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众口难调”。自从10月11日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之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于这句话的体会应该是更深了一层。《华盛顿邮报》称，诺贝尔委员会的做法“让全世界大吃一惊”！英国《每日电讯报》直言：“此举过于草率，相当于支持了巴沙尔政权！”日本《东京新闻》的反应算是比较温和，但一句“这次颁奖体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毕竟也是指责的意思。
　　西方媒体的质疑自有其逻辑。在它们看来，成立已有16年的禁止化武组织并非“不能”获奖，而是“不该”在今年获奖。因为任何一个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把“获奖”与该组织着手销毁叙利亚化武、实现普京“化武换和平”的提议联系起来，这种“长他人威风”的事毕竟令人心里不爽，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话来说，这“实际上也许会使一个残暴政权获得其不该得到的合法性”；更何况，险遭塔利班枪杀的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此前一直是获奖呼声很高的热门人选，她要能获奖更符合西方价值观，而诺委会最终的选择未免有点出人意料。
　　这多少让诺贝尔委员会有点尴尬。“16岁的马拉拉过于年轻，一旦获奖被摆到万众景仰的圣坛上，所有的行动包括弱点都会被用‘放大镜’来观察”——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哈尔普维肯的这番解释似乎能减轻一点尴尬。不过，来自看似“占了便宜”的叙利亚—俄罗斯阵营的“不领情”却又强化了这种尴尬。据黎巴嫩媒体透露，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听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获奖消息后开玩笑地表示，这一奖项“本该归我”；而俄罗斯早有人呼吁将和平奖授予普京总统。
　　事实上，具有全球舆论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自1901年迄今共颁发过95次，早就屡屡遇到过“公信力不足”的尴尬。美国政治家科德尔·赫尔1945年因促成联合国建立而获奖，但在1939年任罗斯福政府国务卿时，他拒绝载有950名犹太人的客轮“圣路易斯”号来美避难，导致很多乘客死于纳粹大屠杀，此举使其获奖饱受争议。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越共领导人黎德寿因促成越战停火而共同获奖，黎德寿以“越南还未实现和平”为由拒绝领奖，但在基辛格领奖的同时，美国继续对柬埔寨狂轰滥炸，被舆论认为是“对和平奖莫大的嘲弄”。而2009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又匆匆把奖牌挂到了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身上。历史几乎又一次重演。
　　和平奖为什么遭遇尴尬？似乎要从这一奖项设立的初衷说起。1895年11月27日，瑞典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诺贝尔签署遗嘱，将其全部财产作为基金，以年息设立和平、物理、化学等五个奖项，授予那些对人类文化科学事业、民族团结和国际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大概是诺贝尔因销售炸药致富内心感到不安，设立和平奖的本意是要奖励在“促进国家间友好、废除使用武力”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和平拥护者”，在和平奖评选历史上，确实不乏像1994年签署了《奥斯陆协议》给巴以带来和平的阿拉法特和拉宾，但也出现过1939年希特勒被提名、以非暴力手段成功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圣雄”甘地五度提名却从未得奖这样的“乌龙”。这或许与和平奖的评选机制有一定关系。
　　与其他诺贝尔奖项在瑞典评颁不同，和平奖是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五人评委会决定的，这五人不向任何机构包括议会和政党负责，号称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就在这么个小圈子中产生影响力很大的奖项，五位委员的政治取向和个人好恶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实际上，这个评委会往往是体现西方特别是北欧国家价值观和利益的，例如，1983年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1990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获奖，很明显是配合西方对苏联东欧阵营的“进攻”。冷战后，环境、人道主义等方面也进入了和平奖的授奖范围。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仅仅参与拍摄了一部反映全球变暖的电影，就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共同获奖，2006年尤努斯获奖则是因为在孟拉加开办乡村银行。难怪挪威知名诺贝尔和平奖评选过程研究者赫弗梅尔指出，诺委会擅自扩大了授奖范围，事实上是违背了诺贝尔先生的遗愿。
　　就在今年和平奖公布前24小时，英国《每日电讯报》还质问诺委会：“奥巴马以无人机杀死了数千人，诺委会能不能把和平奖收回去？”的确，单是扩大了授奖范围倒也罢了，但是给奥巴马这样的美国人都称之为“战争总统”的人授奖就有点黑色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