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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于1928年出生在安徽芜湖，1947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就读机械系。1951年大学毕业，我援朝参干(以干部身份参军)。朝鲜没去成，但却跨进了人民海军的大门，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离开过舰艇。
1950年11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上海百老汇(现上海大厦)召见了时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参谋长的傅继泽。肖司令开门见山地，我们要立即筹建潜艇部队，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帮助我们培训一批潜艇人员，地点可能选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让傅继泽担任我海军潜艇学习队伍的领队。1951年2月傅继泽又奉令来到北京，肖司令员讲：“苏方已经同意培训地点改在苏联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当时由中苏共管)，时间是1951年至1953年。”
1951年4月，潜艇学习队的成员在北京集中，作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由于潜艇是我军的一个全新兵种，所以参加学习的人选非常严格，真可谓是万里挑一。每人都为自己能身历其中，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接见了学习队员。刘副政委在报告中讲道：“你们学习潜艇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国所望’。”并且送给每人一支上海产的大“金星”钢笔，后来又请学习队员吃了一回地道的西餐，味道很好。当时队员们还想：以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每天都能吃到这样好的西餐了，可后来才知道，苏联的西餐蛮不是这么回事!
1951年5月初，学习队抵达旅顺基地(我是9月份由大连二海棱去学习队的)，开始正规学习。当时，苏军有4艘“梭鱼”级(“秀克”级)潜艇驻在旅顺军港。我们也按一对一的原则，为每艇配齐艇长、政委、部门长一直到水兵整套人马。还有一个支队部，支队长就是后来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傅继泽将军。
当时，我们是衣食住行全盘“苏”化，开始觉着非常不习惯。首先是吃，我们的伙食和苏军潜艇兵一样，俄式西餐(潜灶)：牛奶、面包、黑列巴(黑面包)、蒸养麦饭、红甜菜汤、肉汤、生鱼片、土豆泥、肉饼。连喝茶也要放两块方糖，我们吃着都特别不对口味。尤其是用腌鲱鱼做成的生鱼片，又成又腥，真叫人难以下咽。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带点酸味的黑面包还有生鱼片，倒也算别有风味吧。当时苏军是发莫合烟(一种用烟叶和烟梗加工成类似我国旱烟末)，现抽现卷。我们都是用干净的白纸卷，而苏联水兵却说，抽莫合烟必须用《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报纸卷着抽才有味，至于报纸上那么多油墨，一吸都到肺里去了，他们根本不在乎。不过后来我们也用《真理报》卷着抽，也没什么事，我今年都快八十了，肺没闹什么毛病。
苏联水兵洗脸也很简单，龙头一开，双手合拢接水，往脸上一抹，干毛巾擦就完事了。还有，他们没有热水瓶，就喝自来水。当时我们和苏联水兵住在一起(他们住楼上)，晚上不许熄灯，整宿都开着灯。
学习期间，我的任务是学习柴油机的原理、构造和操作维修，但并不实际操作，仍由艇上的苏军轮机兵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们的艇员。
当时我的俄语还不太好，队里专为我配了翻译。和苏联水兵相处的时间长了，彼此也有了感情。有一位苏联水兵还给我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康斯坦丁·亚历山大诺维奇·李”，“康斯坦丁”是名，“亚历山大诺维奇”是他的父名，他说我们是兄弟，应该用同个父名。当时正是申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他们真心教，我们认真学，情同手足。不过苏军上下级关系等级森严，远不如我们官兵之间融洽，
我第一次上艇就碰了钉子：值班苏联水兵不许我穿着带有鞋钉的皮靴上艇，说是怕皮靴上的钉子和钢板碰出火花，还有就是不让我在舱内抽烟，当时我有些想不开，可后来也明白了，某些规定看起来似乎是吹毛求疵，但条条框框都是用沉痛的教训和鲜血换来的，万一出事，则悔之晚矣。
“梭鱼”级是苏联二战前建造的一种小型潜艇，排水量只有800多吨。配装两台3888型4冲程8缸柴油机，单台功率约700马力，没有通气管，只有水上排气管。这种柴油机起动还特别费力，机舱内还专门配有一根大撬杠，在柴油机起动前要先用杠子撬动机上的大飞轮齿轮，转动柴油机一会儿，才能启动。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要“盘车”，但天冷时，不撬就开不起车来。艇上的其它部件(需要转动的)也要经常转动一下，以防到时不转了。该艇水上航速最快只有14节，水下才8节，最大下潜深度90米，工作下潜深度连75米都不到。
“梭鱼”级的装备也很落后，配有533毫米直航(没有制导装置)鱼雷，10枚。潜艇围壳前方还有45毫米的加农炮。尽管“梭鱼”级在当时已经是“老掉牙”的潜艇了，但对于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土八路”来讲，还是见所未见的“精锐兵器”。
通过旅顺港的学习，我对潜艇的基本构造、动力装置和作战使用有了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给我日后从事潜艇的研制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这次学习，对于我国海军而言，也有相当大的意义。因为它为我军培养了最早一批潜艇人才，后来许多海军的高级将领都是从学习队走出去的。
2 由于在旅顺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52年我又被选调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捷尔任斯基(苏联情报肃反机关“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首任负责人)高级海军工程学校造船系深造。该校是苏联一所著名的培养海军工程人员的军事院校，学制5年。按苏联国内招收标准是录取9年制中学毕业生(相当于我们的高中毕业生)。我就读的那个班共有11名中国海军军官和5名罗马尼亚海军人员，而我们这11个人里，我学历是最高的，还有初中生。考虑到这种情况，校方又专门给我们补了半年俄语和初中课程，对我来讲，似有多余，但可学习一下俄语还是好的。
那所学校虽然也是工科院校，但所学专业课程和我在武汉大学学的有很大不同，尤其是造船理论比过去我接触的要深多了。
捷尔任斯基高等海军工程学校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有相当一批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声望的著名专家和教授。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给我们讲授流体力学的科学技术博士A·H帕特拉舍夫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科学技术博士是很了不起的，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只有具有很高学术造诣，而且还有多年的教学或实际工作经验，再经过严格评审的人才能获此殊荣。
帕特拉舍夫教授讲流体力学时，从不带讲稿，那么多复杂的公式，他都能倒背如流。几年时间里，我记得他只有一次把一个“湍流”公式记在一张字条上带上讲堂。这位老先生的耳朵有些特异功能，可以摆动，尤其是他讲得兴奋了，更是如此，我们看着特有意思。而且他可以同时听两个学员回答问题或答辩。你不要以为这样可以打“马虎眼”，只要你出一点错，哪怕是语法上的错误，他也能马上听出来!老教授早就去世了，听说他的女儿 继承父业，现在圣彼德堡国立海洋技术大学工作，也是成就斐然。
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很好，因此，校方对我们也很够“意思”。除了系统严格的理论学习之外，还经常组织我们到一些很“保密”的工厂实习、参观。我们在苏达米赫造船厂(196厂)实习了F级潜艇(641型潜艇)的总段建造法，这在当时国际上也是最先进的方法。在列宁格勒的北方造船厂实习了56型(“科特林”级)驱逐舰的建造，船厂的老师傅还让我帮他划样(材料切割前必需的一道工序)。还参加了著名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的下水仪式，那艘船在当时是世界顶级水平，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能超过它的破冰船，仪式非常隆重。我们还在克朗施塔德海军船厂学习了潜艇的修理，我还随自己亲自动手修理的z级潜艇(611型)在芬兰湾出海试航。也曾登上过Q级潜艇(615型，闭式循环柴油机驱动，属AIP型潜艇的一种)参观学习过。上述的F级、Z级和Q级潜艇在当时的苏联都是最高水平的，也从未向我国转让过制造技术。众所周知，他们只向我们提供过w级和R级潜艇制造技术。不管怎么讲，能让我们参观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我也确实从中学到了一些新的设计理念，开拓了思路，对我日后的潜艇设计工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3 1954年的一天，我们全校学员(包括苏联学员)，都着装整齐列队在学校的大厅里，等待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的检阅。
[画外音]库兹涅佐夫元帅是苏联的海军名将，卫国战争时期他一直担任海军人民委员(相当于海军部长)，指挥苏联红海军和纳粹海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来升任海军元帅(1955年)。库兹涅佐夫元帅敏锐地意识到航母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极力主张苏联应建造航母，是个真正的“航母派”。也正因此，他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被强迫提前退休。现在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苏联领导人中，斯大林偏爱如巡洋舰之类的大型水面舰只。赫鲁晓夫是个典型的“导弹万能”派，他固执地认为水面舰艇只能去国外访问，起点外交作用，经受不住导弹的打击。他尤其反对航母，但偏爱潜艇。赫鲁晓夫的这些观点对苏联海军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负作用，其影响至今仍显而易见。
过了不长的时间，库兹涅佐夫在我们院长米利亚什金海军少将和一大批海军高级将领的陪同下走进大厅，显得格外威严，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和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大厅里鸦雀无声，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库兹涅佐夫来到排在前面的苏联学员的跟前，停下来对他们讲了几句话。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清他讲的是什么：我们外国学员队排在最后，他走过我们的队列，但没有和我们讲话。
事后我听说，他问了学员的一些纯粹的技术问题，但那些学员没有回答上来。不过说实话，那些问题如果问我们中国学员，也不定答出来。他又对学员讲：你们不仅要掌握好舰艇技术，还要了解舰艇的цyшA。这个俄文单词如果直译就是“灵魂”或“心灵”。库兹涅佐夫这样讲就是把舰艇活化了，赋予了舰艇生命和灵性。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要摸清舰艇的脾气，这就好比自己的爱车，肯定会知道它的脾气吧，这样才能更好地驾轻就熟，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品味着这一理念。
4 在列宁格勒学习期间，我们和保加利亚、蒙古、波兰、朝鲜等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员接触较多，相处时间长了，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说给读者朋友听听。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几位学员在一起用俄语闲聊。一位波兰学员对我讲：“你们中国是大国，我们波兰也是大国!”我听很不以为然就反驳他：“你们波兰还不如我们中国的一个省大，算什么大国?”可他说：“在欧洲，我们当然是大国了，国土面积30多万平方千米，而梵蒂冈才0.44平方公里，跟它比我们当然是大国了。”这位波兰老兄也真够有意思的，和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相比!
还有一次，一位朝鲜学员问：“BAByшKA(老太婆)中文怎么说?”我让他猜，他想了半天说应该是“老头姑娘”吧?我们听完腰都笑弯了!不过也挺佩服这位的联想能力，“老头”用了其中老的概念，“姑娘”用了女性的概念，也挺合理的，后来挺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同学也用上“老头姑娘”这名词了。
“那我现在也是‘老头姑娘’了。”操着口纯正北京口音，端庄和蔼的李老夫人不失时机地插了一句，逗得我们三人都大笑了起来。
5 1958年秋，我们都顺利地通过毕业答辩，回到了阔别五年半的祖国。回想这五年多的学习，自己收获还是很大的，在苏联期间，通过自己的认真刻苦的学习，在造船专业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海军军事艺术、舰艇作战使用及个人轻装潜水训练等方面也获益匪浅。可以这样讲，通过这五年多的学习，我完成了潜艇设计制造和作战使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为日后我的潜艇设计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之后，我们学造船的大多分配在海军修造部(那时还没有海军装备部，所以修造部既管造也管修)工作。而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我国核动力潜艇的研制。
[画外青]1955年1月17日，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美国的“鹦鹉螺”号首次试航，由此拉开人类历史上核动力遨游大洋的序幕，1958年苏联第一核潜艇下水。
1958年6月18日，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等海军和二机部的领导开会，讨论我国研制核潜艇的问题，并向彭德怀、周恩来及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的原子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动力用于国防的问题，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先试制2500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5000吨的，前者争取在196t年10月1日前下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长刘杰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
1958年10月。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将军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访苏，但苏方对核潜艇的技术完全闭而不谈，连代表团提出要参观苏制核潜艇的要求也“礼貌”地拒绝了。
我国的核潜艇研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完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当时我们仅有几张从外国杂志上翻拍的核潜艇照片，以后又得到了一个我外交人员从某国商店买来的儿童玩具核潜艇，不过挺逼真的，后来这种玩具在市场上很快就不销售了，因为该国情报部门认为它泄密，不过我没看到过这个玩具。
我被分配到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由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兼任主任。薛部长是我最难忘的一位首长，他工作能力很强、有魄力、有眼光、性格直爽，而且很尊重知识分子。但没过多久，薛部长在海直机关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工作时，无意讲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代号，其实仅仅 是个代号，其它的什么也没讲，但这也捅了大娄子，接着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受到批判之后，薛宗华替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挨了批判，被调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当了副厂长。
6 当时，我是“造船技术研究室”船体组副组长，正组长是上海造船界一位颇有声誉的前辈张景诚，他原来是搞水面舰船的，有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也很好，我们合作得很融洽。船体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金士谟和汪祖辉，他们也都是留苏的，最早的核潜艇总布置图就是由金士谟绘制。值得一提的还有潜艇结构力学专家武杰同志。武杰后来一直留在北京，对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的艇体结构设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的核潜艇设计完全可以用你们《兵器知识》杂志上的一个栏目“纸上谈兵”来形容，因为就是白纸一张，什么也没有。核动力反应堆没有，我们去参观过由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试验反应堆，可到那儿一看，我才发现，那样的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武备也没有，当时我们仿制苏联导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鱼雷更不用说，别看鱼雷是老兵器，但制造难度相当大，现在世界上能独立设计制造鱼雷的国家连十个也超不出去，远比能造导弹的国家少得多。另外潜艇的通讯、导航都是空白。别小看了导航，美国人曾经如此描述：搞核潜艇第一是核动力，第二就是导航。导航技术不过关，潜艇在水里只能像人被蒙住了双眼又被关在黑屋子里一样。由于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们也只能以常规潜艇的布局，按2500吨的排水量来安排艇上的设备，哪儿放鱼雷，哪儿是动力舱……
当然，我们的设计耳标还是瞄准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如我就很关心水滴形线型，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水滴形潜艇美国的“大青花鱼”级也刚服役不久。1959年，我们在北大风洞做了水滴形线型的试验，北大的风洞很小(因为当时7院和702所都没成立，没有大的风洞)，不能定量，但可以定性，通过试验，获得了水滴线型的感性认识。当时我们还想做工程试验，但国内仅有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用试验水池也太小，试验没做成。不过我国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采取的就是水滴线型。尽管外部条件很差，但中央搞核潜艇的决心还是很大的，这在当时的海军里也是“天字第一号”的绝密工程，连海司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也不知道，前面我谈了薛宗华就是因为说走了嘴被免职的。1958年，全民动员大炼钢铁，连周总理都上阵了，而我们却可以不参加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足见核潜艇研制的极端重要性了。
经过我们的日夜奋战，终于在1959年初拿出了一个核潜艇的初步设计方案后来设计方案被代表团带到苏联，想听听老大哥的“高见”，但直到当年3月中旬，才收到苏方的意见。他们认为：设计方案没有“原则性”错误，但排水量小了点，对此我们已经相当满意了。
7 但是，对苏方讲的“原则性”错误，我一直不明白是指什么?直到有关苏联第一艘N级627型核动力攻击潜艇“十一月”号解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
[画外音]1952年9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研制第一艘核潜艇。毫无疑问，这在当时也是绝密任务。所以也采取了特殊的保密“措施”，不让海军参加设计论证，而是由贝利亚控制的邵长会议第一总局说了算。而且更为特殊的是：排水量3 000吨的“十一月”号上要装一枚长23米，直径为1550毫米的T-15型核鱼雷(普通的苏联制式鱼雷，直径533毫米，才长8米多)!而且该鱼雷的射程才40多千米，要攻击陆上战略目标，必须依靠岸上地物目标，用雷达来确定本艇位置，这在敌方防潜严密的近海地带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设计图完成交海军评价时，库兹涅佐夫和海军其他人员都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原则性”错误，最后，“十一月号”被迫取消了T-15型核鱼雷，换上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作战任务也由攻击陆上战略目标改为海上破交和反潜作战的战术任务。而“十一月”号于1958年12月17日才由苏联海军正式接收开始下水试航。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当初设计的那艘2500吨级的核潜艇的本意就是要让它执行海上攻击的战术任务，还没有想让它完成战略核潜艇的“重任”，因为那时我们的核武器才刚起步。
后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国际上的原因，核潜艇研究被迫收缩。在周总理、聂帅等人的坚持下，留下了一批人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65年重新上马，组建国防部七院和核潜艇总体研究所。所长夏桐是我留苏时的同学，也是我们学习队的队长，为核潜艇研究作了很大贡献。文革中，在中央军委1967年8月30日《特别公函》的保障下，在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指示的号召下，核潜艇研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70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下水。虽然，我已不在核潜艇研制系统内工作了，但我相信，自己当年的辛勤努力也不是毫无用处的。
8 1962年底，我离开“造船技术研究室”，开始从事仿制常规潜艇的工作。为我国生产6633型、6631型等常规潜艇的研制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才正式离休。但手头上还有一项预研项目。
还有我必须要讲一下：虽然潜艇制造在今天来讲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尖端技术，但没有相当的基础工业技术是做不出来的。台湾经常自吹自己如何发达，不是连常规潜艇也造不出来吗?现在我们潜艇制造技术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先进水平了，但我们不能忘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向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潜艇制造技术资料及生产设备(尽管当时也属落后水平，但毕竟是有了)。正因为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我们才有了以后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的本钱。我有时和同事们讲：如果赫鲁晓夫早几年撕毁协议，撤退专家，那我们要研制潜艇必然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和更长的时间才行。
1950年11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上海百老汇(现上海大厦)召见了时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参谋长的傅继泽。肖司令开门见山地，我们要立即筹建潜艇部队，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帮助我们培训一批潜艇人员，地点可能选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让傅继泽担任我海军潜艇学习队伍的领队。1951年2月傅继泽又奉令来到北京，肖司令员讲：“苏方已经同意培训地点改在苏联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当时由中苏共管)，时间是1951年至1953年。”
1951年4月，潜艇学习队的成员在北京集中，作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由于潜艇是我军的一个全新兵种，所以参加学习的人选非常严格，真可谓是万里挑一。每人都为自己能身历其中，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接见了学习队员。刘副政委在报告中讲道：“你们学习潜艇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国所望’。”并且送给每人一支上海产的大“金星”钢笔，后来又请学习队员吃了一回地道的西餐，味道很好。当时队员们还想：以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每天都能吃到这样好的西餐了，可后来才知道，苏联的西餐蛮不是这么回事!
1951年5月初，学习队抵达旅顺基地(我是9月份由大连二海棱去学习队的)，开始正规学习。当时，苏军有4艘“梭鱼”级(“秀克”级)潜艇驻在旅顺军港。我们也按一对一的原则，为每艇配齐艇长、政委、部门长一直到水兵整套人马。还有一个支队部，支队长就是后来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傅继泽将军。
当时，我们是衣食住行全盘“苏”化，开始觉着非常不习惯。首先是吃，我们的伙食和苏军潜艇兵一样，俄式西餐(潜灶)：牛奶、面包、黑列巴(黑面包)、蒸养麦饭、红甜菜汤、肉汤、生鱼片、土豆泥、肉饼。连喝茶也要放两块方糖，我们吃着都特别不对口味。尤其是用腌鲱鱼做成的生鱼片，又成又腥，真叫人难以下咽。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带点酸味的黑面包还有生鱼片，倒也算别有风味吧。当时苏军是发莫合烟(一种用烟叶和烟梗加工成类似我国旱烟末)，现抽现卷。我们都是用干净的白纸卷，而苏联水兵却说，抽莫合烟必须用《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报纸卷着抽才有味，至于报纸上那么多油墨，一吸都到肺里去了，他们根本不在乎。不过后来我们也用《真理报》卷着抽，也没什么事，我今年都快八十了，肺没闹什么毛病。
苏联水兵洗脸也很简单，龙头一开，双手合拢接水，往脸上一抹，干毛巾擦就完事了。还有，他们没有热水瓶，就喝自来水。当时我们和苏联水兵住在一起(他们住楼上)，晚上不许熄灯，整宿都开着灯。
学习期间，我的任务是学习柴油机的原理、构造和操作维修，但并不实际操作，仍由艇上的苏军轮机兵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们的艇员。
当时我的俄语还不太好，队里专为我配了翻译。和苏联水兵相处的时间长了，彼此也有了感情。有一位苏联水兵还给我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康斯坦丁·亚历山大诺维奇·李”，“康斯坦丁”是名，“亚历山大诺维奇”是他的父名，他说我们是兄弟，应该用同个父名。当时正是申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他们真心教，我们认真学，情同手足。不过苏军上下级关系等级森严，远不如我们官兵之间融洽，
我第一次上艇就碰了钉子：值班苏联水兵不许我穿着带有鞋钉的皮靴上艇，说是怕皮靴上的钉子和钢板碰出火花，还有就是不让我在舱内抽烟，当时我有些想不开，可后来也明白了，某些规定看起来似乎是吹毛求疵，但条条框框都是用沉痛的教训和鲜血换来的，万一出事，则悔之晚矣。
“梭鱼”级是苏联二战前建造的一种小型潜艇，排水量只有800多吨。配装两台3888型4冲程8缸柴油机，单台功率约700马力，没有通气管，只有水上排气管。这种柴油机起动还特别费力，机舱内还专门配有一根大撬杠，在柴油机起动前要先用杠子撬动机上的大飞轮齿轮，转动柴油机一会儿，才能启动。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要“盘车”，但天冷时，不撬就开不起车来。艇上的其它部件(需要转动的)也要经常转动一下，以防到时不转了。该艇水上航速最快只有14节，水下才8节，最大下潜深度90米，工作下潜深度连75米都不到。
“梭鱼”级的装备也很落后，配有533毫米直航(没有制导装置)鱼雷，10枚。潜艇围壳前方还有45毫米的加农炮。尽管“梭鱼”级在当时已经是“老掉牙”的潜艇了，但对于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土八路”来讲，还是见所未见的“精锐兵器”。
通过旅顺港的学习，我对潜艇的基本构造、动力装置和作战使用有了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给我日后从事潜艇的研制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这次学习，对于我国海军而言，也有相当大的意义。因为它为我军培养了最早一批潜艇人才，后来许多海军的高级将领都是从学习队走出去的。
2 由于在旅顺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52年我又被选调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捷尔任斯基(苏联情报肃反机关“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首任负责人)高级海军工程学校造船系深造。该校是苏联一所著名的培养海军工程人员的军事院校，学制5年。按苏联国内招收标准是录取9年制中学毕业生(相当于我们的高中毕业生)。我就读的那个班共有11名中国海军军官和5名罗马尼亚海军人员，而我们这11个人里，我学历是最高的，还有初中生。考虑到这种情况，校方又专门给我们补了半年俄语和初中课程，对我来讲，似有多余，但可学习一下俄语还是好的。
那所学校虽然也是工科院校，但所学专业课程和我在武汉大学学的有很大不同，尤其是造船理论比过去我接触的要深多了。
捷尔任斯基高等海军工程学校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有相当一批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声望的著名专家和教授。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给我们讲授流体力学的科学技术博士A·H帕特拉舍夫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科学技术博士是很了不起的，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只有具有很高学术造诣，而且还有多年的教学或实际工作经验，再经过严格评审的人才能获此殊荣。
帕特拉舍夫教授讲流体力学时，从不带讲稿，那么多复杂的公式，他都能倒背如流。几年时间里，我记得他只有一次把一个“湍流”公式记在一张字条上带上讲堂。这位老先生的耳朵有些特异功能，可以摆动，尤其是他讲得兴奋了，更是如此，我们看着特有意思。而且他可以同时听两个学员回答问题或答辩。你不要以为这样可以打“马虎眼”，只要你出一点错，哪怕是语法上的错误，他也能马上听出来!老教授早就去世了，听说他的女儿 继承父业，现在圣彼德堡国立海洋技术大学工作，也是成就斐然。
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很好，因此，校方对我们也很够“意思”。除了系统严格的理论学习之外，还经常组织我们到一些很“保密”的工厂实习、参观。我们在苏达米赫造船厂(196厂)实习了F级潜艇(641型潜艇)的总段建造法，这在当时国际上也是最先进的方法。在列宁格勒的北方造船厂实习了56型(“科特林”级)驱逐舰的建造，船厂的老师傅还让我帮他划样(材料切割前必需的一道工序)。还参加了著名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的下水仪式，那艘船在当时是世界顶级水平，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能超过它的破冰船，仪式非常隆重。我们还在克朗施塔德海军船厂学习了潜艇的修理，我还随自己亲自动手修理的z级潜艇(611型)在芬兰湾出海试航。也曾登上过Q级潜艇(615型，闭式循环柴油机驱动，属AIP型潜艇的一种)参观学习过。上述的F级、Z级和Q级潜艇在当时的苏联都是最高水平的，也从未向我国转让过制造技术。众所周知，他们只向我们提供过w级和R级潜艇制造技术。不管怎么讲，能让我们参观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我也确实从中学到了一些新的设计理念，开拓了思路，对我日后的潜艇设计工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3 1954年的一天，我们全校学员(包括苏联学员)，都着装整齐列队在学校的大厅里，等待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的检阅。
[画外音]库兹涅佐夫元帅是苏联的海军名将，卫国战争时期他一直担任海军人民委员(相当于海军部长)，指挥苏联红海军和纳粹海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来升任海军元帅(1955年)。库兹涅佐夫元帅敏锐地意识到航母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极力主张苏联应建造航母，是个真正的“航母派”。也正因此，他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被强迫提前退休。现在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苏联领导人中，斯大林偏爱如巡洋舰之类的大型水面舰只。赫鲁晓夫是个典型的“导弹万能”派，他固执地认为水面舰艇只能去国外访问，起点外交作用，经受不住导弹的打击。他尤其反对航母，但偏爱潜艇。赫鲁晓夫的这些观点对苏联海军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负作用，其影响至今仍显而易见。
过了不长的时间，库兹涅佐夫在我们院长米利亚什金海军少将和一大批海军高级将领的陪同下走进大厅，显得格外威严，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和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大厅里鸦雀无声，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库兹涅佐夫来到排在前面的苏联学员的跟前，停下来对他们讲了几句话。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清他讲的是什么：我们外国学员队排在最后，他走过我们的队列，但没有和我们讲话。
事后我听说，他问了学员的一些纯粹的技术问题，但那些学员没有回答上来。不过说实话，那些问题如果问我们中国学员，也不定答出来。他又对学员讲：你们不仅要掌握好舰艇技术，还要了解舰艇的цyшA。这个俄文单词如果直译就是“灵魂”或“心灵”。库兹涅佐夫这样讲就是把舰艇活化了，赋予了舰艇生命和灵性。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要摸清舰艇的脾气，这就好比自己的爱车，肯定会知道它的脾气吧，这样才能更好地驾轻就熟，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品味着这一理念。
4 在列宁格勒学习期间，我们和保加利亚、蒙古、波兰、朝鲜等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员接触较多，相处时间长了，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说给读者朋友听听。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几位学员在一起用俄语闲聊。一位波兰学员对我讲：“你们中国是大国，我们波兰也是大国!”我听很不以为然就反驳他：“你们波兰还不如我们中国的一个省大，算什么大国?”可他说：“在欧洲，我们当然是大国了，国土面积30多万平方千米，而梵蒂冈才0.44平方公里，跟它比我们当然是大国了。”这位波兰老兄也真够有意思的，和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相比!
还有一次，一位朝鲜学员问：“BAByшKA(老太婆)中文怎么说?”我让他猜，他想了半天说应该是“老头姑娘”吧?我们听完腰都笑弯了!不过也挺佩服这位的联想能力，“老头”用了其中老的概念，“姑娘”用了女性的概念，也挺合理的，后来挺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同学也用上“老头姑娘”这名词了。
“那我现在也是‘老头姑娘’了。”操着口纯正北京口音，端庄和蔼的李老夫人不失时机地插了一句，逗得我们三人都大笑了起来。
5 1958年秋，我们都顺利地通过毕业答辩，回到了阔别五年半的祖国。回想这五年多的学习，自己收获还是很大的，在苏联期间，通过自己的认真刻苦的学习，在造船专业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海军军事艺术、舰艇作战使用及个人轻装潜水训练等方面也获益匪浅。可以这样讲，通过这五年多的学习，我完成了潜艇设计制造和作战使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为日后我的潜艇设计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之后，我们学造船的大多分配在海军修造部(那时还没有海军装备部，所以修造部既管造也管修)工作。而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我国核动力潜艇的研制。
[画外青]1955年1月17日，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美国的“鹦鹉螺”号首次试航，由此拉开人类历史上核动力遨游大洋的序幕，1958年苏联第一核潜艇下水。
1958年6月18日，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等海军和二机部的领导开会，讨论我国研制核潜艇的问题，并向彭德怀、周恩来及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的原子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动力用于国防的问题，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先试制2500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5000吨的，前者争取在196t年10月1日前下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长刘杰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
1958年10月。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将军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访苏，但苏方对核潜艇的技术完全闭而不谈，连代表团提出要参观苏制核潜艇的要求也“礼貌”地拒绝了。
我国的核潜艇研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完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当时我们仅有几张从外国杂志上翻拍的核潜艇照片，以后又得到了一个我外交人员从某国商店买来的儿童玩具核潜艇，不过挺逼真的，后来这种玩具在市场上很快就不销售了，因为该国情报部门认为它泄密，不过我没看到过这个玩具。
我被分配到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由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兼任主任。薛部长是我最难忘的一位首长，他工作能力很强、有魄力、有眼光、性格直爽，而且很尊重知识分子。但没过多久，薛部长在海直机关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工作时，无意讲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代号，其实仅仅 是个代号，其它的什么也没讲，但这也捅了大娄子，接着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受到批判之后，薛宗华替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挨了批判，被调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当了副厂长。
6 当时，我是“造船技术研究室”船体组副组长，正组长是上海造船界一位颇有声誉的前辈张景诚，他原来是搞水面舰船的，有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也很好，我们合作得很融洽。船体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金士谟和汪祖辉，他们也都是留苏的，最早的核潜艇总布置图就是由金士谟绘制。值得一提的还有潜艇结构力学专家武杰同志。武杰后来一直留在北京，对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的艇体结构设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的核潜艇设计完全可以用你们《兵器知识》杂志上的一个栏目“纸上谈兵”来形容，因为就是白纸一张，什么也没有。核动力反应堆没有，我们去参观过由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试验反应堆，可到那儿一看，我才发现，那样的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武备也没有，当时我们仿制苏联导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鱼雷更不用说，别看鱼雷是老兵器，但制造难度相当大，现在世界上能独立设计制造鱼雷的国家连十个也超不出去，远比能造导弹的国家少得多。另外潜艇的通讯、导航都是空白。别小看了导航，美国人曾经如此描述：搞核潜艇第一是核动力，第二就是导航。导航技术不过关，潜艇在水里只能像人被蒙住了双眼又被关在黑屋子里一样。由于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们也只能以常规潜艇的布局，按2500吨的排水量来安排艇上的设备，哪儿放鱼雷，哪儿是动力舱……
当然，我们的设计耳标还是瞄准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如我就很关心水滴形线型，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水滴形潜艇美国的“大青花鱼”级也刚服役不久。1959年，我们在北大风洞做了水滴形线型的试验，北大的风洞很小(因为当时7院和702所都没成立，没有大的风洞)，不能定量，但可以定性，通过试验，获得了水滴线型的感性认识。当时我们还想做工程试验，但国内仅有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用试验水池也太小，试验没做成。不过我国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采取的就是水滴线型。尽管外部条件很差，但中央搞核潜艇的决心还是很大的，这在当时的海军里也是“天字第一号”的绝密工程，连海司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也不知道，前面我谈了薛宗华就是因为说走了嘴被免职的。1958年，全民动员大炼钢铁，连周总理都上阵了，而我们却可以不参加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足见核潜艇研制的极端重要性了。
经过我们的日夜奋战，终于在1959年初拿出了一个核潜艇的初步设计方案后来设计方案被代表团带到苏联，想听听老大哥的“高见”，但直到当年3月中旬，才收到苏方的意见。他们认为：设计方案没有“原则性”错误，但排水量小了点，对此我们已经相当满意了。
7 但是，对苏方讲的“原则性”错误，我一直不明白是指什么?直到有关苏联第一艘N级627型核动力攻击潜艇“十一月”号解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
[画外音]1952年9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研制第一艘核潜艇。毫无疑问，这在当时也是绝密任务。所以也采取了特殊的保密“措施”，不让海军参加设计论证，而是由贝利亚控制的邵长会议第一总局说了算。而且更为特殊的是：排水量3 000吨的“十一月”号上要装一枚长23米，直径为1550毫米的T-15型核鱼雷(普通的苏联制式鱼雷，直径533毫米，才长8米多)!而且该鱼雷的射程才40多千米，要攻击陆上战略目标，必须依靠岸上地物目标，用雷达来确定本艇位置，这在敌方防潜严密的近海地带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设计图完成交海军评价时，库兹涅佐夫和海军其他人员都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原则性”错误，最后，“十一月号”被迫取消了T-15型核鱼雷，换上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作战任务也由攻击陆上战略目标改为海上破交和反潜作战的战术任务。而“十一月”号于1958年12月17日才由苏联海军正式接收开始下水试航。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当初设计的那艘2500吨级的核潜艇的本意就是要让它执行海上攻击的战术任务，还没有想让它完成战略核潜艇的“重任”，因为那时我们的核武器才刚起步。
后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国际上的原因，核潜艇研究被迫收缩。在周总理、聂帅等人的坚持下，留下了一批人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65年重新上马，组建国防部七院和核潜艇总体研究所。所长夏桐是我留苏时的同学，也是我们学习队的队长，为核潜艇研究作了很大贡献。文革中，在中央军委1967年8月30日《特别公函》的保障下，在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指示的号召下，核潜艇研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70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下水。虽然，我已不在核潜艇研制系统内工作了，但我相信，自己当年的辛勤努力也不是毫无用处的。
8 1962年底，我离开“造船技术研究室”，开始从事仿制常规潜艇的工作。为我国生产6633型、6631型等常规潜艇的研制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才正式离休。但手头上还有一项预研项目。
还有我必须要讲一下：虽然潜艇制造在今天来讲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尖端技术，但没有相当的基础工业技术是做不出来的。台湾经常自吹自己如何发达，不是连常规潜艇也造不出来吗?现在我们潜艇制造技术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先进水平了，但我们不能忘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向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潜艇制造技术资料及生产设备(尽管当时也属落后水平，但毕竟是有了)。正因为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我们才有了以后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的本钱。我有时和同事们讲：如果赫鲁晓夫早几年撕毁协议，撤退专家，那我们要研制潜艇必然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和更长的时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