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变化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我们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强调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社会越来越要求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配置资源，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的价值。
虽然这里都强调力量，一个“权”的力量，一个“能”的力量，但这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现代社会围绕着能力做文章。这也是产生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主要围绕着“能力”来做文章，我们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一个力量的来源是“权”，一个力量的来源是“能”，都强调“力”，但来源不一样，这就拉开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但最根本的障碍是官本位。
我们先来分析“官本位”如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官本位”并不反对人们做官，如果做官是为了做事，那么老百姓希望他这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当年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出来，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做事，但他是为了做事。邓小平复出做什么事呢？主要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本位”实际上意味着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显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障碍。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一个落后现象就是等级。在西方发达国家，等级也是存在的，不过中西方社会面对等级所采取的态度不大一样。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来淡化等级，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在强化这个等级。我们总是从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地位差异来看待一个人、对待一个人。农民手中没有权力，社会对农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叫“农民伯伯、农民叔叔”，但是后来称呼降格为“农民老大哥、农民兄弟”，再后来又降格为“农民工、打工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权力确实不一样。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二个落后现象是人们之间有人格依附关系。这使我想起1991年我在做县委副书记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更多要求下属听话服从，但对下属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创造个性却漠不关心。我们常说：“你是我的人，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一切都要听我的。”你看，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格依附关系。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三个落后现象就是对上负责比较容易，对下负责有时候不大容易。我们的前途命运往往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中，当然要对上负责了，而没有掌握在下级、群众手中，所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现象。这种权力至上扭曲了人的人格，怎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呢？
消除官本位、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三个思路
“以人为本”是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每一个公民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当中都担当重大职责。但是，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主要是思想认识障碍、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围绕这三大障碍，这里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三大思路。
一是辩证处理几种关系，清除思想认识障碍。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之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而这些模糊认识不澄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遇到思想认识障碍。有人说“以人为本”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口号，我们最好不要讲“以人为本”，因为这样很难与西方人本主义划清界线，所以最好讲“以民为本”。这属于模糊认识。因为这个认识没有弄清楚我们讲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二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这三个方面；但它们还有两个根本区别：西方“人本主义”讲“以人为本”，主要是从目的的角度来讲的，人在社会当中只是目的，不是手段；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从手段和目的统一的角度来讲的，我们既要讲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人”是目的，同时也讲中国的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又是手段。也有人说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为时过早，我们经济水平还达不到那一步，步子走得太快了。我在调研中了解到这种认识还是很多的。有一位区委书记说：“在中央没有讲‘以人为本’之前，我什么都敢干，说拆迁就拆迁，说卖地就卖地，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我什么都不敢干，我脖子上架了一把刀啊。”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模糊认识，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关系。
二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消除观念障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在其中担当重大职责。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正像高考的分数是考生的指挥棒一样，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的指挥棒，所以树立政绩观对贯彻“以人为本”起着关键性作用。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把人本理念引入政绩观当中，通过这个政绩观来贯彻“以人为本”。如何设计“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呢？应当主要考虑六大指标体系：一是消除贫困；二是合理转移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三是妥善安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下岗的失业工人；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五是保障妇女的平等权益和地位；六是适度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在分配上的差距。
三是推进制度创新，消除体制障碍。邓小平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我想这个道理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也是一样的。要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是关键。我们现在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一个特征，即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运作体系。我们的资源配置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越有资源，越往农村越没资源；我们的信息也基本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面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往基层信息越不透明；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进步，一定程度上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关；解放思想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以人为本”也有这个问题。
传统型政府，我归结为是一种“管制型政府”，政府有权力、有资源，是管人的，而下面的老百姓是要听从政府安排的。这种“管制型政府”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是有一定阻力的，因为政府是管你的，不是服务于你的。所以党中央提出一个思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型政府来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我理解为“政府搭台，民众唱戏”，就是政府主要为民众发挥自己的能力提供平等的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政府职能是搭台，民众是唱戏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本理念就比较容易贯彻落实了。所以，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在于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落实到政府职能上来，就是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作者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责编/杜凤娇 美编/李祥峰
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变化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我们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强调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社会越来越要求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配置资源，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的价值。
虽然这里都强调力量，一个“权”的力量，一个“能”的力量，但这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现代社会围绕着能力做文章。这也是产生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主要围绕着“能力”来做文章，我们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一个力量的来源是“权”，一个力量的来源是“能”，都强调“力”，但来源不一样，这就拉开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但最根本的障碍是官本位。
我们先来分析“官本位”如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官本位”并不反对人们做官，如果做官是为了做事，那么老百姓希望他这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当年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出来，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做事，但他是为了做事。邓小平复出做什么事呢？主要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本位”实际上意味着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显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障碍。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一个落后现象就是等级。在西方发达国家，等级也是存在的，不过中西方社会面对等级所采取的态度不大一样。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来淡化等级，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在强化这个等级。我们总是从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地位差异来看待一个人、对待一个人。农民手中没有权力，社会对农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叫“农民伯伯、农民叔叔”，但是后来称呼降格为“农民老大哥、农民兄弟”，再后来又降格为“农民工、打工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权力确实不一样。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二个落后现象是人们之间有人格依附关系。这使我想起1991年我在做县委副书记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更多要求下属听话服从，但对下属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创造个性却漠不关心。我们常说：“你是我的人，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一切都要听我的。”你看，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格依附关系。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三个落后现象就是对上负责比较容易，对下负责有时候不大容易。我们的前途命运往往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中，当然要对上负责了，而没有掌握在下级、群众手中，所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现象。这种权力至上扭曲了人的人格，怎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呢？
消除官本位、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三个思路
“以人为本”是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每一个公民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当中都担当重大职责。但是，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主要是思想认识障碍、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围绕这三大障碍，这里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三大思路。
一是辩证处理几种关系，清除思想认识障碍。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之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而这些模糊认识不澄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遇到思想认识障碍。有人说“以人为本”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口号，我们最好不要讲“以人为本”，因为这样很难与西方人本主义划清界线，所以最好讲“以民为本”。这属于模糊认识。因为这个认识没有弄清楚我们讲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二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这三个方面；但它们还有两个根本区别：西方“人本主义”讲“以人为本”，主要是从目的的角度来讲的，人在社会当中只是目的，不是手段；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从手段和目的统一的角度来讲的，我们既要讲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人”是目的，同时也讲中国的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又是手段。也有人说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为时过早，我们经济水平还达不到那一步，步子走得太快了。我在调研中了解到这种认识还是很多的。有一位区委书记说：“在中央没有讲‘以人为本’之前，我什么都敢干，说拆迁就拆迁，说卖地就卖地，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我什么都不敢干，我脖子上架了一把刀啊。”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模糊认识，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关系。
二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消除观念障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在其中担当重大职责。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正像高考的分数是考生的指挥棒一样，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的指挥棒，所以树立政绩观对贯彻“以人为本”起着关键性作用。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把人本理念引入政绩观当中，通过这个政绩观来贯彻“以人为本”。如何设计“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呢？应当主要考虑六大指标体系：一是消除贫困；二是合理转移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三是妥善安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下岗的失业工人；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五是保障妇女的平等权益和地位；六是适度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在分配上的差距。
三是推进制度创新，消除体制障碍。邓小平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我想这个道理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也是一样的。要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是关键。我们现在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一个特征，即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运作体系。我们的资源配置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越有资源，越往农村越没资源；我们的信息也基本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面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往基层信息越不透明；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进步，一定程度上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关；解放思想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以人为本”也有这个问题。
传统型政府，我归结为是一种“管制型政府”，政府有权力、有资源，是管人的，而下面的老百姓是要听从政府安排的。这种“管制型政府”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是有一定阻力的，因为政府是管你的，不是服务于你的。所以党中央提出一个思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型政府来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我理解为“政府搭台，民众唱戏”，就是政府主要为民众发挥自己的能力提供平等的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政府职能是搭台，民众是唱戏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本理念就比较容易贯彻落实了。所以，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在于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落实到政府职能上来，就是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作者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责编/杜凤娇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