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时节的北京已经骄阳似火。然而让148家部委经营性出版社更感到焦躁不安的，是已然盘旋头顶的转企改制风云。
　　6月初，百余家出版社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京参加体制改革政策的集中培训。培训班的任务。一是传达高层推动出版社改制的决心；二是解读方方面面的改革政策。
　　不过从目前来看，一步到位的改革目标似乎很难达到。
　　政策培训班及各种公开场合上，涉身其中的出版社“一把手”言论不外两类：
　　首先，肯定计划经济体制烙印掣肘出版产业市场化发展及参与国际竞争，“由事转企”势在必然；
　　但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出版产业历来被要求以“社会效益”为先，由旧体制生发的种种历史问题不断累积，产业变革遭遇积重难返。
　　归纳来说，被各方广泛讨论的改制问题有如下方面：
　　第一，与部委脱钧后如何获取出版资源?
　　148家部委出版社分属116个主管单位，多数出版社的主体出版资源来自这些行业部委、国企或者社会团体，时常让市场化同行“眼红”的特殊政策优势和发行渠道让不少出版社天生可以养尊处优，而改制或会重创这类出版社的生存能力。
　　但据中央最新政策表明，部分“不具备条件”的部委出版社可“暂不脱钩”，人事任命、资产关系、业务关系或将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为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部分出版社改制后利润大幅下滑及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改制的部分环节开始“变通”。
　　第二，人员如何分流安置?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此轮改革中的最大问题。同时，解决养老和社保问题的资金从何而采?
　　如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和龙所言：出于对医疗、养老、住房及退休后的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的隐忧与考虑，众多政策把关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经验丰富的行业从业者完全有可能忍痛放弃从事多年的出版事业，再回到机关，或选择提前退休。
　　所以，转制后可能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批资深出版人游离在出版圈外。
　　第三，谁来监管国有资产?
　　各部委不能作为出资人，国资委也不大可能接手，据部分媒体报道称，决策层正在考虑按照一定资产规模，由国资委委托中宣部代管转制后的出版企业。5年前，上海市尝试了这种改制模式，由市委宣传部成立宣传系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该机构负责接管文化领域的国有资产但这些消息都还没有被最后确认。
　　此外，市场化天生的逐利性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会产生哪些矛盾?
　　事业体制下的“官员社长”们是否能快速转型为现代化企业决策与管理者?
　　公司治理与股份化改革过程中。如何防范经济犯罪及国有资产流失?
　　改制急迫，问题也多多。
　　出版行业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运作模式已有近20年历史，弊端几乎众所周知。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与严格的出版物管制联系在一起，由政府(也即上级部委机关)任命的管理层人员难以自由流动，不在少数的出版社“一把手”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直到退休，绝不会“冒进”闯荡。结果就是工作搞好搞坏一个样，而缺乏进取动力和有效激励机制的工作环境也必然影响员工积极性。
　　不止一位出版界的中青年骨干人员告诉记者：“领导不愿意‘动’，没办法，要不我们的业绩可以好很多倍，不至于如今改制改到了家门口，大家却都人心惶惶。”
　　转企改制将成为不少出版社社长近几年最大的焦虑。隶属于教育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打算把编辑人员转移到下属的事业单位课程教材研究既但新闻出版总署认为此举“没有打破药罐子”，没有批准。“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除外”的政策也曾让部分出版社抱有保留事业体制的幻想，但随后，中央政策明确指定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國盲文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此四家为公益性，其他将全部转企。
　　在各部委“温室养育”下的不少出版社并没有经过真正的市场历练，市场化动力较小，对于市场规则和企业管理的把握与熟知尚需时日，“俱怕”市场化的退缩心理在部分出版社决策层普遍存在。
　　但在全球传媒竞争日益激烈和国内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部委出版社改制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