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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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CSSCI数据库中(1998-2014年)收录的536篇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阶段的演变情况,及其高产的作者、期刊与研究机构分布。通过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把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热点主题从主、次两方面分别进行深入阐述,其中主要研究热点主题是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绩效及其制度层面的研究,而次要研究热点主题是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实践过程中的内容审查、信息服务与救济路径方面的研究。针对大数据等新环境和新要求,探讨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新发展方向,认为应尽快实现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政府数据开放的提升,并初步探讨了政府数据开放研究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开放;开放政府;电子政务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和打造阳光政府的同时还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1]。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深入与相关制度的推进,2010年以来已有少数研究者对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现状从定性或定量视角展开相应探讨。焦静从图情档学界的视角对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进行定性综述,并指出该领域研究缺乏一定的“深广度”且需要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交流[2]。朱红灿等以“政府信息公开”为题名检索词对CNKI中期刊数据库和优秀硕博士数据库1999-2010年间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国内研究者主要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其机构建设、理论与实践意义、信息组织与利用等视角来开展研究[3]。曾宇辉从公民知情权、服务型政府建设、公共危机、电子政务、国家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定位、域外经验六方面对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相关问题研究进行了定性探讨[4]。张国庆也对CNKI数据库1999-2012年间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论文进行了定性分析,并指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内容、意义、问题与对策[5]。王晴对CNKI、维普资讯和万方数据3个数据库(1993-2012年)分别收录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域文献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基于文献内容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定性评论[6]。方维慰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定性梳理[7]。杨玉祥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2000-2009年)收录的146篇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研究文献为对象统计分析了该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著者和期刊[8]。通过文献调研发现,目前对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相关分析均是采用CNKI、万方数据、维普资讯数据库作为数据源,而以CCSCI为数据源对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现状、热点与进展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较为鲜见。
  由于CSSCI数据库收录的文献学术质量和数据质量相对较高[9-10],是进行信息分析的重要情报源。为进一步深入分析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进展,以便更好地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基于CSSCI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定量分析结果,笔者基于该数据库分别以“篇名(词)=政府信息公开?或?篇名(词)=政务信息公开”和“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或?关键词=政务信息公开”进行来源文献检索,发文年代设定为1998-2014年,分别检索到437篇和376篇文献(检索时间:2015-10-26),最后将这813篇文献进行去重等数据清洗工作,最后得到536篇文献。本文以这536篇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展开相应的分析与评价。
  2总体情况分析
  2研究阶段分析
  某一领域研究文献在数量上的增减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出相应研究领域关注热度的高低,且还有利于科学分析某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过程和现处阶段。图1是基于CSSCI(1998-2014年)的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从图1来看,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始于1999年左右,并从2000年的2篇快速增加到2003年的11篇,2001-2003年3年间的每年均在其前一年基础上保持文献量平稳增加3篇,从2003年开始文献量开始快速增加,2005年以37篇达到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第一个“高峰”;2006年该研究领域的文献量进入第一次“回落”阶段,文献量回落至20篇,该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酝酿推出时期;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条例》,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宣布《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出台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关注热潮,同时从2007年起国内相关学科研究学者又对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领域重新增添了活力,表现为该研究领域文献量直接从2007年的21篇猛然增加到2008年的76篇,2009年以84篇的文献量达到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第二个“高峰”,2010年开始该研究领域的文献量又进入第二次“回落”阶段,文献量相比2009年回落至63篇,且2010-2012年3年间的文献量表现为每年均在其前一年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见,伴随着《条例》的顺利出台与执行实施,这3年间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热度存在较大幅度的消退;而《条例》出台5周年后的实施现状与相关绩效问题开始成为该领域研究者新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且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状况、绩效评估体系、影响因素与满意度实证、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文献量变化来看,2013年该领域的文献量又增加到51篇,这是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第三个“高峰”。结合文献研究主题的分析,从2009年开始,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减少,而涉及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应用研究在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领域已显示出逐步迈向成熟的发展迹象。总之,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发展过程与《条例》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条例》的出台为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点”;同时,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发展现状与变化趋势也对该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涉及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层面的新挑战。伴随着大数据应用的快速发展,有关政府数据开放与应用的研究有可能会成为该领域研究者新的研究增长点和研究突破口。   2高产作者、期刊与研究机构分析
  从作者发文量、期刊载文量、研究机构发文量可识别出某研究领域的重要情报源和主要研究力量。表1是基于文献数量角度的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高产的作者、期刊和研究机构。表1显示,目前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情报源和主要研究力量包括发文量3篇及以上的22位高产作者、载文量6篇及以上的22种期刊、发文量6篇及以上的18所研究机构。首先,从高产作者来看,以段尧清、汪全胜、朱红灿、肖卫兵、连志英、周毅、张新民等为代表的22位作者合计发文100篇,占总文献量的1866%;其次,从高产期刊来看,以《档案学通讯》、《图书情报工作》、《档案学研究》、《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等为代表图1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类核心期刊共发文371篇,占总文献量的6922%,同时,从高产期刊的学科属性来看,其主要涉及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行政管理、法学和新闻学,这也充分反映出政府信息公开研究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属性,且载文量前五位的期刊均来自“图情档”学科领域,这反映出国内“图情档”学科对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较高关注度;最后,从高产研究机构来看,以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合计发文205篇,占总文献量的3825%。
  作者文献量(篇)期刊名称文献量(篇)研究机构文献量(篇)段尧清11档案学通讯43武汉大学29汪全胜9图书情报工作41中国人民大学22朱红灿7档案学研究35湘潭大学19肖卫兵6情报科学31苏州大学17连志英6情报理论与实践29北京大学15周毅5中国行政管理25南开大学11张新民5情报资料工作21华中师范大学11王芳4图书馆建设19浙江大学9吴文革4情报杂志18南京大学9蒋红珍4行政法学研究16中山大学9杨瑞英4新闻记者11山东大学威海分校8杨霞4图书情报知识10上海交通大学8赵正群4图书馆10黑龙江大学8莫于川3图书馆工作与研究9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6李国新3政治与法律9南昌大学6孙宇3图书馆理论与实践7西安交通大学6王勇3国家行政学院学报7中国政法大学6张林华3图书馆学研究6上海政法学院6魏哲铭3图书馆论坛6合计(占比)205(3825)山文岑3中国图书馆学报6赵培云3法学6相丽玲3中共中央党校学报6合计(占比)100(1866)合计(占比)371(6922)注: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文献量仅统计以第一作者的发文情况。3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专业术语是特定领域研究人员对某些特定研究内容与成果进行表征称谓的业内词汇,其通常可直接作为文献关键词使用。共词分析方法通过对领域专业术语的共现关系进行研究来展示领域的研究主题[11-12]。文献关键词是作者展示研究成果核心内容的词汇,基于高频关键词的共词分析方法可用于分析研究热点与探讨研究结构[13-14]。因此,可通过高频关键词对之间的关联度来进一步探讨当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通过对文献关键词及其频次分析发现,536篇文献共包含835个关键词,篇均关键词约为156;关键词总频次为1 950,关键词频次平均值约为234。一般来说,出现频次较高的单个关键词所组成的高频关键词集往往能以较低的关键词总量占比,拥有较高的关键词总频次占比。数据集中频次≥4的60个关键词仅约占关键词总量的719%,但关键词频次却达到1 023(约占关键词总频次的5246%)。本文以这60个关键词构成国内1998-2014年间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集,见表2。
  图2显示,基于CSSCI数据库分析出1998-2014年间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领域可划分出9个聚类(对应图2中的①~⑨)。从各个聚类所包含的高频关键词数量来看,聚类①~③是目前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主题,分别对应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绩效研究、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与申请公开制度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站平台与文件开放制度研究;而聚类④~⑨是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次要研究热点主题,分别对应政府信息公开中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博弈研究、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研究、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路径研究、国家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角色定位研究、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与救济机制研究、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档案开放与利用制度研究。通过分别对包含聚类①~③的主要研究热点主题和包含聚类④~⑨的次要研究热点主题进行内容分析,可进一步发现主要研究热点主题是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绩效及其制度层面的研究,而次要研究热点主题是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实践过程中的内容审查、信息服务与救济路径方面的研究。
  3关于理论、绩效与法规制度层面的研究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主题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绩效及其制度层面的研究,其包含图2中的聚类①~③,其中聚类①主要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绩效问题,聚类②~③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制度层面的研究。
  3 1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绩效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多背景交叉下的产物,因而政府信息公开理论存在着多个学科理论基础作为研究支撑,这图2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1998-2014年)
  也决定了多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研究。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研究视角主要包括法理视角、信息服务视角、电子政务视角、经济学视角。其中,法理视角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离不开对公民知情权的理解,公民具有知情权,政府具有相对应的公开义务,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方面的知情权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和重要支撑[19-20]。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理念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其立法之根本。开展基于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信息服务及其内容是大多数图书情报与档案学者从事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视角。信息服务视角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应提供基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化政府信息服务[21-22]。通过政府信息组织、加工和展示等信息服务外,还需在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过程中更加注重面向信息有效使用与增值开发方面的问题。伴随着大数据应用进程的推进,基于政府信息共享与数据开放的信息资源增值利用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机构、公众的共同期盼。可以说,政府数据开放研究是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的新拓展。同样,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与电子政务是紧密联系的,电子政务的实施和深化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现实背景。电子政务视角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作为电子政务的有机组成部分[23],实行政务信息资源的公开和共享,进而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增值开发与利用是深化电子政务应用的关键基础,也是围绕公众作为中心点的电子政务工作的重要内容[24]。电子政务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更加注重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电子政务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信息服务工作,其离不开政府信息本身,政府信息的开放共享是实施电子政务的前提和保障,可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既是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法律基础,又是深化电子政务工作绩效的基础支撑。因此,面向资源增值的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是电子政务发展的深化阶段。经济学视角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政府和公众从博弈转变为合作,并且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后的信息增值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稳定和谐和经济绩效水平[25-26]。全球大数据浪潮的席卷对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信息和数据成为更为重要的资源加入新的数据经济模式。可见,政府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既能带来重大的社会效益,同样也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2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制度层面的研究
  从法律和制度双重层面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制度体系是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绩效的最重要保障。《条例》作为一部关于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其出台实施为公民知情权提供了法规保障,是我国信息公开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新起点。因此,学术界对于《条例》本身得失及其实践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讨,如对信息公开范围等方面立法缺陷[27],《条例》在价值追求方面的缺陷[28],以及与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对接与不协调[29-30]。此外,还有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理念、模式、路径方面的相应探讨。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学者主要集中对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与申请公开制度,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站平台与文件开放制度方面的研究,而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中的信息分割与保密审查制度、年度报告制度、评价反馈制度等研究还不够充分。面对大数据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全球开放数据浪潮的到来,需从拓宽广度、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和挖掘深度4个方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制度体系。
  2关于内容审查、信息服务与救济路径方面的研究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研究领域的次要研究热点主题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审查、服务方式与救济路径方面的研究,其包含图2中的聚类④~⑨,其中聚类④~⑤主要研究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内容审查问题;聚类⑥、聚类⑦、聚类⑨主要研究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信息服务问题;聚类⑧主要研究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救济机制。
  2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内容审查问题
  信息共享与信息安全是推进阳光政府健康发展与科学前进的统一整体,保障信息安全是政府信息公开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实现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保护国家秘密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权。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过程需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对所要公开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内容审查。公民隐私权保护制度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31]。目前,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原则,以及二者的博弈及平衡机制是当前研究主题的重点和难点。同样,构建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32]。建立科学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是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信息保密两者之间矛盾的需要,同时也是确保国家秘密认定专业性与规范性的需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是当前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内容审查问题研究的重点内容,通过对该主题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发现,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研究主要侧重如下研究内容:《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两者的衔接和关系问题、如何科学界定例外信息内容范围和规范保密审查过程机制、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标准体系等。
  2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信息服务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从信息流传递来看,政府信息公开过程实质就是政府行政机关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从该主题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来看,目前的研究内容集中对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路径、平台、场所与机制的研究。《条例》在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方面将国家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以下简称“两馆”)共同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两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法定服务机构角色。“两馆”作为典型的信息服务机构在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服务路径、服务质量、档案开放与利用机制建设等内容成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界有关学者所关注的重点课题。
  3 3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救济机制
  建立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救济机制是对政府信息公开过程进行监督和保障的重要方式之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环节。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不仅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保障,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33]。法学界有关学者对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救济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多,且主要从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途径、方式等相关经验来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与救济机制的建议。从《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看,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是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的三大途径。有学者提出可借鉴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途径从立法升级、屏蔽审查、公益诉讼三方面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进行创新完善[34],也有学者提出建立行政复议前置和信息公开审查委员会制度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救济机制方面的调整[35],同时还有学者提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激活现有制度或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如激活举报处理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指引措施、探索完善应对非正常信息公开复议和诉讼的机制、宣传普及相关案例的方式[36]。要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救济流程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完善,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可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体系之下,以紧密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现状及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度为前提,并通过内外部的监督与救济多重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创新。
  4迈向政府数据开放的思考
  大数据浪潮需要共享利用,而共享利用的最重要基础就是进行数据开放,伴随着大数据及其应用的逐步深入,大数据理念与技术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大数据环境下公众对政府更快速、更全面地公开政府信息有更加迫切和深广的要求[37]。此外,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公众在关注政府信息公开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所公开信息的质量、数据安全及其隐私问题。因此,面对大数据环境下公众对政府信息资源和数据开放的新需求,对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催生了政府的开放数据运动,这一新环境和背景的出现,同时也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即促使政府信息公开阶段全面提升到政府数据开放阶段。大数据环境下的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走向政府数据开放是不可阻止的信息化发展过程,政府数据开放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提升[38]。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数据开放两者具有衔接和递进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跃进[39]。政府信息公开通过信息公示来实现保障知情权和提高政府透明度之目的,而政府数据开放除了实现此目的外,还要满足促进政府数据再利用和信息增值的目的。笔者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具有紧密的交叉关联,这两者不存在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二者是在不同背景下为实现各自特有目的而提出的相互关联的不同阶段;总的来说,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数据开放的基础,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到政府数据开放的实现,将有效地推动政府管理进一步迈向透明、开放、民主、协同、科学、创新。   笔者基于CNKI平台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D数据库,构造如下专业检索式进行检索:TI=(″政府开放数据″ ″政府数据开放″) OR KY=(″政府开放数据″ ″政府数据开放″);剔除2条重复数据后检索结果为59篇文献(检索时间:2016-01-08)。除去2016年的1篇外,从58篇文献的年度分布来看,从2011年和2012年各1篇快速上升到2013年8篇,进而继续以较大的增长幅度增加到2014年的17篇和2015年的31篇,可见,国内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近两年得到学术界明显的关注和重视。从59篇文献所分布的期刊来看,《电子政务》以11篇遥遥领先(约占总数的19%),一方面说了该期刊在政府数据开放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表明了政府数据开放与电子政务的紧密关联。政府信息开放是电子政务实施的前提和基础,而面向资源增值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作为电子政务发展深化阶段则需要进一步实现政务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此外,从59篇文献的内容分析来看,目前政府数据开放研究热点主要侧重4个内容,分别是政府数据开放的背景与需求分析、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现状与实践经验介绍、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构建研究、政府数据开放机制、政策与制度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的开放与保护、共享与安全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与前进的两股交织互动的重要力量[40]。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大数据应用、“互联网 ”、智慧城市、网络强国是政府数据开放的新背景,在新背景需求导向下,如何实现政府数据的开放与安全两者之间的博弈是政府数据开放不可避免的研究主题,同时这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新环境下政府与社会公众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提升到政府数据开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政府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的科学协同来实现对政府信息资源的宏观规划与科学合理配置。政府大数据建设和创造健康发展的大数据环境是制定大数据行动纲要的两项核心内容,政府要实现充分开发和应用好大数据这一基础性战略资源,要重点关注3个方面的实现[41]:一是政府部门间数据与信息共享的实现;二是向公众开放政府数据;三是从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的角度来保障信息安全。因此,结合政府数据开放机制、政策与制度研究来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达到既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知情权和提高政府透明度,又能强有力地促进信息资源和数据资源的社会共享与大数据应用创新之目的,这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来说,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课题,同时也是未来政府信息公开发展和深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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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出身靠不住  “我是贫苦家庭出身。”  “我是農民的儿子。”  “我的父母是老党员。”  很多落马干部的忏悔书,都是这样开头的。可惜,出身并没有赋予他们天生拒腐防变的基因。  “我出生在困难时期,吃过草根树皮,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还饿晕过。”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总工会原主席苏利冕体会过贫穷的滋味,从工作第一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要干好事业、创造财富,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40多年后,当
2020年6月3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陕西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就在2018年,唐勇还曾以陕西省略阳县委副书记、县长的身份,出现在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周介铭的违纪违法案卷中。  一个是四川省属高校的“一把手”,一个是秦岭南麓的山城主官,相隔近千里的两个人,为何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出现?这与陕西省商人邓伟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见鱼饵不见钩,笑纳“忘年
在美国,有两个城市常常被人们拿来作比较:一个是“汽车之城”底特律,另一个是“钢铁之城”芝加哥。两者都位于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的五大湖区,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老牌工业城市。然而,随着五大湖区一点点“生锈”,两座城市的发展轨迹也渐行渐远——“汽车之城”衰落严重,一度沦为人烟稀少的“鬼城”;“钢铁之城”则延续了昔日的荣光,从一个繁荣的地区性城市进一步成长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不断出现的新“锈带”让许多国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