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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与两方国家互办“文化年”的形式已经为人所熟知，正在进行中的“德中同行”，从2007年8月到2010年10月期间，在不同城市举办分站活动。目前，该活动已经走过了南京和重庆两地。
日前，本刊采访了该活动的项目总监、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
作为汉学家，阿克曼是最早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到德国的人之一。1970年代就来到北京念书，先后4次来中国工作，他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独特的看法。
“政治和地震同样是灾难”
《南风窗》：“德中同行”在南京和重庆的活动中，都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第一次是因为政治原因，第二次是因为汶川大地震。
阿克曼：政治和地震同样是灾难。去年“德中同行”在南京举办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的总理接见达赖喇嘛，中国政府表示不满，不满的一部分就是影响了“德中同行”的活动。从活动本身来讲，在南京是非常成功的，来的老百姓特别多，气氛也非常好。遗憾的是，几乎没什么媒体报道。第二站我们本来准备在成都举办，因为政治因素，成都拒绝了我们只好换到重庆。
在重庆的活动赶上了地震，计划只好改变，在地震时期举办流行音乐节，在广场上跳舞，这些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取消了许多活动，举办了一个赈灾义演。我很高兴的是，3天之内就组织起来了，一共募集了超过1亿人民币的捐款。 《南风窗》：文化交流难免会跟政治发生关系，那么歌德学院所从事的交流活动是否可以算做德国民间外交的一部分?
阿克曼：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是德国外交部，委托歌德学院承办。歌德学院不是政府机构，是民间组织，这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德国战后形成的原则是，政治不要干涉文化。组织这个活动，政府不干涉，但活动上也有政治人物参加，比如开幕式上有我们的总理来，外交部长也参加了在重庆的活动。但活动本身是面对老百姓的，不是一个官方的活动。
《南风窗》：歌德学院在德国的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中间，扮演什么样的位置?
阿克曼：我们不是特别爱听Public Diplomacy这个词，这是大使馆的工作。当然“德中同行”对歌德学院来讲不是一个典型的活动，因为它将Public Diplomacy和Cultural Cooperation(文化合作)结合了起来。歌德学院更主要的任务是文化活动。如果我们的工作能改善中国老百姓对德国的印象，我们也不反对，但我们的工作目的的确是让有创造力量的文化人接触、合作、互相认识。
《南风窗》：歌德学院注册为民间团体，但资金来自政府拨款，我想知道，对德国来讲，官方的外交和文化交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阿克曼：歌德学院和德国政府在1970年代签订了一个合同，内容是德国政府委托歌德学院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政府给我们足够的经费，可是不允许干涉我们活动的内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比较自由。歌德学院也会跟政府闹矛盾，比方说我们请过一个很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他在国外有批评德国政府的言论，政府对此并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
《南风窗》：政府没有权力削减你们的开支?
阿克曼：对，是不可以变的。当然，给多给少在法律上没有写。
《南风窗》：中国也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但遭遇过西方舆论的抵制，说这是中国在搞文化扩张等等。歌德学院在活动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摩擦?
阿克曼：那当然。不过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只在一个方面有可比性，就是教语言。孔子并不是中国的机构，而是各个国家自己的机构，比如一个德国大学愿意创办一个孔子学院，可以向中国教育部申请一定的赞助。一是中国派一个老师，二是给一定的经费，但不多，三是给一些材料。中国在国外也有文化中心，好像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5月底刚刚在柏林开了一个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跟歌德学院差不多。
中国把自己的文化拿出去，在国外还是受欢迎的。但我也知道西方媒体有这样的说法，比如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工具等，不过这种舆论现在基本没了。你知道，西方媒体有各种各样的时髦，那个时候孔子学院变成了一个时髦。
《南风窗》：如果有人质疑歌德学院是不是德国政府的工具，你会怎么回答?
阿克曼：第一，我们不是德国政府的机构；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文化机构。我们觉得文化有自己的价值，把文化变成工具，文化就没了。假如我感觉到德国政府在利用歌德学院，把它变成宣传工具，那我早就离开歌德学院了。
“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
《南风窗》：中德两国政府的关系通常是不太稳定的，有起有伏，默克尔见了达赖，两国的外交关系就受影响。当两国的官方关系出现低谷的时候。歌德学院是否有责任感去修补?
阿克曼：我们在中国有2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政治上的高潮低潮，实际上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无论是中国官方或者了解我们的中国老百姓，都比较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搞政治的。
关于西藏问题，这是一定要谈的问题，但我们不淡谁对谁错，也不谈你对达赖喇嘛有什么看法。我们就谈为什么德国人对西藏这么敏感，甚至有时候歇斯底里。在德国人头脑中的西藏可能跟实际的西藏没有多大关系，西藏对德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要保留的、不允许动的地方，总之不是个一般的地方。这是一种幻想，可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法理解德国人的反应，德国人没法理解中国人的反应。
《南风窗》：德国人头脑中关于西藏的幻象，本身是一个政治的产物，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阿克曼：这里头有许多文化的因素。全欧洲的人，在美国也有，对西藏的罗曼蒂克化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些文人报告来的，他们好像制造了这种神秘感。欧洲现在没什么宗教感了，但宗教还是有它的吸引力，很多人对灵魂、对心理有所要求，西藏恰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越神秘越好。我知道，这个在中国现在也变成时髦了，很多知识分子也到西藏去找一种精神的启发之类的东西。
我们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在西藏的问题上闹了这么大的矛盾。当然这跟政治有关，可是为什么政治和媒体可以利用这个题目?媒体完全是个工具，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没反应，媒体也不会报道。西方的媒体完全商业化了，所以要选老百姓有反应的题目。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西藏这么偏僻的地方会成为一个题目，这是个文化现象，不是政治现象。所以我们请了几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谈对西藏有什么概念，也请了德国的专家谈，对西藏这种神化是怎么来的。
《南风窗》：你还没有回应我刚才的问题，当两国关系因为西藏等问题陷入低谷的 时候，你们是否觉得有责任去修补它。
阿克曼：现在在西方骂中国是个时髦，这跟中国的发展有关系，因为中国忽然间变成一个强国，任何一个强国都会使别国的人开始害怕。好多德国媒体对这种害怕不仅没有责任感，还在使这种害怕上升，因为这对他们有利。我们对此有责任感，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互相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政府没有批评性。
《南风窗》：你的意思是，有责任让德国人消除对中国的误解?
阿克曼：我们起码要让德国人理解，现在媒体上描写的中国不是实际的中国，过去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实际的中国。1990年代，德国媒体一律对中国表扬得一塌糊涂，好像中国是最成功的、所有的问题都正在解决的一个国家。我们的任务是推动互相理解的工作，这是非常难的，不是一个能立即见效的工作。
《南风窗》：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说你把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化交流事业，在中国工作过很长时间，观察了中国在过去20多年间的发展。你觉得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大吗?
阿克曼：有很大的改变。1988年我们成立歌德学院的时候，我们的作用基本上就是个窗户，让中国人可以看到西方。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作为窗户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
我们发现中国现在更是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举个例子，我从1980年代开始就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感兴趣，那时候的当代艺术基本上就是模仿西方的大师。但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特别受欢迎。对我们来讲，这很有益，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对话。我并不喜欢过去中国人对待老外那种所谓的礼貌，实际上那是一种没有自尊心的行为——中国人之间常常不讲礼貌，一来我这种高鼻子的时候就变了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跟一个中国人谈话，很平等了。平等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合作的条件。
中国开始有自己的文化了，也不能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重新发现自己传统，另一方面是利用了外来的东西。这很有意思，我们在中国发现有一个“后西方的现代”的出生。这样文化交流就有意思了，我从你那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话，干嘛跟你合作?
所以，歌德学院的角色就从一个朝向西方的窗户变成了文化合作的伙伴。这是这么多年来的变化。
日前，本刊采访了该活动的项目总监、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
作为汉学家，阿克曼是最早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到德国的人之一。1970年代就来到北京念书，先后4次来中国工作，他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独特的看法。
“政治和地震同样是灾难”
《南风窗》：“德中同行”在南京和重庆的活动中，都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第一次是因为政治原因，第二次是因为汶川大地震。
阿克曼：政治和地震同样是灾难。去年“德中同行”在南京举办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的总理接见达赖喇嘛，中国政府表示不满，不满的一部分就是影响了“德中同行”的活动。从活动本身来讲，在南京是非常成功的，来的老百姓特别多，气氛也非常好。遗憾的是，几乎没什么媒体报道。第二站我们本来准备在成都举办，因为政治因素，成都拒绝了我们只好换到重庆。
在重庆的活动赶上了地震，计划只好改变，在地震时期举办流行音乐节，在广场上跳舞，这些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取消了许多活动，举办了一个赈灾义演。我很高兴的是，3天之内就组织起来了，一共募集了超过1亿人民币的捐款。 《南风窗》：文化交流难免会跟政治发生关系，那么歌德学院所从事的交流活动是否可以算做德国民间外交的一部分?
阿克曼：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是德国外交部，委托歌德学院承办。歌德学院不是政府机构，是民间组织，这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德国战后形成的原则是，政治不要干涉文化。组织这个活动，政府不干涉，但活动上也有政治人物参加，比如开幕式上有我们的总理来，外交部长也参加了在重庆的活动。但活动本身是面对老百姓的，不是一个官方的活动。
《南风窗》：歌德学院在德国的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中间，扮演什么样的位置?
阿克曼：我们不是特别爱听Public Diplomacy这个词，这是大使馆的工作。当然“德中同行”对歌德学院来讲不是一个典型的活动，因为它将Public Diplomacy和Cultural Cooperation(文化合作)结合了起来。歌德学院更主要的任务是文化活动。如果我们的工作能改善中国老百姓对德国的印象，我们也不反对，但我们的工作目的的确是让有创造力量的文化人接触、合作、互相认识。
《南风窗》：歌德学院注册为民间团体，但资金来自政府拨款，我想知道，对德国来讲，官方的外交和文化交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阿克曼：歌德学院和德国政府在1970年代签订了一个合同，内容是德国政府委托歌德学院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政府给我们足够的经费，可是不允许干涉我们活动的内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比较自由。歌德学院也会跟政府闹矛盾，比方说我们请过一个很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他在国外有批评德国政府的言论，政府对此并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
《南风窗》：政府没有权力削减你们的开支?
阿克曼：对，是不可以变的。当然，给多给少在法律上没有写。
《南风窗》：中国也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但遭遇过西方舆论的抵制，说这是中国在搞文化扩张等等。歌德学院在活动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摩擦?
阿克曼：那当然。不过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只在一个方面有可比性，就是教语言。孔子并不是中国的机构，而是各个国家自己的机构，比如一个德国大学愿意创办一个孔子学院，可以向中国教育部申请一定的赞助。一是中国派一个老师，二是给一定的经费，但不多，三是给一些材料。中国在国外也有文化中心，好像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5月底刚刚在柏林开了一个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跟歌德学院差不多。
中国把自己的文化拿出去，在国外还是受欢迎的。但我也知道西方媒体有这样的说法，比如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工具等，不过这种舆论现在基本没了。你知道，西方媒体有各种各样的时髦，那个时候孔子学院变成了一个时髦。
《南风窗》：如果有人质疑歌德学院是不是德国政府的工具，你会怎么回答?
阿克曼：第一，我们不是德国政府的机构；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文化机构。我们觉得文化有自己的价值，把文化变成工具，文化就没了。假如我感觉到德国政府在利用歌德学院，把它变成宣传工具，那我早就离开歌德学院了。
“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
《南风窗》：中德两国政府的关系通常是不太稳定的，有起有伏，默克尔见了达赖，两国的外交关系就受影响。当两国的官方关系出现低谷的时候。歌德学院是否有责任感去修补?
阿克曼：我们在中国有2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政治上的高潮低潮，实际上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无论是中国官方或者了解我们的中国老百姓，都比较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搞政治的。
关于西藏问题，这是一定要谈的问题，但我们不淡谁对谁错，也不谈你对达赖喇嘛有什么看法。我们就谈为什么德国人对西藏这么敏感，甚至有时候歇斯底里。在德国人头脑中的西藏可能跟实际的西藏没有多大关系，西藏对德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要保留的、不允许动的地方，总之不是个一般的地方。这是一种幻想，可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法理解德国人的反应，德国人没法理解中国人的反应。
《南风窗》：德国人头脑中关于西藏的幻象，本身是一个政治的产物，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阿克曼：这里头有许多文化的因素。全欧洲的人，在美国也有，对西藏的罗曼蒂克化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些文人报告来的，他们好像制造了这种神秘感。欧洲现在没什么宗教感了，但宗教还是有它的吸引力，很多人对灵魂、对心理有所要求，西藏恰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越神秘越好。我知道，这个在中国现在也变成时髦了，很多知识分子也到西藏去找一种精神的启发之类的东西。
我们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在西藏的问题上闹了这么大的矛盾。当然这跟政治有关，可是为什么政治和媒体可以利用这个题目?媒体完全是个工具，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没反应，媒体也不会报道。西方的媒体完全商业化了，所以要选老百姓有反应的题目。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西藏这么偏僻的地方会成为一个题目，这是个文化现象，不是政治现象。所以我们请了几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谈对西藏有什么概念，也请了德国的专家谈，对西藏这种神化是怎么来的。
《南风窗》：你还没有回应我刚才的问题，当两国关系因为西藏等问题陷入低谷的 时候，你们是否觉得有责任去修补它。
阿克曼：现在在西方骂中国是个时髦，这跟中国的发展有关系，因为中国忽然间变成一个强国，任何一个强国都会使别国的人开始害怕。好多德国媒体对这种害怕不仅没有责任感，还在使这种害怕上升，因为这对他们有利。我们对此有责任感，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互相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政府没有批评性。
《南风窗》：你的意思是，有责任让德国人消除对中国的误解?
阿克曼：我们起码要让德国人理解，现在媒体上描写的中国不是实际的中国，过去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实际的中国。1990年代，德国媒体一律对中国表扬得一塌糊涂，好像中国是最成功的、所有的问题都正在解决的一个国家。我们的任务是推动互相理解的工作，这是非常难的，不是一个能立即见效的工作。
《南风窗》：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说你把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化交流事业，在中国工作过很长时间，观察了中国在过去20多年间的发展。你觉得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大吗?
阿克曼：有很大的改变。1988年我们成立歌德学院的时候，我们的作用基本上就是个窗户，让中国人可以看到西方。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作为窗户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
我们发现中国现在更是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举个例子，我从1980年代开始就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感兴趣，那时候的当代艺术基本上就是模仿西方的大师。但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特别受欢迎。对我们来讲，这很有益，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对话。我并不喜欢过去中国人对待老外那种所谓的礼貌，实际上那是一种没有自尊心的行为——中国人之间常常不讲礼貌，一来我这种高鼻子的时候就变了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跟一个中国人谈话，很平等了。平等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合作的条件。
中国开始有自己的文化了，也不能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重新发现自己传统，另一方面是利用了外来的东西。这很有意思，我们在中国发现有一个“后西方的现代”的出生。这样文化交流就有意思了，我从你那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话，干嘛跟你合作?
所以，歌德学院的角色就从一个朝向西方的窗户变成了文化合作的伙伴。这是这么多年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