据公开、半公开和机密三种情形作出了分别处理，机要部门承担了电报的收发、登记、摘抄、递送、退还和存稿等全部工作。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期间，电报处理程序已趋于正规，这主要得益于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这份文件是杨尚昆亲笔起草的，经过周恩来仔细修改后，才于1948年9月30日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可以说，这个文件是这一时期文电处理的最典范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凡收到的电报均按照党务、政治、军事、群众团体等分成若干类别后送领导人批阅批办。建国前一段时间，在党中央，批办人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中央军委是周恩来和李涛。批办就是在收到的电报上批注清楚本电报分送何人何部门阅、何人何部门办。被注请阅示的人一般是机关最高领导，例如中央和军委常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他们中被请批示者有力批示，则由秘书人员送承办机关迅速办理，多半是起草电报稿送主管人审批后发出，一份电报就算处理完毕。中央或中央军委发电，则主管人审批后，还要经集体领导成员传阅，传阅同意后，在交机要部门拍发。电报归档主要是有两个途径，一是收到的电报除了送主管人、批阅人、主管机关、抄送机关外，都必须多抄送一份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电整科归档。二是各单位办理完毕的电报统一交办公室再由办公室值班秘书交电整科归档。发出的作战性的或者机密的以及首长阅后的电报可直接归档。
周恩来倡导的“归档”是广义的，除了文书处理部门对办完的文书归档、机关档案室向专业档案部门归档外，还要由专业档案部门接收一切旧政权的档案、撤销机关的档案或个人保存的档案，这也是战争年代所谓“归档”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颁布前，周恩来已对接收档案工作做了许多指示，为归档工作打下了基础。例如：1947年1月30日《周恩来关于整理北平军调出文件给叶剑英、薛子正、黄镇电》中说：由于蒋介石反对和平，大打内战，和平谈判已被破坏，因而我方在北平的“执行部撤销在即，请叶指定专人，埋头整理两星期，将所有文件分类编成目录，……着董越千先送回延”。1947年2月8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电》中指示：请你们通知前线各部队，在打开敌人占据的城镇时注意收集地方的和所有旧政府的“一切档案文献法令转送后方，得便送延安”。至此，各大军区和各中央局都联合成了战时物资档案接收委员会，专门接收旧政权的一切物资、人员和文件档案。1947年初，周恩来将两箱文件材料交中央秘书处保存；又于1947年6月11日在《周恩来给邓颖超电——请将整理好的文电教曾三保管》中说：请贺龙、李井泉同志通知去五台山开会的邓颖超“望将整理好的个人文件仍交曾三保管”。曾三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主管档案工作，交曾三保管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件归档的第二层意思，即中央领导同志个人的文件、中央各部委的文件要向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归档。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文件电报归档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是以保存和保护党和国家一切重要历史档案为出发点的，是以适应党和国家对文件电报使用需要为目的的。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需要我们档案人认真地继承和发扬。
1928年党的“六大”前后，中国大地上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不断壮大，为了适应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提倡并亲自领导创立了我党无线电密码通讯事业。当时，培训技术人员是在国内外分别进行的，在俄罗斯的档案中，便有两份周恩来同志署名意见的就技术人员培训问题的请求报告，其签批内容分别为“待决”、“留下学习待讨论”。此后，周恩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院中抽调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等人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无线电业务。1928年10月，中共六大闭幕后，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以党中央军事部长的身份，在叁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同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谈话，传达了调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决定。于是，张沈川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到上海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某军官开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半年后，在原苏联学习的毛齐华、涂作潮等回到上海与张沈川等一起举办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无线电业务培训班。很快，王子纲、曾三、伍云甫等一批无线电业务骨干就培训出来了。应当说，他们同毛齐华、张沈川等都是第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和干部。随后，他们又为广东、江苏、湖南、福建等党组织培训了这方面的人才，为建立我党、我军的无线电机要密码通讯奠定了基础。我党无线电通讯工作从1930年1月开始，在这个无形的战线上，曾活跃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最初的创建人中，像李强、毛齐华、方仲如、徐作潮、张沈川、曾三、伍云甫等，他们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调遣下走到一起来的。从一系列的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具有远见卓识的周恩来在创建我党通讯事业上的决心和重大举措。
不但如此，作为人民军队创建人之一的周恩来（党内化名伍豪），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亲自编写了我党我军的第一部密码——“豪密”。周恩来根据当时所获得的各种密码本资料，结合汉字和阿拉伯数码的特点，反复钻研，亲自编成了我党我军通讯密码本。并从一开始，就将拍发无线电密码电报的报务员，与翻译密码电报的机要人员严格分开，既各成系统，又相互协作，以增强保密性。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任弼时，将这部密码从上海党中央带到苏区，在我军的保密通讯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密码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都没有被破译出来。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的破译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他们曾在珍珠港事件前破获坡译了日军的进攻计划。能够编写出保密性如此强的密码，不具备一定的无线电通讯知识是难以做到的。1931年3月，任弼时同志率涂作潮等同志到达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建立了电台。1931年9月16日，苏区电台与上海中央电台接通联络，开始两者间的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讯。密码就是由中央任弼时带来苏区的《豪密》。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分别在苏区和上海两地亲自翻译了这次电报。关于这件事，邓颖超1960年回答中央办公厅秘书人员询问时说：“那时我还在上海，记得很清楚”，“最早学密码翻译的有任弼时同志，我也学，恩来同志也学。那个《豪密》是任弼时同志带到苏区去的。当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任弼时同志翻译的，在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翻译的。”
党政军各系统的机要电讯工作都是在主管机关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在中共中央是由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直接管理机要电讯工作。1930年前后，机要工作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秘书处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此后，周恩来同志仍亲自过问和负责这项工作，具体事务则由秘书长负责。例如，1931年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是由秘书长邓颖超领导，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机关先后由王首道、任弼时和杨尚昆领导机要电讯工作。这样的管理体制是为了确保在残酷战争年代中，电报档案的绝对安全。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机要密码保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和纪律。1932年7月2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公布了《无线电通讯简则》，1933年9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了《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整编中央电讯等资料的决定》，1943年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及军委秘密文件的材料及管理办法》，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发出了《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密问题的通知》以及194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各部位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等等，这些都对机要文书工作做了具体的专门的规定。
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无线电密码通讯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电报档案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从1930年到1936年期间，电报档案的管理比较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被忽视的。一般来了电报就交破译人员译发，底稿由科、组领导人保存，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些档案有的上交了，有的焚烧了。收电，则是译电人员译抄清楚后交科、组长送领导人员阅办，或由译电员直交领导人员阅办。虽然管理很严格，但不管发稿还是收抄稿，编号、立卷工作则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一些重要文电稿，在发方和收方保存了一段时间后往往都被销毁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电报承办工作相对比较有秩序了。这个时候电报数量激增，电报档案根据公开、半公开和机密三种情形作出了分别处理，机要部门承担了电报的收发、登记、摘抄、递送、退还和存稿等全部工作。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期间，电报处理程序已趋于正规，这主要得益于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这份文件是杨尚昆亲笔起草的，经过周恩来仔细修改后，才于1948年9月30日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发。可以说，这个文件是这一时期文电处理的最典范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凡收到的电报均按照党务、政治、军事、群众团体等分成若干类别后送领导人批阅批办。建国前一段时间，在党中央，批办人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中央军委是周恩来和李涛。批办就是在收到的电报上批注清楚本电报分送何人何部门阅、何人何部门办。被注请阅示的人一般是机关最高领导，例如中央和军委常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他们中被请批示者有力批示，则由秘书人员送承办机关迅速办理，多半是起草电报稿送主管人审批后发出，一份电报就算处理完毕。中央或中央军委发电，则主管人审批后，还要经集体领导成员传阅，传阅同意后，在交机要部门拍发。电报归档主要是有两个途径，一是收到的电报除了送主管人、批阅人、主管机关、抄送机关外，都必须多抄送一份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电整科归档。二是各单位办理完毕的电报统一交办公室再由办公室值班秘书交电整科归档。发出的作战性的或者机密的以及首长阅后的电报可直接归档。
周恩来倡导的“归档”是广义的，除了文书处理部门对办完的文书归档、机关档案室向专业档案部门归档外，还要由专业档案部门接收一切旧政权的档案、撤销机关的档案或个人保存的档案，这也是战争年代所谓“归档”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颁布前，周恩来已对接收档案工作做了许多指示，为归档工作打下了基础。例如：1947年1月30日《周恩来关于整理北平军调出文件给叶剑英、薛子正、黄镇电》中说：由于蒋介石反对和平，大打内战，和平谈判已被破坏，因而我方在北平的“执行部撤销在即，请叶指定专人，埋头整理两星期，将所有文件分类编成目录，……着董越千先送回延”。1947年2月8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电》中指示：请你们通知前线各部队，在打开敌人占据的城镇时注意收集地方的和所有旧政府的“一切档案文献法令转送后方，得便送延安”。至此，各大军区和各中央局都联合成了战时物资档案接收委员会，专门接收旧政权的一切物资、人员和文件档案。1947年初，周恩来将两箱文件材料交中央秘书处保存；又于1947年6月11日在《周恩来给邓颖超电——请将整理好的文电教曾三保管》中说：请贺龙、李井泉同志通知去五台山开会的邓颖超“望将整理好的个人文件仍交曾三保管”。曾三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主管档案工作，交曾三保管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件归档的第二层意思，即中央领导同志个人的文件、中央各部委的文件要向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归档。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文件电报归档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是以保存和保护党和国家一切重要历史档案为出发点的，是以适应党和国家对文件电报使用需要为目的的。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需要我们档案人认真地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