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吴琦幸先生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不几页，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些西方18世纪的启蒙著作。在王元化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当他重新谈及年轻时代的自己，谈及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谈及鲁迅，谈及卢梭，这位沉静、深厚并极具反思精神的老者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与暮年歌德执手相望：历经生命的苦难，他们在耄耋之年都进入了一种和谐及平静。
　　对话录中，王先生反复提及一个重要议题：什么是理性的启蒙？是毫不怀疑地确信人的智性及其被改造的可能性吗？是不假思索地确信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吗？
　　王先生出生于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年少时他因反对盲目的偶像崇拜，相信人的主体性，坚信人追寻智性的义务和能力，因此走向启蒙与激进革命。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历练与沉淀，他蓦然发现极端的理性，即过分相信人的力量，过分认同庸俗进化论，过分推崇卢梭式的契约与启蒙，同样是一种非理性：集权、杀戮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力量全都源出于此。
　　书中，我们看到王先生对陷入教条的警惕。他批评了自己最喜欢的鲁迅，认为其晚年很多文章都盲目尊崇左翼革命者的影响，成了“遵命文学”，立场先行，失却了客观性和复杂性，比如，早年鲁迅常讽刺民众之麻木不仁，晚年却不加判断地站在底层一边。
　　另一个与老年歌德契合之处在于，两人都从外来（法国）启蒙思想转向重拾民族文化。王先生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治学方法乃至民俗文化的重要价值，批判了明末泰州学派到“五四”诸多学者不加分辨地反传统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