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国有两大社会巨变时期：战国时代与20世纪。和20世纪类似，战国之重要性不是作为“盛世”，作为社会理想的一个体现，而在于社会性质的巨变，在于根本制度的转折，即经过这个关键的激烈变革时代，其前后的两个社会——西周至春秋的社会和秦汉以下的社会——已经迥然有别。后世这样性质的社会巨变只是到了20世纪才又发生过一次，而且这百多年来变动的深度、广度和烈度都超过了战国，但它主要还是在世界外力的刺激和挑战下发生的。因此，战国时代的重要性，不仅有作为中国第一个巨变时代的重要性，还有是在中国本土所发动的巨变的重要性。
　　我们或许可以将已开始发生社会结构之变的“春秋时代”也纳入这样一个变革的过渡时代，即将整个“春秋战国”划归在一起。这样，春秋就是其中的“渐变时代”，而战国则是其中的“激变时代”。这类似于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渐变时代”，20世纪则是一个“激变时代”。但我以为，影响到后世的决定性变化还是发生于“激变时代”。在春秋时代，社会演变的方向还呈现出几种可能，还有多种可能重整天下的选择，比如说恢复周礼的方向，齐鲁政治文化统一天下的方向。但是到了战国中晚期，几乎就越来越只有一种可能了，即严格的黩武政策和君主集权与官僚制结合的方向。
　　近代中国到了20世纪也大致如此，即越来越信奉暴力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自限选择，直到世纪末才重返世纪初的“改革开放”。而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过渡时代或还没有完全过去。
　　传统思想家对战国巨变的认识最著名的有王夫之、顾炎武的论述。王夫之说：“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顾炎武也在其《日知录》卷十三论“周末风俗”时，对战国时代与春秋时代做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他们主要从政治道德和社会风俗的角度观察，并不推许这一巨变，而是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判。王夫之说战国时代是：“侯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恣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与尚书、孔子之言，背道而驰。”顾炎武说：“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当然，他们这里主要批评的还是战国时代本身，是战国之中的现象，如果注目于结果，注目于后世更长远的变化，比如一统天下终于结束了连年不断的血腥战争，世袭制的废除为选举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们又多有肯定。但这并不是说秦始皇就有如此先进的主观意愿，而是正如王夫之所言：“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