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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将毛泽东思想等同于乌托邦社会主义，混淆了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我们认为，仅仅因为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理想化成分就将其定义为乌托邦主义，这是不正确的。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乌托邦 社会主义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3－0075－04
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曾这样写道：“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将作为伟大的乌托邦插曲之一记载在世界历史上，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的作用的人们，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将继续关心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在缺乏乌托邦憧憬的年代之后，这也许是值得回顾的历史。”无疑，这几句话奠定了整本书的写作基调：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乌托邦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伟大的乌托邦主义。不可否认，迈斯纳教授对毛泽东的某些乌托邦观念的理论实质、产生的原因以及在政治、经济、价值理想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对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理论空间和思维视野，深化对问题的理解。但是，仅仅因为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就将其定义为乌托邦主义，将乌托邦简单地等同于乌托邦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一、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
何谓“乌托邦”?毛泽东时代的人把“乌托邦”一词主要理解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幻想，因此“乌托邦”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相对的是“科学”。于是，往往一提到“乌托邦”，人们想到的自然是“空想”和“伪科学”，是一种异想天开和百日做梦，“乌托邦”用在学术上则往往被用来指称没有任何用处和价值的凭空捏造，其实这是对“乌托邦”一词的严重误解。“乌托邦”一词的首创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它的两个希腊语来源：eutopia的意思是“福地乐土”，而eutopia的意思是“乌有之乡”，因而这个词义中既有表示努力追求“福地乐土”的崇高，又有表示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乌托邦”的双重内涵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它的极具张力的精神性特色，因此必须要在双重的维度理解。事实上，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上的误导却又无处不在，特别是消极的对待“乌托邦”精神，人们没有领悟到丧失乌托邦观念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存在所造成的恶果同样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
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不是完全等同的。乌托邦主义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批判的倾向，一方面，马克思从不否认在自己的学说中有着对这种终极价值和终极境界的追求和向往，也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图景，另一方面，他却强烈地批判和否定那些缺乏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的手段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正是历史的结果，历史没有形成可能达到某种目的的充分的条件，马克思对它们的批判正是批判这种不懂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限制和指引作用。乌托邦主义的思维方式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真实写照：认为只要达到自己设定的永恒的理念王国，就能够解决现存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而这种理念王国与历史发展不相一致，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乌托邦主义往往把希望寄托于理性的天才人物的出现，依靠他们的力量提升人们普遍的道德意志。
二、毛泽东思想是否是一种乌托邦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吗?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的第二章“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中曾经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在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上(一般认为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分水岭)，毛泽东主义都明显地倾向于乌托邦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前提：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和进步性的阶段，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其次，毛泽东主义否认(在其理论中是含蓄的，而在其实践中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未来的继承者这一观点。最后，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而毛泽东主义则用唯意志论的观点取而代之，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潜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从上面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迈斯纳教授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确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事实是否正像迈斯纳教授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逐条分析。
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作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自然的现象，是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在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是应该彻底废除和屏弃的东西。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引起人们的不满的双重条件下，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重要的一环，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远没有英、法等国发达，而却能在其本国的工人运动失败之后，在俄国取得胜利，这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绝对的真理性，也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与实际相结合的新的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之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从产生之初就离不开外国帝国主义的庇护，迈斯纳教授也说到：“它不但带来了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所有社会弊端，而且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它主要集中在外国统治区，首先是通商口岸。如果早期工业化的后果使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罪恶的制度，那么，现代中国历史的经验就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资本主义从根源来说与帝国主义盘根错节，从形式来说与帝国主义藕断丝连，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之下，毛泽东在自己的论述中，常常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把他们看作是外来的入侵势力和反动势力，具有异己的性质。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作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为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下，毛泽东大胆地提出，加快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步伐，使中国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但不能说是乌托邦的，反而正是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创举，最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毛泽东像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也许比他们更为热心——竭力要在他的时代获得在历史上不可能达到的东西。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确实存在着乌托邦的情节，他向往着人类终极的幸福之地，然而他 决不是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这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的保持，才使这种理论既有向往幸福之地的理想色彩，又有与实际结合的优良作风，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而是中国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出发得出的结论。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被剥夺，从而产生的反抗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事实也的确如此。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的每一次革命运动不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封建制度的统治，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如此，明清时期的文化繁荣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都是封建制度更为严厉的打击和文化的大规模破坏。而农民阶级的革命虽然因其阶级性而不能最终解放自己，但是每一次革命都或者推动统治阶级改变统治策略，或者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毛泽东大概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借助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含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而是求助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级，求助“三亿九千五百万真正的朋友”，从他们中间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民阶级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所以极端重视农民，紧紧地依靠农民，提出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坚强的同盟军，而且是民主革命的生力军，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决定性力量的思想。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迈斯纳教授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乌托邦主义的具体表现。毛泽东重视农民阶级，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待农民问题，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派生的、局部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基本问题、中心问题，即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革命的主力军，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主要依靠农民来完成。因此，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自觉地把解决农民问题当作处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此来制订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并没有抛弃无产阶级，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的领导者，这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他始终是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为前提的基础上，重视农民的问题。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由于其生长的环境，天然就对农民阶级有一定的亲切感，渴望带领农民阶级走向幸福的境地，然而迈纳斯教授把这种浪漫主义色彩概括为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未免有失偏颇。
迈斯纳教授还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片面夸大意识作用的乌托邦倾向，这集中表现在“大跃进”运动中。他这样写道：“毛泽东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特别强调人的思想觉悟的作用及群众的思想：应当立刻实现这场运动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只要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始终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就是充分注意到了强调革命者的主观意志，提高革命者的思想素质，对于革命实践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反映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主观能动性自然成为他经常谈论的话题。他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转化规律，推崇“人定胜天”的传统观念，提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的论断。他特别强调：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是毛泽东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我们应该从文本中寻找答案，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这些论断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唯意志论，他同时也不是机械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他在尊重物质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重视精神的作用，他在《矛盾论》中曾经说过：“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的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正是针对当时一穷二白的现状，努力发挥包括提高人的道德水平、阶级觉悟和劳动自觉性在内的一切手段，积极地改造世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快地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与乌托邦主义一味强调不能转化为物质基础的精神的作用是不同的。
如果说毛泽的某些东思想是中国的乌托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乌托邦就是“一个既有集中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他理想中的乌托邦，正是这种幸福之地，指引他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去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取得了成绩。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毛泽东的乌托邦看作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而应看作一个过程和一种尝试，它充分保持了乌托邦的冲动，也努力将这种冲动变为现实，“这种处方要创造一种现代的乌托邦，它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它决不会形成不变的状态，而是形成一个充满希望的阶段，引导人们去从事永无止境的长久攀登”。这种乌托邦的理想决不同于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存在着将这些理想变为现实的物质条件，功过是非，自由后人评说，然而不可抹杀的是这种社会主义期望以及它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性。正如迈斯纳教授所说：“今天的中国正在享受半个世纪巨大经济进步所产出的果实。或许，新生的几代人将会着手把新增的物质成果与旧有的社会主义期望结合在一起。把成长中的物质丰盛与经过一个多世纪奋斗所锻造出来的强劲革命传统相结合，这可能是给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理想提供的最好的机会。”
三、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乌托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他以巨大的思想理论勇气，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体系——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当中，当然也充斥着毛泽东对未来共产主义幸福之地的追求，这种追求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国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其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泯灭。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到一系列崭新观点的问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到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从对时代特点的准确判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调和主旋律，都作出了创造性和决定性的贡献。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没有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具有继承性、发展性，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思想观点上，更体现在对未来的追求和乌托邦精神之上，邓小平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具有强烈的愿望，面对苏东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压力，他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支持他的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扎根在他思想的深处。然而，他又说：“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人类社会最崇高最美好的目标，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基于这种理想的乌托邦精神与现实的结合，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历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懈的探索，邓小平是这样做的，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做的。继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的新一代集体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论，这是乌托邦精神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范例。和谐社会是古往今来先贤们的理想，对大同社会的追求折射出对和谐社会的强烈渴望，它正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之乡、幸福之地，但是这种乌托邦的追求必须要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否则就只能是一种空想，只能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将这一乌托邦理想变为现实的伟大任务。这不仅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推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大计，也是党执政理念的又一次升华，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性的贡献。正是有了这种理想人们才能具有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的动力，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各阶层互惠互利，各自的利益都能得以基本满足，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要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及其成员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活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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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乌托邦 社会主义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3－0075－04
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曾这样写道：“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将作为伟大的乌托邦插曲之一记载在世界历史上，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的作用的人们，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将继续关心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在缺乏乌托邦憧憬的年代之后，这也许是值得回顾的历史。”无疑，这几句话奠定了整本书的写作基调：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乌托邦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伟大的乌托邦主义。不可否认，迈斯纳教授对毛泽东的某些乌托邦观念的理论实质、产生的原因以及在政治、经济、价值理想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对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理论空间和思维视野，深化对问题的理解。但是，仅仅因为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就将其定义为乌托邦主义，将乌托邦简单地等同于乌托邦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一、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
何谓“乌托邦”?毛泽东时代的人把“乌托邦”一词主要理解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幻想，因此“乌托邦”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相对的是“科学”。于是，往往一提到“乌托邦”，人们想到的自然是“空想”和“伪科学”，是一种异想天开和百日做梦，“乌托邦”用在学术上则往往被用来指称没有任何用处和价值的凭空捏造，其实这是对“乌托邦”一词的严重误解。“乌托邦”一词的首创者——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它的两个希腊语来源：eutopia的意思是“福地乐土”，而eutopia的意思是“乌有之乡”，因而这个词义中既有表示努力追求“福地乐土”的崇高，又有表示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乌托邦”的双重内涵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它的极具张力的精神性特色，因此必须要在双重的维度理解。事实上，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上的误导却又无处不在，特别是消极的对待“乌托邦”精神，人们没有领悟到丧失乌托邦观念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存在所造成的恶果同样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
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不是完全等同的。乌托邦主义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批判的倾向，一方面，马克思从不否认在自己的学说中有着对这种终极价值和终极境界的追求和向往，也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图景，另一方面，他却强烈地批判和否定那些缺乏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的手段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正是历史的结果，历史没有形成可能达到某种目的的充分的条件，马克思对它们的批判正是批判这种不懂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限制和指引作用。乌托邦主义的思维方式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真实写照：认为只要达到自己设定的永恒的理念王国，就能够解决现存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而这种理念王国与历史发展不相一致，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乌托邦主义往往把希望寄托于理性的天才人物的出现，依靠他们的力量提升人们普遍的道德意志。
二、毛泽东思想是否是一种乌托邦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吗?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的第二章“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中曾经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在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上(一般认为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分水岭)，毛泽东主义都明显地倾向于乌托邦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前提：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和进步性的阶段，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其次，毛泽东主义否认(在其理论中是含蓄的，而在其实践中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未来的继承者这一观点。最后，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而毛泽东主义则用唯意志论的观点取而代之，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潜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从上面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迈斯纳教授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确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事实是否正像迈斯纳教授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逐条分析。
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作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自然的现象，是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在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是应该彻底废除和屏弃的东西。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引起人们的不满的双重条件下，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重要的一环，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远没有英、法等国发达，而却能在其本国的工人运动失败之后，在俄国取得胜利，这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绝对的真理性，也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与实际相结合的新的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之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从产生之初就离不开外国帝国主义的庇护，迈斯纳教授也说到：“它不但带来了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所有社会弊端，而且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它主要集中在外国统治区，首先是通商口岸。如果早期工业化的后果使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罪恶的制度，那么，现代中国历史的经验就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资本主义从根源来说与帝国主义盘根错节，从形式来说与帝国主义藕断丝连，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之下，毛泽东在自己的论述中，常常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把他们看作是外来的入侵势力和反动势力，具有异己的性质。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作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为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下，毛泽东大胆地提出，加快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步伐，使中国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但不能说是乌托邦的，反而正是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创举，最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毛泽东像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也许比他们更为热心——竭力要在他的时代获得在历史上不可能达到的东西。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确实存在着乌托邦的情节，他向往着人类终极的幸福之地，然而他 决不是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这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的保持，才使这种理论既有向往幸福之地的理想色彩，又有与实际结合的优良作风，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而是中国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出发得出的结论。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被剥夺，从而产生的反抗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事实也的确如此。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的每一次革命运动不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封建制度的统治，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如此，明清时期的文化繁荣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都是封建制度更为严厉的打击和文化的大规模破坏。而农民阶级的革命虽然因其阶级性而不能最终解放自己，但是每一次革命都或者推动统治阶级改变统治策略，或者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毛泽东大概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借助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含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而是求助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级，求助“三亿九千五百万真正的朋友”，从他们中间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民阶级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所以极端重视农民，紧紧地依靠农民，提出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坚强的同盟军，而且是民主革命的生力军，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决定性力量的思想。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迈斯纳教授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乌托邦主义的具体表现。毛泽东重视农民阶级，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待农民问题，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派生的、局部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基本问题、中心问题，即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革命的主力军，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主要依靠农民来完成。因此，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自觉地把解决农民问题当作处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此来制订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并没有抛弃无产阶级，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的领导者，这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他始终是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为前提的基础上，重视农民的问题。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由于其生长的环境，天然就对农民阶级有一定的亲切感，渴望带领农民阶级走向幸福的境地，然而迈纳斯教授把这种浪漫主义色彩概括为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未免有失偏颇。
迈斯纳教授还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片面夸大意识作用的乌托邦倾向，这集中表现在“大跃进”运动中。他这样写道：“毛泽东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特别强调人的思想觉悟的作用及群众的思想：应当立刻实现这场运动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只要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始终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就是充分注意到了强调革命者的主观意志，提高革命者的思想素质，对于革命实践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反映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主观能动性自然成为他经常谈论的话题。他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转化规律，推崇“人定胜天”的传统观念，提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的论断。他特别强调：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是毛泽东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我们应该从文本中寻找答案，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这些论断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唯意志论，他同时也不是机械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他在尊重物质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重视精神的作用，他在《矛盾论》中曾经说过：“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的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正是针对当时一穷二白的现状，努力发挥包括提高人的道德水平、阶级觉悟和劳动自觉性在内的一切手段，积极地改造世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快地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与乌托邦主义一味强调不能转化为物质基础的精神的作用是不同的。
如果说毛泽的某些东思想是中国的乌托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乌托邦就是“一个既有集中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他理想中的乌托邦，正是这种幸福之地，指引他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去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取得了成绩。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毛泽东的乌托邦看作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而应看作一个过程和一种尝试，它充分保持了乌托邦的冲动，也努力将这种冲动变为现实，“这种处方要创造一种现代的乌托邦，它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它决不会形成不变的状态，而是形成一个充满希望的阶段，引导人们去从事永无止境的长久攀登”。这种乌托邦的理想决不同于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存在着将这些理想变为现实的物质条件，功过是非，自由后人评说，然而不可抹杀的是这种社会主义期望以及它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性。正如迈斯纳教授所说：“今天的中国正在享受半个世纪巨大经济进步所产出的果实。或许，新生的几代人将会着手把新增的物质成果与旧有的社会主义期望结合在一起。把成长中的物质丰盛与经过一个多世纪奋斗所锻造出来的强劲革命传统相结合，这可能是给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理想提供的最好的机会。”
三、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乌托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他以巨大的思想理论勇气，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体系——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当中，当然也充斥着毛泽东对未来共产主义幸福之地的追求，这种追求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国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其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泯灭。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到一系列崭新观点的问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到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从对时代特点的准确判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调和主旋律，都作出了创造性和决定性的贡献。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没有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具有继承性、发展性，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思想观点上，更体现在对未来的追求和乌托邦精神之上，邓小平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具有强烈的愿望，面对苏东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压力，他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支持他的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扎根在他思想的深处。然而，他又说：“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人类社会最崇高最美好的目标，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基于这种理想的乌托邦精神与现实的结合，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历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懈的探索，邓小平是这样做的，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做的。继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的新一代集体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论，这是乌托邦精神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范例。和谐社会是古往今来先贤们的理想，对大同社会的追求折射出对和谐社会的强烈渴望，它正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之乡、幸福之地，但是这种乌托邦的追求必须要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否则就只能是一种空想，只能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将这一乌托邦理想变为现实的伟大任务。这不仅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推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大计，也是党执政理念的又一次升华，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性的贡献。正是有了这种理想人们才能具有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的动力，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各阶层互惠互利，各自的利益都能得以基本满足，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要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及其成员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活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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