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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能源、有色金属等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走势强劲，因为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和消耗国，其价格上涨引发了人们对输入性通胀的担忧。
当前通胀主要来自国内
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物价形势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9月份，中国CPI达到了3.6%，10月份进一步走高到4.4%。目前，人们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食品、蔬菜类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通胀预期普遍很高。
如何看待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不少人将当前的物价上涨与美联储的定量宽松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上涨是输入性的，因此得出国内政策无能为力或政策空间有限的结论。其实，这种看法是严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目前发生的通胀，来自输入性的只占相当小的部分，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国内的因素。从时间上看，2009年中国实施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同时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当年信贷新增量达到10万亿元，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7.7%。今年前三个季度，货币供应量继续快速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实际需要，特别是一季度，货币供应量仍然达到了22%。根据经验，通货膨胀常常出现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半年到一年半之后，从时间上看，今年第三季度以来的物价快速上涨，与去年以及今年初的过量货币供应十分吻合。
从物价上涨的主要类别来看，主要是农产品、食品和居住价格。中国进口品主要是能源、矿石等大宗原材料，以这些原材料为主要成本的工业用品，有的并未出现上涨，有的涨幅很小。农产品之所以出现上涨，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跟不上工业行业生产率增速，当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基础设施与工业投资时，大量资源以及土地、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农业比较收益随之下降，供应随之下降，涨价随之发生。加上过多的货币供应，导致资金成本低廉，农产品有上涨预期，故而成了投机资金的主要攻击对象，令通胀火上浇油。居住价格，则因为2008年底实行的货币政策推高了房价泡沫，进而推高租金所致。
相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大多处于通缩的边缘，或存在较大的通缩风险。美联储的宽松货币如果真成了帮凶，那么资源价格的上涨首先也应该体现在其本国的通胀上，但事实相反，美国恰恰没有通胀。
输入性通胀的智猪博弈
尽管目前的通胀主要来源于内部而不是外部输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因素不会对国内的通胀产生影响，更不能排除未来外部因素成为国内通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要认真分析内部和外部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精准地找到原因，方可有效地制定对策。
以2006—2007年的情况为例。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等原因，从2006年下半年起，国内CPI开始大幅走高，到2007年攀升到了7%左右。从表面上看，这一波通胀带有明显的输入性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能源、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价格的上涨，恰好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相一致。尽管将全球资源价格景气全部归结为中国拉动并不合理，但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因素”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2007年2月，中国央行的加息行为，严重冲击国际期货市场，就是一个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将进口价格的上涨与国际物价的上涨现象归结为“输入性通胀”，从某种意义上，只是看到了表象，甚至在逻辑上存在错误。中国在国际资源市场上是一个大国，并不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是价格的重要“确定者”（Price maker）。也就是说，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繁荣造成了进口价格的上涨，进口价格又推升国内价格上升，归根到底，是国内需求推升了国内的价格上涨。尽管国外需求和货币因素在其中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力量。
博弈论中有一个智猪博弈命题。说的是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就会落下少量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可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之后，争吃到另一半残羹。这一博弈中各自的最优策略是：小猪选择“搭便车”，大猪主动出击。显然，在国际资源市场上，中国因为体量大，面对价格上涨“输入”到国内，中国通过国内的紧缩政策即可以反馈到市场上，造成价格回落；而一些小的经济实体，就算是实施极严厉的紧缩措施，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接近于零，因此不如不行动，坐等中国行动。而中国采取行动，虽然小国能搭便车分走部分好处，但中国还能得到剩下来的绝大多数好处。
面对可能出现的“输入性通胀”，坐等和观望并不适合中国。相反，着眼于国内紧缩才是应对的最佳策略。当然，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会对资源价格产生一定影响，故而与这些国家进行政策协调也是很重要的，这些协调可利用G20会议、中美战略对话等渠道进行。
首先，在各项紧缩措施中，信贷和利率的作用最为有效。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的热度与信贷投放有着相当严密的关系，而利率作为一项市场化的调控工具，更不应闲置，应该运用得更频繁。
其次，汇率的作用远不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有效。从理论上看，美元贬值20%，汇率不变，则进口价格则有可能上涨20%，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则可以保持进口价格不变。但中国经济不可能承受汇率波动幅度过大。更重要的是，就算是人民币升值，部分抵消美元贬值对进口和出口价格的影响，但由于进口和出口产品都有很长的产业链，在漫长的传导过程中，其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已经大大弱化，因此指望人民币升值来对物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不但极其缓慢，而且效果不理想。
第三，在所有的反通胀政策中，行政手段包括限价、补贴等，是对市场扭曲最大，也是效果最差的手段。一旦被输入性通胀的假象所欺骗，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国内政策无招可用的印象，进而为行政手段的出台提供舆论环境，这种情况是要亟需避免的。
当前通胀主要来自国内
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物价形势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9月份，中国CPI达到了3.6%，10月份进一步走高到4.4%。目前，人们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食品、蔬菜类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通胀预期普遍很高。
如何看待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不少人将当前的物价上涨与美联储的定量宽松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上涨是输入性的，因此得出国内政策无能为力或政策空间有限的结论。其实，这种看法是严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目前发生的通胀，来自输入性的只占相当小的部分，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国内的因素。从时间上看，2009年中国实施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同时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当年信贷新增量达到10万亿元，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7.7%。今年前三个季度，货币供应量继续快速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实际需要，特别是一季度，货币供应量仍然达到了22%。根据经验，通货膨胀常常出现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半年到一年半之后，从时间上看，今年第三季度以来的物价快速上涨，与去年以及今年初的过量货币供应十分吻合。
从物价上涨的主要类别来看，主要是农产品、食品和居住价格。中国进口品主要是能源、矿石等大宗原材料，以这些原材料为主要成本的工业用品，有的并未出现上涨，有的涨幅很小。农产品之所以出现上涨，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跟不上工业行业生产率增速，当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基础设施与工业投资时，大量资源以及土地、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农业比较收益随之下降，供应随之下降，涨价随之发生。加上过多的货币供应，导致资金成本低廉，农产品有上涨预期，故而成了投机资金的主要攻击对象，令通胀火上浇油。居住价格，则因为2008年底实行的货币政策推高了房价泡沫，进而推高租金所致。
相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大多处于通缩的边缘，或存在较大的通缩风险。美联储的宽松货币如果真成了帮凶，那么资源价格的上涨首先也应该体现在其本国的通胀上，但事实相反，美国恰恰没有通胀。
输入性通胀的智猪博弈
尽管目前的通胀主要来源于内部而不是外部输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因素不会对国内的通胀产生影响，更不能排除未来外部因素成为国内通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要认真分析内部和外部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精准地找到原因，方可有效地制定对策。
以2006—2007年的情况为例。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等原因，从2006年下半年起，国内CPI开始大幅走高，到2007年攀升到了7%左右。从表面上看，这一波通胀带有明显的输入性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能源、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价格的上涨，恰好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相一致。尽管将全球资源价格景气全部归结为中国拉动并不合理，但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因素”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2007年2月，中国央行的加息行为，严重冲击国际期货市场，就是一个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将进口价格的上涨与国际物价的上涨现象归结为“输入性通胀”，从某种意义上，只是看到了表象，甚至在逻辑上存在错误。中国在国际资源市场上是一个大国，并不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是价格的重要“确定者”（Price maker）。也就是说，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繁荣造成了进口价格的上涨，进口价格又推升国内价格上升，归根到底，是国内需求推升了国内的价格上涨。尽管国外需求和货币因素在其中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力量。
博弈论中有一个智猪博弈命题。说的是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就会落下少量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可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之后，争吃到另一半残羹。这一博弈中各自的最优策略是：小猪选择“搭便车”，大猪主动出击。显然，在国际资源市场上，中国因为体量大，面对价格上涨“输入”到国内，中国通过国内的紧缩政策即可以反馈到市场上，造成价格回落；而一些小的经济实体，就算是实施极严厉的紧缩措施，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接近于零，因此不如不行动，坐等中国行动。而中国采取行动，虽然小国能搭便车分走部分好处，但中国还能得到剩下来的绝大多数好处。
面对可能出现的“输入性通胀”，坐等和观望并不适合中国。相反，着眼于国内紧缩才是应对的最佳策略。当然，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会对资源价格产生一定影响，故而与这些国家进行政策协调也是很重要的，这些协调可利用G20会议、中美战略对话等渠道进行。
首先，在各项紧缩措施中，信贷和利率的作用最为有效。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的热度与信贷投放有着相当严密的关系，而利率作为一项市场化的调控工具，更不应闲置，应该运用得更频繁。
其次，汇率的作用远不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有效。从理论上看，美元贬值20%，汇率不变，则进口价格则有可能上涨20%，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则可以保持进口价格不变。但中国经济不可能承受汇率波动幅度过大。更重要的是，就算是人民币升值，部分抵消美元贬值对进口和出口价格的影响，但由于进口和出口产品都有很长的产业链，在漫长的传导过程中，其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已经大大弱化，因此指望人民币升值来对物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不但极其缓慢，而且效果不理想。
第三，在所有的反通胀政策中，行政手段包括限价、补贴等，是对市场扭曲最大，也是效果最差的手段。一旦被输入性通胀的假象所欺骗，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国内政策无招可用的印象，进而为行政手段的出台提供舆论环境，这种情况是要亟需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