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上其他国际秩序转换最大的不同是，由于大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下降，地区机制化程度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东亚崛起并非依赖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而是在国际秩序转变过程中和平转型，因而所需时间更长，其渐进性、复杂性和可塑性的特点十分明显。中国作为兴起的东亚大国，与脱亚入欧的日本不同，立足东亚，推行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周边政策，积极推动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努力在东亚地区构建稳定和平的新秩序。
　　如何认识和理解国际秩序转型下东亚的和平发展，阐述中国在东亚构建稳定和平的新秩序中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将“中国与东亚秩序”两者的转型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共有利益”是决定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并以此模式来分析国际秩序转型下东亚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作者认为，“共有利益”具有宽广的包容性，在国际体系中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一个无时不在的关键要素。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原生的和建构的，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后者的重要性大于前者，即相互建构“共有利益”越来越重要。一个秩序的稳定与否或稳定程度取决于“共有利益”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从两方面增进“共有利益”至关重要：一是共同发展；二是制度建设。发展意味着可以相互提供更多的资源，促进“共有利益”，使其的汇合面和空间愈来愈大。制度建设的过程就是建构或培育“共有利益”的过程。因此发展与制度建设均可塑造和规范国家行为，使之更加追求“共有利益”，有助于国家形象塑造，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最终通过塑造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来回报国际社会，使之享有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环境。同时，“共有利益”要求树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把一国的利益与他国利益紧密相联，而不是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其价值在于能够调节或平衡权力、制度与身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共有利益”越多，意味着各方之间所重叠的利益面越大，国家间的合作面越大，合作的愿望更强烈，维护和平的动力就越大。
　　就东亚而言，作者认为“共有利益”是确保东亚秩序在转型中保持稳定与和平的决定性变量，提出中国与东亚完全有条件也必须通过塑造与拓展“共有利益”，来确保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
　　作者对中国与东盟在培育“共有利益”方面实践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从过去２０多年的实践看，双方正处于历史性的繁荣发展期，利益的交汇与重叠会越来越多，从而排除了未来东亚可能出现的权威秩序、碎片秩序、均势秩序和认同秩序等几种秩序模式，预测东亚在中近期将形成以多边主义秩序为主的地区秩序模式。
　　作为中国研究人员，作者在分析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上着墨较多。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入手，阐述中国文化的和平与防御性质，指出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达致人类和谐、持久和平的终极目标。同时，作者还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史来说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性。在西方战略文化里，没有扩张就没有崛起，这实际上是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华文化是内向凝聚而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而非向外扩张，并建立了东亚社会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庄严宣告：中国不称霸，奉行和平共处外交，建设和谐世界，这并非权益之计，也并非仅仅基于中国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认识，而更是出自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文化哲学理念。因而，共存、共享、共赢的哲学观倡导的是一种既承认国际利益驱动，又确立彼此尊重对方利益、寻求和拓展共有利益、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道义原则的新型国家关系。尽管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并不能充分体现中国的利益，因而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有批判的倾向和改革的诉求，但是，中国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不是要另起炉灶，否定现行秩序，而是要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进行调整和改革。
　　至于中国应如何参与和积极推动塑造与东亚的“共有利益”，共同构建稳定繁荣的东亚秩序，作者的观点也颇有见地。
　　这是一本凝聚作者心智的专著。掩卷回首，久久萦绕脑海的，无疑是作者另辟蹊径，将“共有利益”作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的转型的关键，读起来令人回味无穷。
　　
　　1994：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蓝英年
　　
　　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灰溜溜地离开苏联，1994年5月又轰轰烈烈返回俄罗斯。感今怀昔，人世变幻，白云苍狗。20年前的阶下囚变成20年后的座上宾。
　　
　　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自美国佛蒙特州飞抵海参崴市。他的到来使这座滨海城市顿时沸腾起来。欢迎的规模、欢迎群众的热情、各地赶来报道他行踪的记者人数，远远超过1986年海参崴市对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欢迎。自发的人群把机场围得水泄不通。多亏当地政府想得周到，在舷梯旁“埋伏”20条壮汉，把走下飞机的索尔仁尼琴夫妇和两个儿子围在核心，才免去索尔尼琴同几千名群众握手拥抱的重负。只有滨海边区副行政长官列别季涅茨获得同作家亲吻三次的殊荣。这时索尔仁尼琴表现出在国外学到的外交手腕，亲切地向欢迎群众致意，客气地对记者说：“请照相吧，正面？侧面？要不要转过身去？”接着又同接近他的人握手，于是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索尔仁尼琴一家在壮汉的簇拥下从容走出机场，驶向海参崴宾馆。索尔仁尼琴大概是这家够不上星级的宾馆所接待过的最尊贵的客人，因为1986年戈尔巴乔夫视察海参崴时住在警备森严的西当卡政府别墅里。次日，索尔仁尼琴同汇聚在斯维特兰娜街中心广场上的市民会面。没有任何限制，谁都可以参加。远东大学教师索罗金夫妇带着小女儿奥莉娅也来到中心广场，丈夫对记者说：“这样的人物都回来了，说明俄罗斯还没完蛋。”当然，来的人并非都是拥护索尔仁尼琴的，也有打着红旗的共产党人严厉斥责他。索尔仁尼琴不反驳，不争辩，心平气和地听周围人说话。他明白，要想重新认识俄罗斯，先得接近群众，直接听他们谈话。当然，光听还不够，很多事还需要亲眼看。
　　为此，索尔仁尼琴从海参崴乘火车横穿俄罗斯，沿途了解民情。车厢是BBC替他租的，以借此机会拍摄一部《索尔仁尼琴·回归》的纪录片。索尔仁尼琴沿途停留，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很少出席地方当局为他准备的宴会。7月21日傍晚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莫斯科市当局并未组织盛大欢迎仪式，车站只不过比平时打扫得干净一些。
　　有人把索尔仁尼琴此次归国比作1928年高尔基５月归国。这种比较并不恰当。高尔基归国的场面隆重得多，不仅三军仪仗队列队欢迎，还有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卢那察尔斯基三位人民委员代表斯大林前往车站欢迎。欢迎的群众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除工厂和剧院的代表外，还有以高尔基名字命名的劳动教养院的代表。对此高尔基大为感动，老泪纵横，竟化了装同欢迎群众一起在大街上行走……难怪这种比喻令索尔仁尼琴大为光火，他吼叫道：“你们休想把我当成高尔基。他是来为斯大林制度效犬马之劳的，手握权杖，谁不听话就给谁一权杖，而我是回来寻找使俄罗斯爬出泥潭的道路的。”
　　索尔仁尼琴明白表示，他回国不是为了进行创作，而是为了参加政治活动。而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从国外就开始了。4月5日《消息报》刊登了他对美国《福布斯报》提问的回答。他先批评政治家，但做得聪明。对西方政治家只用“事实”反驳其观点，语气平和，态度得体，而对独联体的政治家便蛮横无理，出言不逊。对俄罗斯的政治家只抨击失去权力的或觊觎权力的，却放过掌握权力的。他猛烈抨击盖达尔的改革计划，却放过盖达尔计划的主帅叶利钦，并为其攻打“白宫”辩解：俄罗斯不能存在双重政权，为此，采用任何手段都应允许。
　　接着，索尔仁尼琴阐述自己的政见——反对恢复苏联，主张俄、乌、白、哈并成统一国家，并非纳扎尔巴耶夫所倡议的四国松散联邦。国内改革应自下而上——先建立以沙皇时代自治会为模式的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再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两相结合，便会产生全新的国家机构。土地不能私有化，真正渴望土地的农民买不起土地，如果拍卖，必将落入形形色色骗子手里，俄罗斯就真正完蛋了。索尔仁尼琴反对泛斯拉夫主义，认为俄国不应干预巴尔干，更不应卷入波黑战争，他说波黑穆斯林、克族、塞族都是无辜的，真正战争祸首是铁托……
　　索尔仁尼琴是国内外都很有声望的人，对俄国内党派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都希望同他结盟，以壮声势。但看了他答记者问后，不少人心里凉了半截，盼望变成失望。
　　（本文节选，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