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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是路,后面还是路。我在路上走。路是土路,算不得崎岖,也没有多少坑窝。远处是绵延的山和起伏的云。开始我没在意,太阳明晃晃的,有风,像按摩女的手,舒痒痒的抚弄着。偶尔,还有几声鸟啼。时不时地,我把路上的小石头们,踢得飞的飞,跳的跳。
路上有人,我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我要到前方去。不知何时,太阳跑掉了。风也溜掉了。整个人全是汗水。肚子,空空荡荡,腿脚,竟不听使唤。先前那些雀鸟,像死了似的,再不冒出一点声响来。黑夜就要来临。这时候,我才警觉,我得赶快找个旅店。我焦急地搜寻。哪有什么旅店?
问路上的人。先前像蚂蚁一样穿梭的人竟不知去了哪里。偶尔有匆匆的一两个人影,问他们,竟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我有些火气,你刚从前面过来嘛!说一说有什么大不了呢?我强压怒火,问他们旅店在前面什么地方?他们说,到了你就知道了!什么话,到了还用得着问吗?我再问,哪里还有人影?我只得把地上的小石头踢得飞的飞叫的叫以发泄愤怒。很快,连这样发泄的资格都没有了。小石头不见了。
天黑了。腿脚不听使唤。肚子不屈不挠地闹。盼望一辆车或者一头毛驴从前面或者后面过来。哪里有什么车或者毛驴出现在路上?记忆中,很久很久没有它们的影子了。
黑暗像一只巨大的怪兽,一点点地吞噬着我前行的影子。我得在黑暗完全吞噬我之前找到旅店。我连前行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有旅店的影子?我想往回走,在来的方向寻寻。绞尽脑汁,竟想不起来的方向什么地方有旅店。在黑暗没有来临前,我怎会留意旅店?走不动了。我只好在路上坐下来。顾不得路上是否有垃圾狗屎猪粪。
一个声音高叫着,坐下比前进要舒服得多!
我安慰自己,就坐一会儿,喘口气,然后马上爬起来往前面去找旅店。坐下来了我哪里还爬得起来?腿脚一点也不听使唤。眼皮子老是打架。
一个声音继续高叫着,躺下,躺下比坐着舒服!
我就在路上躺下。头枕在地上,一点也不扎人,腿脚,没接到我的招呼,早已主动地向四周伸展开去。我安慰自己,就躺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马上爬起来往前面去找旅店。说不定,在我躺下的间歇,一辆车就过来了,然后载着我,去找前面的旅店。
我的眼皮愉快地合拢,一会儿愉快地拉起鼾声。
突然,一个声音高叫着,要是一辆车突然从身子骨上碾压过去如何是好?
死亡我毕竟害怕。腿脚们一下子紧张起来。肚子也不闹了,眼皮子也不打架了。我做出了一个让手脚眼睛都很满意的决定。我从路边搬来一礅礅石头,放在路的前方和后方,如果有车来了,首先遇到的是石头,其次才是睡在石头中间的我。车上的人肯定会跳下来叫醒我,让我替他搬开那些讨厌的石头!我既不用担心车子突然从我的身上碾压过去,说不定,还等来一辆车或者一头毛驴,它载着我到前方去找旅店。我干劲十足地搬来不少石头,放在路的前面和后面。后来,我在石头中间愉快地睡着了。
太阳升起来,我睁开眼睛,和昨天出发时一模一样。抖落一身的露珠,远方是连绵的山和起伏的云,崎岖的山路蛇一样向远方游去。我还得到前面去。我没有搬走那些石头。
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说不定会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要在里面,住上一宿。
风雨老师
风雨老师来电话说,他要去重庆找一个人,顺道来泸州看看我。他在电话那端颇焦急,说,再不去,就没有时间了。
风雨老师远在陕南的一个小镇。他给我来信的地址,是一串数字组合的信箱。通信通电话时,我都曾问过他那串数字信箱。他说是为了保密。再深入问下去,风雨老师就打住。
我和风雨老师识于上个世纪末的一次笔会。风雨老师翻着笔会通信录找到我。不是我有多出名(我们都是自己掏钱参加笔会),是我是笔会中唯一的四川人。风雨老师一来就和我紧紧握手,真不敢相信,一个干柴块似的小老头,竟有那么大的力气。他像怕我逃了似的,抓住我,久久没有松手的意思。风雨老师是四川仪陇人。泸州和仪陇虽远隔数百公里,却都由一个四川包着,风雨老师就找上了我。风雨老师的文章我读过,他那些写监狱的作品,我很佩服。风雨老师告诉我,已经有32年没有回四川了。我说抽个时间回去看看不就行了。他勾着腰,蹒跚地挪动着有些不太整齐的腿脚,支支吾吾的,竟没有回答我。那晚,风雨老师找到会务人员,我们调到了一个房间。三天笔会,风雨老师和我泡在一起,谈的全是他的作品。时不时地,他就伸出鸡爪似的手,抓住我,怕我逃了似的,劲特大。那时,风雨老师该有60岁了。
笔会后,我们未再见面。多是风雨老师来信来电话,或是他在什么刊物报纸发表了什么大作,或是他在什么报刊读到我的作品。仅此而已。尤其时间渐远,联系渐渐稀少。
风雨老师下午3时到泸州。他一见我就继续伸出鸡爪似的手,紧紧地抓住我,没有一点松手的意思,似乎还怕我逃跑了似的。我把他朝饭馆里请。他腾出右手来,在车站口就撕开一个大纸包,要我读他出版的书。趁我读他书的间隙,他指着旁边的面馆,拍起肚子,说,二两小面足矣!风雨老师风卷残云津津有味,他一边抹着辣椒辣出的热汗,一边接连不断地赞叹,说,老家的面条就是好吃!我说,泸州的面条和仪陇的一样?他说,反正都是四川的面条!四川的面条就是好吃!我为风雨老师准备了招待所,他不去。他说,就在沙发上凑合一夜就行!反正他是凑合惯了。我怎能让他在沙发上凑合?我只好把女儿赶去和她妈挤在一起。那晚,我和风雨老师挤在女儿的床上谈了大半夜。
第二天,风雨老师去重庆。那晚,风雨老师不止十次谈到他对不住那个女人,说着说着,就泪眼婆娑。60好几的人了,谈到20多岁的事情,竟跟昨天一样。细问究竟,风雨老师却支支吾吾。只知道那女人肝癌晚期,丈夫前两年去世,有一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
今年春天,有机会去陕南,赶忙找出风雨老师的电话打过去。一个非常职业的女声甜美地告诉我,打的号码已停机。幸好还有风雨老师那串数字组合的信箱。用了一天时间,在一个小镇找到了那个信箱。那是某某监狱的对外地址。
我向狱警打听风雨老师,他们不住地摇头,说没有这个人。我向他们反复描述比画风雨老师的模样,还告诉他们一些风雨老师的作品。狱警们茫然得很。幸好那天我带有一本风雨老师的书,上面有他的照片。
狱警指着照片上的风雨老师,吃惊地打量我,说,你找他?
我点着头。
狱警们哈哈大笑,说,这家伙不是胡老头吗?
狱警们告诉我,40年前,胡老头因一桩杀人案子判死缓到了这里。十年前,胡老头刑满释放无亲可投留在了监狱农场。
我顿时冷汗淋漓,风雨老师竟是一个杀人犯?他曾经睡在我女儿的床上和我彻夜长谈啊!
我得见见胡老头!狱警摇着头,说,见不到了!死了!一年多前就死了!
狱警边说,边和旁边的狱警嘀咕,说,想不到,胡老头,还有人找他!然后哈哈大笑。
他们
天冷,在下雪。是那种不上档次的餐馆。也有雅间,雅间里也有空调,空调嗡嗡地响,像上了岁数的老人,接连不断地哮喘着。显然,比外边暖和得多。
见我进来,竟呼啦啦地起立,立正。我赶忙止住他们,说,干啥!干啥!现在不是在里面了。
大家一边哗啦哗啦地坐下,一边说,就是!不是出来了嘛!有人边挪椅子,自嘲说,看来,这个习惯,改不了啦!然后是一阵热辣辣的开怀大笑。
有人递上烟,马上都反应过来,掏烟,向我送过来。我也反应过来,从口袋里摸出烟递过去。有人推回我的烟,有人抓住我的手,说,抽我的!抽我的!
正争执,大头说话了。大头是我培养的班长,他在他们中有号召力。大头说,曾管教,在里面,我们抽你的,出来了,你抽我们的!在里面,他们都叫我曾管教,我叫他们的编号。
都叫着好。只得把所有递过来的烟收下,在桌子前堆起,挨次挨次地抽。有人喊上酒,上菜。出来时我特意带了两瓶酒,是春节一位同学送的泸州老窖。我得犒劳犒劳、祝贺祝贺他们,终于从里面出来了。我让服务员开我的酒,大头一把抓住服务员,惊得人家花容失色。大头一边递上他们带的酒,一边向服务员检讨,一边对我说,曾管教,在里面,我们喝你的,出来了,你喝我们的!在里面,不能喝酒。我请他们,是大年三十,吃年夜饭的时候,也不是白酒,是啤酒,一人一瓶。亏他们还记得。
他们的酒,不比我带的差。菜,家常,比里面,好多了。我说,发财了?
异口同声地说,曾管教,放心,都是干净钱。他们表白着。他们的德行,我闭上眼睛都能说出来。
一边喝着酒,一边给我汇报,主要是工作的事。没有工作怎行?吃喝穿用,都要钱。还好,都有工作了。虽是力气活,总有来钱的正路了。大头在河坝干搬运;冯老三搞了一个推车,贩卖水果;刘老七做泥瓦工;张小五运气好,人家不知道他从里边出来,在小区当了门卫。我敬他们的酒,祝贺他们找到工作了。他们把酒都干了。喷着一股股的酒气,说,我们这些人,图个啥啊!只要大家还把我们当人!
我哪里招架得住,三瓶酒很快见底。我赶忙劝,不喝啦!不喝啦!
他们哪里听我劝?大头说,在里面,想喝都喝不到。冯老三说,这是我们出来的第一场酒,得痛快地喝!很快,喊起拳,说起婆娘,谈起儿子女儿和老娘。这些,我都了如指掌。很快,冯老三放声痛哭,哭他的婆娘,改嫁到什么地方,信也不留,还带走了孩子。刘老七也哭,哭他的老娘,到死,还念着在里面的自己,连眼睛也不闭。这些,我知道。
我也很有酒意,说,不能再喝了,再喝,真的回不去了。他们继续让服务员上酒。说,曾管教喝水!
我怎能用水对付他们?
大头抓住我,说,曾管教,真没想到你会来!我不高兴了,说,怎么,我老曾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大头说,真的?我说,还有假?
大头说,曾管教,当初,你说,出来了,我们就是兄弟,还算不算数?我哈哈大笑,说,难道我们现在还不是兄弟!一把抓住他们。十来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不知道桌子底下堆了多少酒瓶子,连先前我带的他们不让开的两瓶泸州老窖也喝掉了。饭店早过了关门时间,都有些东倒西歪了。我高喊服务员结账。我有准备,出来时,特意背着老婆取了一笔钱。
他们死死地抓住我。大头说,曾管教,我们是不是兄弟?我说,是啊!
他们一边掏钱买单一边说,曾管教,在里面,你请我们,出来了,我们请你!
大头拍着我的肩,说,曾管教,放心,这钱,干净!
我真想好好拥抱一下他们,可惜我踩滑了台阶。他们全把手伸向我,我们抱成一大片。
路上有人,我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我要到前方去。不知何时,太阳跑掉了。风也溜掉了。整个人全是汗水。肚子,空空荡荡,腿脚,竟不听使唤。先前那些雀鸟,像死了似的,再不冒出一点声响来。黑夜就要来临。这时候,我才警觉,我得赶快找个旅店。我焦急地搜寻。哪有什么旅店?
问路上的人。先前像蚂蚁一样穿梭的人竟不知去了哪里。偶尔有匆匆的一两个人影,问他们,竟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我有些火气,你刚从前面过来嘛!说一说有什么大不了呢?我强压怒火,问他们旅店在前面什么地方?他们说,到了你就知道了!什么话,到了还用得着问吗?我再问,哪里还有人影?我只得把地上的小石头踢得飞的飞叫的叫以发泄愤怒。很快,连这样发泄的资格都没有了。小石头不见了。
天黑了。腿脚不听使唤。肚子不屈不挠地闹。盼望一辆车或者一头毛驴从前面或者后面过来。哪里有什么车或者毛驴出现在路上?记忆中,很久很久没有它们的影子了。
黑暗像一只巨大的怪兽,一点点地吞噬着我前行的影子。我得在黑暗完全吞噬我之前找到旅店。我连前行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有旅店的影子?我想往回走,在来的方向寻寻。绞尽脑汁,竟想不起来的方向什么地方有旅店。在黑暗没有来临前,我怎会留意旅店?走不动了。我只好在路上坐下来。顾不得路上是否有垃圾狗屎猪粪。
一个声音高叫着,坐下比前进要舒服得多!
我安慰自己,就坐一会儿,喘口气,然后马上爬起来往前面去找旅店。坐下来了我哪里还爬得起来?腿脚一点也不听使唤。眼皮子老是打架。
一个声音继续高叫着,躺下,躺下比坐着舒服!
我就在路上躺下。头枕在地上,一点也不扎人,腿脚,没接到我的招呼,早已主动地向四周伸展开去。我安慰自己,就躺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马上爬起来往前面去找旅店。说不定,在我躺下的间歇,一辆车就过来了,然后载着我,去找前面的旅店。
我的眼皮愉快地合拢,一会儿愉快地拉起鼾声。
突然,一个声音高叫着,要是一辆车突然从身子骨上碾压过去如何是好?
死亡我毕竟害怕。腿脚们一下子紧张起来。肚子也不闹了,眼皮子也不打架了。我做出了一个让手脚眼睛都很满意的决定。我从路边搬来一礅礅石头,放在路的前方和后方,如果有车来了,首先遇到的是石头,其次才是睡在石头中间的我。车上的人肯定会跳下来叫醒我,让我替他搬开那些讨厌的石头!我既不用担心车子突然从我的身上碾压过去,说不定,还等来一辆车或者一头毛驴,它载着我到前方去找旅店。我干劲十足地搬来不少石头,放在路的前面和后面。后来,我在石头中间愉快地睡着了。
太阳升起来,我睁开眼睛,和昨天出发时一模一样。抖落一身的露珠,远方是连绵的山和起伏的云,崎岖的山路蛇一样向远方游去。我还得到前面去。我没有搬走那些石头。
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说不定会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要在里面,住上一宿。
风雨老师
风雨老师来电话说,他要去重庆找一个人,顺道来泸州看看我。他在电话那端颇焦急,说,再不去,就没有时间了。
风雨老师远在陕南的一个小镇。他给我来信的地址,是一串数字组合的信箱。通信通电话时,我都曾问过他那串数字信箱。他说是为了保密。再深入问下去,风雨老师就打住。
我和风雨老师识于上个世纪末的一次笔会。风雨老师翻着笔会通信录找到我。不是我有多出名(我们都是自己掏钱参加笔会),是我是笔会中唯一的四川人。风雨老师一来就和我紧紧握手,真不敢相信,一个干柴块似的小老头,竟有那么大的力气。他像怕我逃了似的,抓住我,久久没有松手的意思。风雨老师是四川仪陇人。泸州和仪陇虽远隔数百公里,却都由一个四川包着,风雨老师就找上了我。风雨老师的文章我读过,他那些写监狱的作品,我很佩服。风雨老师告诉我,已经有32年没有回四川了。我说抽个时间回去看看不就行了。他勾着腰,蹒跚地挪动着有些不太整齐的腿脚,支支吾吾的,竟没有回答我。那晚,风雨老师找到会务人员,我们调到了一个房间。三天笔会,风雨老师和我泡在一起,谈的全是他的作品。时不时地,他就伸出鸡爪似的手,抓住我,怕我逃了似的,劲特大。那时,风雨老师该有60岁了。
笔会后,我们未再见面。多是风雨老师来信来电话,或是他在什么刊物报纸发表了什么大作,或是他在什么报刊读到我的作品。仅此而已。尤其时间渐远,联系渐渐稀少。
风雨老师下午3时到泸州。他一见我就继续伸出鸡爪似的手,紧紧地抓住我,没有一点松手的意思,似乎还怕我逃跑了似的。我把他朝饭馆里请。他腾出右手来,在车站口就撕开一个大纸包,要我读他出版的书。趁我读他书的间隙,他指着旁边的面馆,拍起肚子,说,二两小面足矣!风雨老师风卷残云津津有味,他一边抹着辣椒辣出的热汗,一边接连不断地赞叹,说,老家的面条就是好吃!我说,泸州的面条和仪陇的一样?他说,反正都是四川的面条!四川的面条就是好吃!我为风雨老师准备了招待所,他不去。他说,就在沙发上凑合一夜就行!反正他是凑合惯了。我怎能让他在沙发上凑合?我只好把女儿赶去和她妈挤在一起。那晚,我和风雨老师挤在女儿的床上谈了大半夜。
第二天,风雨老师去重庆。那晚,风雨老师不止十次谈到他对不住那个女人,说着说着,就泪眼婆娑。60好几的人了,谈到20多岁的事情,竟跟昨天一样。细问究竟,风雨老师却支支吾吾。只知道那女人肝癌晚期,丈夫前两年去世,有一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
今年春天,有机会去陕南,赶忙找出风雨老师的电话打过去。一个非常职业的女声甜美地告诉我,打的号码已停机。幸好还有风雨老师那串数字组合的信箱。用了一天时间,在一个小镇找到了那个信箱。那是某某监狱的对外地址。
我向狱警打听风雨老师,他们不住地摇头,说没有这个人。我向他们反复描述比画风雨老师的模样,还告诉他们一些风雨老师的作品。狱警们茫然得很。幸好那天我带有一本风雨老师的书,上面有他的照片。
狱警指着照片上的风雨老师,吃惊地打量我,说,你找他?
我点着头。
狱警们哈哈大笑,说,这家伙不是胡老头吗?
狱警们告诉我,40年前,胡老头因一桩杀人案子判死缓到了这里。十年前,胡老头刑满释放无亲可投留在了监狱农场。
我顿时冷汗淋漓,风雨老师竟是一个杀人犯?他曾经睡在我女儿的床上和我彻夜长谈啊!
我得见见胡老头!狱警摇着头,说,见不到了!死了!一年多前就死了!
狱警边说,边和旁边的狱警嘀咕,说,想不到,胡老头,还有人找他!然后哈哈大笑。
他们
天冷,在下雪。是那种不上档次的餐馆。也有雅间,雅间里也有空调,空调嗡嗡地响,像上了岁数的老人,接连不断地哮喘着。显然,比外边暖和得多。
见我进来,竟呼啦啦地起立,立正。我赶忙止住他们,说,干啥!干啥!现在不是在里面了。
大家一边哗啦哗啦地坐下,一边说,就是!不是出来了嘛!有人边挪椅子,自嘲说,看来,这个习惯,改不了啦!然后是一阵热辣辣的开怀大笑。
有人递上烟,马上都反应过来,掏烟,向我送过来。我也反应过来,从口袋里摸出烟递过去。有人推回我的烟,有人抓住我的手,说,抽我的!抽我的!
正争执,大头说话了。大头是我培养的班长,他在他们中有号召力。大头说,曾管教,在里面,我们抽你的,出来了,你抽我们的!在里面,他们都叫我曾管教,我叫他们的编号。
都叫着好。只得把所有递过来的烟收下,在桌子前堆起,挨次挨次地抽。有人喊上酒,上菜。出来时我特意带了两瓶酒,是春节一位同学送的泸州老窖。我得犒劳犒劳、祝贺祝贺他们,终于从里面出来了。我让服务员开我的酒,大头一把抓住服务员,惊得人家花容失色。大头一边递上他们带的酒,一边向服务员检讨,一边对我说,曾管教,在里面,我们喝你的,出来了,你喝我们的!在里面,不能喝酒。我请他们,是大年三十,吃年夜饭的时候,也不是白酒,是啤酒,一人一瓶。亏他们还记得。
他们的酒,不比我带的差。菜,家常,比里面,好多了。我说,发财了?
异口同声地说,曾管教,放心,都是干净钱。他们表白着。他们的德行,我闭上眼睛都能说出来。
一边喝着酒,一边给我汇报,主要是工作的事。没有工作怎行?吃喝穿用,都要钱。还好,都有工作了。虽是力气活,总有来钱的正路了。大头在河坝干搬运;冯老三搞了一个推车,贩卖水果;刘老七做泥瓦工;张小五运气好,人家不知道他从里边出来,在小区当了门卫。我敬他们的酒,祝贺他们找到工作了。他们把酒都干了。喷着一股股的酒气,说,我们这些人,图个啥啊!只要大家还把我们当人!
我哪里招架得住,三瓶酒很快见底。我赶忙劝,不喝啦!不喝啦!
他们哪里听我劝?大头说,在里面,想喝都喝不到。冯老三说,这是我们出来的第一场酒,得痛快地喝!很快,喊起拳,说起婆娘,谈起儿子女儿和老娘。这些,我都了如指掌。很快,冯老三放声痛哭,哭他的婆娘,改嫁到什么地方,信也不留,还带走了孩子。刘老七也哭,哭他的老娘,到死,还念着在里面的自己,连眼睛也不闭。这些,我知道。
我也很有酒意,说,不能再喝了,再喝,真的回不去了。他们继续让服务员上酒。说,曾管教喝水!
我怎能用水对付他们?
大头抓住我,说,曾管教,真没想到你会来!我不高兴了,说,怎么,我老曾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大头说,真的?我说,还有假?
大头说,曾管教,当初,你说,出来了,我们就是兄弟,还算不算数?我哈哈大笑,说,难道我们现在还不是兄弟!一把抓住他们。十来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不知道桌子底下堆了多少酒瓶子,连先前我带的他们不让开的两瓶泸州老窖也喝掉了。饭店早过了关门时间,都有些东倒西歪了。我高喊服务员结账。我有准备,出来时,特意背着老婆取了一笔钱。
他们死死地抓住我。大头说,曾管教,我们是不是兄弟?我说,是啊!
他们一边掏钱买单一边说,曾管教,在里面,你请我们,出来了,我们请你!
大头拍着我的肩,说,曾管教,放心,这钱,干净!
我真想好好拥抱一下他们,可惜我踩滑了台阶。他们全把手伸向我,我们抱成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