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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职位的升迁，一般说来都是凭资格而不凭能力的。从唐宋以后就已确定了所谓“磨勘制度”，人们一入仕途，就有了绝对的保障，只要循规蹈矩地做下去，过一定期限就可以升一级官。这种升迁的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一样，是看起来最公平的办法，但事实上只能养成无能的官僚。
假如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升迁，怎样呢？那就多半要靠私人请托、行使贿赂以至种种暗地进行的方法了。
在这情形下，自然就造成了只有权奸小人能够当政的现象。专制政治下的权奸小人，无非就是那种善于伺候皇帝，取得皇帝信任，而在实际上只顾个人私利的人。在上面当政的是这样的人，在下面从政的全部官僚都得到了极大方便，更可以称心如意地向人民诈索，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通过不合法的方法来取得高官。人们都骂唐代的李林甫、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这些都是所谓奸臣，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权奸专政之所以代不绝书，正是因为这是在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下的必然产物。由此也就可以懂得汉、唐、明各代宦官政权的由来了。假如以为这少数无知无识的宦官真能够蒙上蔽下，因而取得实际政权，那就错了，因为宦官之得势完全由于在上有皇帝的信托，在下有官僚集团的拥护。那时候，所有的自命为“读圣贤书”的官僚士大夫纷纷拜倒在宦官前面，无非是利用这种宦宫的无知无识，利用在宦官统治下的政治，使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取得自己所要得到的利益。
于是贪污就成为历代官僚的一个必然属性。升官发财向来被视为互相联系的，而在法定的官俸以外，用任何手段来增加财富，自然都统属于贪污的范围。
历代的皇家，不仅通过官僚机构来向人民征收赋税，而且要由各地官僚进奉额外的钱财。地方官僚之所以要尽力进奉，自然是因为这样做了，官位才可靠，才更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更快地升官。中枢官员因为有权管理地方上的用人行政，考核地方政绩，所以地方官员也就非报效不可。《水浒传》上写晁盖等七人智取生辰纲，所取的就是地方官僚送到京城去孝敬中央大员的财礼。历史上有一些当权大臣后来失势被皇帝抄了家，从至今保存下来的抄家时的登记清单中，使我们可以具体知道这些人的财富实在是大得惊人，譬如明代的严嵩的家产，光是黄金就有三万多两，银子二百多万两。但据说这还只是他的实际财产的十分之三四。明代当权的太监，财富更是巨大，如朱宁、江彬都有黄金十万多两，银子五百万两左右，而刘瑾甚至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清朝和珅有金四万两，银三百多万两。由他们的巨大财富，也就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官僚集团中的贪污情形了。
明清两代，由于商业资本的发达，使官僚的贪欲更甚，由此官僚贪污的情形也到了空前的情况。中央大员既然一心一意，凭借地位，聚敛财产，地方官员当然更是要拼命赚钱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绝好的写照。《儒林外史》写一个知府新上任，向前任打听的一件事便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这话正是问怎样可以贪赃枉法。《明史》中有《循吏传》，载循吏一共有一百二十五人。但其中属于明代前半期的有一百二十人，后半期的只有五人。所以历来人们都认为明代前半期官吏的风气较好，而到了嘉靖朝以后就贪污公行了。但实际上并不然，不过是在明朝前半期，一般官僚从事非法的贪污，还遮遮掩掩，不敢公开，后半期却明目张胆，在官场上公开送钱，不以为讳，所以几乎连一个清白的官也找不到了。
有人以为，明清两代官僚之所以贪污最盛，是因为这两代官俸最薄之故。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足以说明贪污现象之由来，因为唐宋的官僚的待遇非常优厚，但贪污情形却也同样存在。原来有粪坑就必然有蛆虫，有古代官僚制度就必然有贪污。
固然在官僚制度下，并非绝对没有个别的清白的人，但是当做全体看，古代官僚制度是只能产生贪污的。而且在当时，对于清官的定义和我们今日所了解的真正廉洁并不相同。原来历代对官僚的待遇虽然有厚有薄，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上的行政费用是并不负担的。各地方的官僚除了收足中央额定的赋税缴上去以外，更得设法筹措自己的行政费用。这就是说，各地本是有权向民众求取非法的额外收入的，同时中央官员则乘机向地方官员分肥一部分。所以历代专制政府虽然以整肃官常为口号，但实际上，官吏的一定限度的贪污却是被默认的。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坦白地说过：“所谓廉吏，并不就是一文不取的意思。若是一丝一毫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居常日用和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呢？如州县官止以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算是好官了。”所谓火耗是明清两代赋税制中的术语。州县官向民间征收钱粮，除了国定的税额外，另加的额收归于私囊的部分，便是火耗。康熙皇帝以为在一两正税上揩油一分的（百分之一）便算好官，但实际上当时的火耗都在一钱二钱（十分之一二）以上。既然无法绝对禁止贪污，那么要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是不可能的。
贪污的结果是很显著的。人民在官僚剥削下的负担无限度地增加，国家的收入在官僚的侵占下日益感到不足，而官僚机构本身由于贪污的流行，群趋于如何赚钱的打算，政事便更加败坏了。
所以历来有句话道：“国家之败，由于官邪。”这是说，专制政权的败坏是由于官僚的贪污腐败。
（选自《二千年间》，中华书局，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
假如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升迁，怎样呢？那就多半要靠私人请托、行使贿赂以至种种暗地进行的方法了。
在这情形下，自然就造成了只有权奸小人能够当政的现象。专制政治下的权奸小人，无非就是那种善于伺候皇帝，取得皇帝信任，而在实际上只顾个人私利的人。在上面当政的是这样的人，在下面从政的全部官僚都得到了极大方便，更可以称心如意地向人民诈索，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通过不合法的方法来取得高官。人们都骂唐代的李林甫、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这些都是所谓奸臣，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权奸专政之所以代不绝书，正是因为这是在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下的必然产物。由此也就可以懂得汉、唐、明各代宦官政权的由来了。假如以为这少数无知无识的宦官真能够蒙上蔽下，因而取得实际政权，那就错了，因为宦官之得势完全由于在上有皇帝的信托，在下有官僚集团的拥护。那时候，所有的自命为“读圣贤书”的官僚士大夫纷纷拜倒在宦官前面，无非是利用这种宦宫的无知无识，利用在宦官统治下的政治，使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取得自己所要得到的利益。
于是贪污就成为历代官僚的一个必然属性。升官发财向来被视为互相联系的，而在法定的官俸以外，用任何手段来增加财富，自然都统属于贪污的范围。
历代的皇家，不仅通过官僚机构来向人民征收赋税，而且要由各地官僚进奉额外的钱财。地方官僚之所以要尽力进奉，自然是因为这样做了，官位才可靠，才更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更快地升官。中枢官员因为有权管理地方上的用人行政，考核地方政绩，所以地方官员也就非报效不可。《水浒传》上写晁盖等七人智取生辰纲，所取的就是地方官僚送到京城去孝敬中央大员的财礼。历史上有一些当权大臣后来失势被皇帝抄了家，从至今保存下来的抄家时的登记清单中，使我们可以具体知道这些人的财富实在是大得惊人，譬如明代的严嵩的家产，光是黄金就有三万多两，银子二百多万两。但据说这还只是他的实际财产的十分之三四。明代当权的太监，财富更是巨大，如朱宁、江彬都有黄金十万多两，银子五百万两左右，而刘瑾甚至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清朝和珅有金四万两，银三百多万两。由他们的巨大财富，也就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官僚集团中的贪污情形了。
明清两代，由于商业资本的发达，使官僚的贪欲更甚，由此官僚贪污的情形也到了空前的情况。中央大员既然一心一意，凭借地位，聚敛财产，地方官员当然更是要拼命赚钱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绝好的写照。《儒林外史》写一个知府新上任，向前任打听的一件事便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这话正是问怎样可以贪赃枉法。《明史》中有《循吏传》，载循吏一共有一百二十五人。但其中属于明代前半期的有一百二十人，后半期的只有五人。所以历来人们都认为明代前半期官吏的风气较好，而到了嘉靖朝以后就贪污公行了。但实际上并不然，不过是在明朝前半期，一般官僚从事非法的贪污，还遮遮掩掩，不敢公开，后半期却明目张胆，在官场上公开送钱，不以为讳，所以几乎连一个清白的官也找不到了。
有人以为，明清两代官僚之所以贪污最盛，是因为这两代官俸最薄之故。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足以说明贪污现象之由来，因为唐宋的官僚的待遇非常优厚，但贪污情形却也同样存在。原来有粪坑就必然有蛆虫，有古代官僚制度就必然有贪污。
固然在官僚制度下，并非绝对没有个别的清白的人，但是当做全体看，古代官僚制度是只能产生贪污的。而且在当时，对于清官的定义和我们今日所了解的真正廉洁并不相同。原来历代对官僚的待遇虽然有厚有薄，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上的行政费用是并不负担的。各地方的官僚除了收足中央额定的赋税缴上去以外，更得设法筹措自己的行政费用。这就是说，各地本是有权向民众求取非法的额外收入的，同时中央官员则乘机向地方官员分肥一部分。所以历代专制政府虽然以整肃官常为口号，但实际上，官吏的一定限度的贪污却是被默认的。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坦白地说过：“所谓廉吏，并不就是一文不取的意思。若是一丝一毫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居常日用和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呢？如州县官止以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算是好官了。”所谓火耗是明清两代赋税制中的术语。州县官向民间征收钱粮，除了国定的税额外，另加的额收归于私囊的部分，便是火耗。康熙皇帝以为在一两正税上揩油一分的（百分之一）便算好官，但实际上当时的火耗都在一钱二钱（十分之一二）以上。既然无法绝对禁止贪污，那么要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是不可能的。
贪污的结果是很显著的。人民在官僚剥削下的负担无限度地增加，国家的收入在官僚的侵占下日益感到不足，而官僚机构本身由于贪污的流行，群趋于如何赚钱的打算，政事便更加败坏了。
所以历来有句话道：“国家之败，由于官邪。”这是说，专制政权的败坏是由于官僚的贪污腐败。
（选自《二千年间》，中华书局，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