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堡听到那句“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骄傲的灵魂，尽管实际上，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国，我都得不断离开那里，去往柏林。到了哈佛，这句话立刻褪去所有形而上，变得世俗起来。释永信带领少林武术团来表演那天，我犹豫了一下没凑热闹；而当神情疲惫的李安出现在每一个讲台时，我有点惊讶地发现，来了那么多尼曼同学，他们甚至连“Eat Drink Man Woman”都看过。我拿着提前一个月才申请到的见面会门票，后悔没去看少林功夫——绝佳的软实力比较教材啊。
　　晚上哈佛电影资料馆上映《色戒》，李安再次现身，主放映厅爆满，照例又开了副厅，旁边的同学只能看英文字幕，我几次忍不住要提醒，这里她们说的是上海话，那里她说的是广东话，好像也不重要。影片末尾，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一个人走下楼，招手叫了人力车，那风车转啊转地开始闪回：空荡荡的剧场里有人叫她名字，转过头来全是青春年少。第四次看了，还是抑制不住地鼻酸。李安说他自己像王佳芝，演戏演到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更像戏中人。
　　和两个忧心忡忡的朋友吃饭，赶上一场华人抗议的大戏。我对那个拙劣的玩笑不以为然，但也觉得抗议本是正当权利，他们则试图告诉我这幕戏的导演（据说这简直是不证自明的），世界一下子变得险恶起来，四周翻滚着黑色的波涛。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正义之前，是不是就只能上演指定曲目呢？
　　换了个话题，想聊聊美国，聊聊1980年代后美国的右转，以及保守派对“爱国”一词的占领——但忧心忡忡再次降临：美国和中国不同，“爱国”也不可同日而语——没错，可我只是想谈谈美国而已。也许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我该先背一段葛底斯堡演说？真是无聊啊，但自己又能置身事外吗？如影随形得早就没有正常心态了。
　　一晚上听了3个故事，3个人的祖父母一代都是东欧犹太人，二战时避难新大陆并扎根于此。其中两人算是born rich，似乎对历史不太感冒，另一人出身平民，听祖母讲述纳粹统治下的恐怖故事长大（祖母的兄弟姐妹几乎没人从集中营里幸存），大学时又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同性恋，他出柜不久就因病去世，“他这一生从未过得自在”。
　　她说，她从小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是多么容易互相歧视和彼此伤害。后来她成了一位人权律师，在中东工作时，为巴勒斯坦人打官司，周围的犹太人朋友都觉得她疯了。她说她愿意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传给自己的孩子，但不愿意再传递那种不信任别人的恐惧。
　　背景、任务、价值……如此种种，叠加起来，就把人压扁拉长变成一个平面甚至一条直线，想想真是奇怪，这些东西难道不应该让人变得更丰富吗？于是反抗者开始与所有无比正确的终极指向决裂，在生活中，也在戏码里。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哈佛教授建了个研究怀旧的网站，她说，在美国，人们总是对她的背景充满好奇，经常有人问她：你怀旧吗？她有时回答，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时回答，不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某个活动现场，一个中年人问我，你知道Fairbank吗？“当然知道，我经常去Fairbank中心的图书馆。”“我说的是John Fairbank（费正清）这个人。”“啊，您是？”“他的外甥。”
　　隔了两周去拜访中年人的母亲，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妹妹，101岁的玛丽安。193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玛丽安到中国学习了一年绘画。我给她看之前在网上找的她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合影，她一眼就看到了旁边身材高大的金岳霖，“Lao Jin！”又跟她闲聊当年的北平、上海、福州，说来也巧，拜访玛丽安之前3天，国内一个旧书论坛有人贴出了她1939年出版的画册《SAN BAO and His Adventures in Peking（三宝北京历险记）》，给老人家看链接，她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半开玩笑：“真有中国人看我的书吗？我的书能在中国出版吗？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有钱！”
　　Peking烟消云散了，世界正尴尬地飞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