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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策划人之一，您当初是怎么想到策划这样一套丛书的？
贺圣遂：2008年仲夏，我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学者李辉在朋友处相聚。时值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30周年，大家回想各自走过的路，不禁感慨系之。
李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国家的知名媒体，与京城文人雅士交往颇多，个人著述亦甚丰。难得的人生际遇及个人的性格禀赋，使其职业生涯极富特色。以世俗眼光看，李辉可谓成就非凡，是恢复高考后一代学人中之佼佼者。我与他交往多年，很钦佩他的抱负、才情。
那次聚谈中，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及30年间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文学者，他们各自以卓越的成就书写了我国当代学术的辉煌篇章。其中，有多位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出于职业的敏感，我遂提请李辉编一部“三十年集”，对其30年学术研究和人生历程，作一极富个人色彩的回顾。李辉当即欣然答允。他同时提出，像他这般经历的学人不在少数，不如选择10位知名学者，策划一套书。依此思路，我认为至少应选择30人才能概略式地呈现改革开放后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也与30周年主题契合。我们想通过这套“三十年集”，为改革开放30年做一注脚，同时为这一期间成名的知识分子绘一群像，勾勒一代学人之精神风貌。
在我看来，大学出版社应该切实担负起学术出版的使命，力求为前沿知识、思想观念与前沿理论的传播做出贡献。这套书正体现了以上理念。
问：丛书的作者都是当今学术中坚，想必邀请并不太容易吧？他们很愿意分享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心路历程吗？
贺圣遂：“三十年集”的策划思路提出后，我们觉得，凭借此富有特色的创意及李辉和我本人在学术界和出版业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应该不难邀请到理想中的作者。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判断：邀请发出后，大部分作者欣然同意“加盟”。
在他们看来，在此特殊历史时刻，对个人30年学术生涯作阶段性总结，意蕴独特。当然，约稿也非易事，理想中的作者俱是人文社会科学各研究领域的翘楚，大都承担着异常繁重之科研任务，异常忙碌。因此，有一些受邀学者虽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却终因诸事缠身或其他原因，未能参与，实乃遗珠之憾。
“三十年集”丛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选文系年纪事”。初约稿时，我们特意要求入选作者尽量按年选文，即每年选出最能代表当年创作特色的文章，并附有记载自己当年最值得记忆的事件活动——可以是对自己意义非凡之事，也可以是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所读之书，当年之人生感悟等亦可，为的是从“系年纪事”彰显著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丛书中诸位学人的纪事，探索同一时代、时段中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横向的精神生活。其所思所想、所读所写，连起来，构建出改革开放30年一代知识分子的简要精神生活史。这应当非常有趣味，也很有历史价值。
当然，这一点做得也并非尽善尽美，有的学者对这部分文字很花功力，如周振鹤、葛剑雄等，30年一年不落，可谓篇篇精彩，可读性极强，史料价值很高。有些学者，托辞记忆伤神，未能很好地完成，由于出版周期紧迫，亦不好过于勉强，成为遗憾。
问：策划这套丛书时，甄选作者的标准是什么？
贺圣遂：我们在邀请作者时，主要考虑三个层面。
第一，从学者身份及其人生经历看，入选作者主要是有过“老三届”经历、“文革”后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新三届”。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位“文革”前进入大学，改革开放后考取研究生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俱因“文革”而被迫中断学业，曾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为了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风貌，少数改革开放后未能进入大学学习的特殊“老三届”，但亦成为文史相关领域名家的学者（如林贤治），也遴选为丛书作者。
第二，从专业研究角度讲，他们都是各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在专业研究领域，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影响。例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史学界的一流学者，亦曾入选2009-2010首届“普林斯顿国际学人”，被美国、日本、比利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国际汉学界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第三，从社会影响角度看，丛书作者大都是具有人间关怀的意见领袖，皆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为全国政协常委，每年的两会上，都是媒体竞相采访的热点人物。又如教育家朱永新，多年进行教育探索，推动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步伐。总之，他们关心国计民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从各个层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问：您觉得，这一批学者的学术人生有何特点？有何优点？
贺圣遂：这一代学人的特点与其曾亲历的特殊社会环境及个人阅历密不可分。众所周知，若无“文革”，他们会踏着前辈学人的脚步，按部就班地接受大学教育，然后步入各相关领域开始学术生涯。“文革”的发生，使他们被迫中断正常学业，如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奔赴全国各地，在下乡生活中度过青春岁月，暂时远离了心仪的学术事业。新时期的到来，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他们得以重返大学校园。多年集聚的对知识的热情与渴望，在短时间内爆发，他们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勤奋的青年群体，大学校园处处留下他们孜孜不倦、努力向学的身影。在经年的刻苦研读后，他们陆续重返学术舞台，演绎出精彩篇章。
这代学人的优点与其殊异的人生经历有关。与以往的知识分子学在高校等研究机构而后直接进入研究工作不同，从事学术研究前，他们曾沉浸于广阔的社会天地，特殊的经历使其对国计民生、人生世态多了一份切身思考与感悟。在他们身上，纯象牙塔的色彩相对较淡，青年时代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又使其治学门径与思想感情和前辈有不小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虽也术业有专攻，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不俗成就，拥有无可置疑的学术地位，但并未完全“恪守师门”，反而超越了专业藩篱，凡己所好，皆有涉猎。杜甫所言“转益多师是吾师”，也许是对这些学人治学的最好写照。
此外，这代人学术起步时恰逢改革开放，他们主动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学术视野与写作语境更加宏阔，多了一份世界眼光。更为重要的是，对他们而言，从事学术研究乃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将人生理想、人间关怀寄情于学术，希望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为国家的发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是这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
问：当时的特殊环境、特殊机遇，对这代学者的学术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贺圣遂：“文革”前的“老三届”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这代学人失去了一段宝贵的青春年华，却也大大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他们进入大学时，很多人已年届而立，对社会和人生有了相对成熟的想法，学习更刻苦，目标更明确。他们深知，自己这代人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学习和治学过程中，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是他们思考的双重主题。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造就了这代新学人，而他们又以各自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养料，推动了改革开放一路向前。
问：您觉得，这代学人丰富的人生和学术经历，会对后辈学人带来怎样的启示？
贺圣遂：读书人要有社会良知，要力求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事、天下事”贡献力量。这代学人既有传统治学功力，又不完全流于书斋玄想。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人生睿智与人间情怀，难能可贵，这恰恰是当下学术研究和年轻一代学人所欠缺的。
当然，我并非要求所有学者都必须与社会互动，也不是说单纯的书斋学问没有价值。但读书人若多一份对人生的切身思考，多一些社会实践的契机，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贡献将会更大。
贺圣遂：2008年仲夏，我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学者李辉在朋友处相聚。时值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30周年，大家回想各自走过的路，不禁感慨系之。
李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国家的知名媒体，与京城文人雅士交往颇多，个人著述亦甚丰。难得的人生际遇及个人的性格禀赋，使其职业生涯极富特色。以世俗眼光看，李辉可谓成就非凡，是恢复高考后一代学人中之佼佼者。我与他交往多年，很钦佩他的抱负、才情。
那次聚谈中，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及30年间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文学者，他们各自以卓越的成就书写了我国当代学术的辉煌篇章。其中，有多位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出于职业的敏感，我遂提请李辉编一部“三十年集”，对其30年学术研究和人生历程，作一极富个人色彩的回顾。李辉当即欣然答允。他同时提出，像他这般经历的学人不在少数，不如选择10位知名学者，策划一套书。依此思路，我认为至少应选择30人才能概略式地呈现改革开放后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也与30周年主题契合。我们想通过这套“三十年集”，为改革开放30年做一注脚，同时为这一期间成名的知识分子绘一群像，勾勒一代学人之精神风貌。
在我看来，大学出版社应该切实担负起学术出版的使命，力求为前沿知识、思想观念与前沿理论的传播做出贡献。这套书正体现了以上理念。
问：丛书的作者都是当今学术中坚，想必邀请并不太容易吧？他们很愿意分享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心路历程吗？
贺圣遂：“三十年集”的策划思路提出后，我们觉得，凭借此富有特色的创意及李辉和我本人在学术界和出版业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应该不难邀请到理想中的作者。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判断：邀请发出后，大部分作者欣然同意“加盟”。
在他们看来，在此特殊历史时刻，对个人30年学术生涯作阶段性总结，意蕴独特。当然，约稿也非易事，理想中的作者俱是人文社会科学各研究领域的翘楚，大都承担着异常繁重之科研任务，异常忙碌。因此，有一些受邀学者虽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却终因诸事缠身或其他原因，未能参与，实乃遗珠之憾。
“三十年集”丛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选文系年纪事”。初约稿时，我们特意要求入选作者尽量按年选文，即每年选出最能代表当年创作特色的文章，并附有记载自己当年最值得记忆的事件活动——可以是对自己意义非凡之事，也可以是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所读之书，当年之人生感悟等亦可，为的是从“系年纪事”彰显著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丛书中诸位学人的纪事，探索同一时代、时段中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横向的精神生活。其所思所想、所读所写，连起来，构建出改革开放30年一代知识分子的简要精神生活史。这应当非常有趣味，也很有历史价值。
当然，这一点做得也并非尽善尽美，有的学者对这部分文字很花功力，如周振鹤、葛剑雄等，30年一年不落，可谓篇篇精彩，可读性极强，史料价值很高。有些学者，托辞记忆伤神，未能很好地完成，由于出版周期紧迫，亦不好过于勉强，成为遗憾。
问：策划这套丛书时，甄选作者的标准是什么？
贺圣遂：我们在邀请作者时，主要考虑三个层面。
第一，从学者身份及其人生经历看，入选作者主要是有过“老三届”经历、“文革”后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新三届”。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位“文革”前进入大学，改革开放后考取研究生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俱因“文革”而被迫中断学业，曾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为了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风貌，少数改革开放后未能进入大学学习的特殊“老三届”，但亦成为文史相关领域名家的学者（如林贤治），也遴选为丛书作者。
第二，从专业研究角度讲，他们都是各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在专业研究领域，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影响。例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史学界的一流学者，亦曾入选2009-2010首届“普林斯顿国际学人”，被美国、日本、比利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国际汉学界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第三，从社会影响角度看，丛书作者大都是具有人间关怀的意见领袖，皆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为全国政协常委，每年的两会上，都是媒体竞相采访的热点人物。又如教育家朱永新，多年进行教育探索，推动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步伐。总之，他们关心国计民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从各个层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问：您觉得，这一批学者的学术人生有何特点？有何优点？
贺圣遂：这一代学人的特点与其曾亲历的特殊社会环境及个人阅历密不可分。众所周知，若无“文革”，他们会踏着前辈学人的脚步，按部就班地接受大学教育，然后步入各相关领域开始学术生涯。“文革”的发生，使他们被迫中断正常学业，如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奔赴全国各地，在下乡生活中度过青春岁月，暂时远离了心仪的学术事业。新时期的到来，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他们得以重返大学校园。多年集聚的对知识的热情与渴望，在短时间内爆发，他们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勤奋的青年群体，大学校园处处留下他们孜孜不倦、努力向学的身影。在经年的刻苦研读后，他们陆续重返学术舞台，演绎出精彩篇章。
这代学人的优点与其殊异的人生经历有关。与以往的知识分子学在高校等研究机构而后直接进入研究工作不同，从事学术研究前，他们曾沉浸于广阔的社会天地，特殊的经历使其对国计民生、人生世态多了一份切身思考与感悟。在他们身上，纯象牙塔的色彩相对较淡，青年时代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又使其治学门径与思想感情和前辈有不小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虽也术业有专攻，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不俗成就，拥有无可置疑的学术地位，但并未完全“恪守师门”，反而超越了专业藩篱，凡己所好，皆有涉猎。杜甫所言“转益多师是吾师”，也许是对这些学人治学的最好写照。
此外，这代人学术起步时恰逢改革开放，他们主动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学术视野与写作语境更加宏阔，多了一份世界眼光。更为重要的是，对他们而言，从事学术研究乃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将人生理想、人间关怀寄情于学术，希望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为国家的发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是这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
问：当时的特殊环境、特殊机遇，对这代学者的学术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贺圣遂：“文革”前的“老三届”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这代学人失去了一段宝贵的青春年华，却也大大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他们进入大学时，很多人已年届而立，对社会和人生有了相对成熟的想法，学习更刻苦，目标更明确。他们深知，自己这代人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学习和治学过程中，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是他们思考的双重主题。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造就了这代新学人，而他们又以各自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养料，推动了改革开放一路向前。
问：您觉得，这代学人丰富的人生和学术经历，会对后辈学人带来怎样的启示？
贺圣遂：读书人要有社会良知，要力求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事、天下事”贡献力量。这代学人既有传统治学功力，又不完全流于书斋玄想。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人生睿智与人间情怀，难能可贵，这恰恰是当下学术研究和年轻一代学人所欠缺的。
当然，我并非要求所有学者都必须与社会互动，也不是说单纯的书斋学问没有价值。但读书人若多一份对人生的切身思考，多一些社会实践的契机，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贡献将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