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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近日回复人大代表建议，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并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对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照顾。这份文件虽然说明因为法律限定，无法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优抚政策，但毕竟把这件回避了多年的事情摆到了前台，并且有了较为重大的实质性推进。
媒体报道这一消息的当天，我接到了一位抗战老兵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异常伤心地哭着说，她终于看到了这一天。她的爸爸背负了一辈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包袱，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她终于看到来自于国家层面对这些抗战老兵的认可和关怀。通话快结束时，她遗憾地说，她的爸爸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再也看不到这个文件。
还有很多抗战老兵的子女打来同样的电话，欣慰的同时，是无比沉痛的遗憾。
这一天等得的确太久了。
根据我们的调研，目前在大陆幸存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仅剩万余人，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因为很多人曾被劳改二三十年，释放之后已难以成家，所以孤寡老兵很多，有很多年过九旬的老人，还要自己每天为生计奔波。另外，因为经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子女广受牵连，不能入党、不能入伍、不能上大学等，导致贫困的比例特别高，超过总数的30%。
对于这个为数不多的群体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最重要和最期待的，则是对国家荣誉的向往。
贵州的抗战老兵汪再祥，为了得到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前往北京上访。一年多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回复他，他不属于发放纪念章的范围。一位抗战老兵，为了一枚勋章，不惜千里奔赴北京上访，甚至乞求，不为别的，只因那是一份国家荣誉，一个承认。
他们本来应该享受这个国家的至高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因为隶属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这些功绩几乎全被抹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遭受到了接二连三的严重冲击和迫害，虽然后来大多被平反，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等帽子，但是应有的荣誉和优抚，至今未能全面落实。
他们从卫国的战场上归来，却终生未获凯旋。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老兵至今依然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之中。湖南的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们新发现一位老兵，上门探望时遭到了拒绝。这位老兵有些惊恐地说：“我的问题早就交代过了，现在怎么还要问呢？”在陕西，一位贫困的老兵生病住院，志愿者去整理资料计划为他申请医疗补贴，问他参加抗战的经历时，他始终不愿意说，只是说自己参加过抗美援朝。最终，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才查阅到他的抗战经历。
这段为了国家存亡出征的光辉历史，并未成为这些个体的光荣。
更为让人唏嘘的是，局限于政治偏见的历史描述，让一代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和误差。他们用鲜血写就了这段历史，而历史却用墨水将他们涂改。共赴国难的国家精神日益消弭，留下并愈演愈烈的，是以砸日本车为荣的仇恨和狭隘。
唏嘘的不止于此。在不堪的特殊时期，所有的抗战阵亡将士的墓地和纪念碑都被毁殆尽，数百万英烈尸骨无存，有很多人，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即使被称为“中国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的国殇墓园，也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重建品。在“文革”期间，它依然没有逃脱粉身碎骨的厄运。在缅甸，关于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数字，连中国最权威的二战史研究专家，也无法说出一个精确的万位数的数字。而在日本，是精确到个位数。
我们如果要向这些为国牺牲的士兵的亡灵叩首，不知要向谁，不知要向何方。
还有很多的老兵，他们的子女因为受到较大的牵连，至今依然对自己的父辈满心怨气和仇恨，政治的偏见让人性扭曲，并因此造就了数不清的亲人之间的隔阂；也有很多子女，一生都在寻找当年参加抗战之后失踪的父亲，至今无果。而因为资料的残缺，这种漫无目的几乎无望的寻找，将会让他们的余生充满哀伤和纠结。
生活在贵州的老兵谢庆昌，一生两次被抓壮丁，先是离开母亲，后来又和妻子告别，分别离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从此生离死别，再未相见。我曾去访问这位老人，问到他的心愿时，他说想找到妻子和孩子。我问，找到之后怎么办呢？他沉默了许久说，“只想告诉他们一句：对不起！”
最应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民众。
那场战争结束已经68年了，放眼望去，世界上参加二战的国家，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他们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来自国家的丰厚的生活保障或者至高的国家荣誉。
从靖国神社到阿灵顿国家公墓，抑或红场阅兵，唯有中国，是在依靠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给他们送去仅有的温存。
这段悲壮的中国历史，正在以一种荒唐的结局谢幕。
民政部的文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进步，我们欢呼，但更多的是遗憾。幸存的老兵寥寥可数且风烛残年，更多的老兵早已在满腹委屈中离去，被弃荒野的英雄的尸骨已无处可觅，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尾巴过于纤细，我们使出再大的力气，也无法挽救和赎回。对抗战老兵的亏欠，已无法弥补。
但是，这段历史的最后一页毕竟不能空白。勿忘国耻，不能流于《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而是表现在对幸存者的俯首关怀、对英雄的至高国祭、对历史描述的去政治化。尊重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其实是告诉更多的生者，这是一个有担当且值得你去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
我们充满期许的同时，我们依然不忘坚守，因为这份国家责任，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发起人孙春龙
他曾是全国知名调查记者，《瞭望东方周刊》前总编辑助理。2010年9月，他出版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异域1945》。2011年6月，孙春龙辞去《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职务，成立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转而成为“老兵回家”这项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
李锡全是孙春龙（右）接回国的第一位老兵
这一天等得的确太久了
媒体报道这一消息的当天，我接到了一位抗战老兵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异常伤心地哭着说，她终于看到了这一天。她的爸爸背负了一辈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包袱，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她终于看到来自于国家层面对这些抗战老兵的认可和关怀。通话快结束时，她遗憾地说，她的爸爸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再也看不到这个文件。
还有很多抗战老兵的子女打来同样的电话，欣慰的同时，是无比沉痛的遗憾。
这一天等得的确太久了。
根据我们的调研，目前在大陆幸存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仅剩万余人，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因为很多人曾被劳改二三十年，释放之后已难以成家，所以孤寡老兵很多，有很多年过九旬的老人，还要自己每天为生计奔波。另外，因为经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子女广受牵连，不能入党、不能入伍、不能上大学等，导致贫困的比例特别高，超过总数的30%。
对于这个为数不多的群体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最重要和最期待的，则是对国家荣誉的向往。
贵州的抗战老兵汪再祥，为了得到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前往北京上访。一年多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回复他，他不属于发放纪念章的范围。一位抗战老兵，为了一枚勋章，不惜千里奔赴北京上访，甚至乞求，不为别的，只因那是一份国家荣誉，一个承认。
他们本来应该享受这个国家的至高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因为隶属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这些功绩几乎全被抹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遭受到了接二连三的严重冲击和迫害，虽然后来大多被平反，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等帽子，但是应有的荣誉和优抚，至今未能全面落实。
他们从卫国的战场上归来，却终生未获凯旋。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老兵至今依然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之中。湖南的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们新发现一位老兵，上门探望时遭到了拒绝。这位老兵有些惊恐地说：“我的问题早就交代过了，现在怎么还要问呢？”在陕西，一位贫困的老兵生病住院，志愿者去整理资料计划为他申请医疗补贴，问他参加抗战的经历时，他始终不愿意说，只是说自己参加过抗美援朝。最终，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才查阅到他的抗战经历。
这段为了国家存亡出征的光辉历史，并未成为这些个体的光荣。
最应该说对不起的是谁
更为让人唏嘘的是，局限于政治偏见的历史描述，让一代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和误差。他们用鲜血写就了这段历史，而历史却用墨水将他们涂改。共赴国难的国家精神日益消弭，留下并愈演愈烈的，是以砸日本车为荣的仇恨和狭隘。
唏嘘的不止于此。在不堪的特殊时期，所有的抗战阵亡将士的墓地和纪念碑都被毁殆尽，数百万英烈尸骨无存，有很多人，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即使被称为“中国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的国殇墓园，也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重建品。在“文革”期间，它依然没有逃脱粉身碎骨的厄运。在缅甸，关于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数字，连中国最权威的二战史研究专家，也无法说出一个精确的万位数的数字。而在日本，是精确到个位数。
我们如果要向这些为国牺牲的士兵的亡灵叩首，不知要向谁，不知要向何方。
还有很多的老兵，他们的子女因为受到较大的牵连，至今依然对自己的父辈满心怨气和仇恨，政治的偏见让人性扭曲，并因此造就了数不清的亲人之间的隔阂；也有很多子女，一生都在寻找当年参加抗战之后失踪的父亲，至今无果。而因为资料的残缺，这种漫无目的几乎无望的寻找，将会让他们的余生充满哀伤和纠结。
生活在贵州的老兵谢庆昌，一生两次被抓壮丁，先是离开母亲，后来又和妻子告别，分别离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从此生离死别，再未相见。我曾去访问这位老人，问到他的心愿时，他说想找到妻子和孩子。我问，找到之后怎么办呢？他沉默了许久说，“只想告诉他们一句：对不起！”
最应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民众。
那场战争结束已经68年了，放眼望去，世界上参加二战的国家，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他们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来自国家的丰厚的生活保障或者至高的国家荣誉。
从靖国神社到阿灵顿国家公墓，抑或红场阅兵，唯有中国，是在依靠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给他们送去仅有的温存。
这段悲壮的中国历史，正在以一种荒唐的结局谢幕。
民政部的文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进步，我们欢呼，但更多的是遗憾。幸存的老兵寥寥可数且风烛残年，更多的老兵早已在满腹委屈中离去，被弃荒野的英雄的尸骨已无处可觅，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尾巴过于纤细，我们使出再大的力气，也无法挽救和赎回。对抗战老兵的亏欠，已无法弥补。
但是，这段历史的最后一页毕竟不能空白。勿忘国耻，不能流于《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而是表现在对幸存者的俯首关怀、对英雄的至高国祭、对历史描述的去政治化。尊重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其实是告诉更多的生者，这是一个有担当且值得你去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
我们充满期许的同时，我们依然不忘坚守，因为这份国家责任，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老兵回家”
发起人孙春龙
他曾是全国知名调查记者，《瞭望东方周刊》前总编辑助理。2010年9月，他出版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异域1945》。2011年6月，孙春龙辞去《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职务，成立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转而成为“老兵回家”这项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