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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的第二个周日，香港的商业中心，热闹依然。
在旺角的行人专用区，几名议员正在公开讨论政府的年度财政计划。当其中一位拿着麦克风，激动地说到政府必须效仿去年，向香港市民发放八千元时，立刻惹来了一片应和——
“派钱！派钱！派钱！……”围观的群众一边舞动着手中的标语，一边齐声高喊。
21岁、脸庞瘦削的吴准维见惯了这种场面。作为议员助理，这天他在香港的另一个中心，铜锣湾，义务地参与了一个关于特首选举的活动。一天前，这里也有政党募集签名，要求政府暂停发放“双非”孕妇配额，以保护香港人的利益。
多少年来，香港中心闹市的周末皆是如此。意见诉求的熙攘之外，从特色鲜明的零售街，到遍布莎莎和百老汇的商业旺地，香港本地人、外国人、自由行的内地客穿梭其中。
吴准维和他的两个兄弟，对油尖旺（油麻地、尖东和旺角）和铜锣湾这些地方再熟悉不过。他们长大的这些年，“自由行”政策在香港实施、扩大（2003年7月28日起实施，逐步开放，2012年已有49个内地城市开放自由行签证），香港的商业中心也在经历着各种转变。
黄晓明和刘烨提示着这些转变。吴准维们并不熟悉他们（内地明星），但他们的头像，和他们代言的奢侈钟表广告牌，已经挂满了油尖旺和铜锣湾的街头，与本地青年补习班的广告牌并行于闹市。
对吴准维这样的香港青年来说，这些改变也相当于一种挑战。吴曾想过工作二十年，存一笔可以在香港买楼或者投资的钱。“但是，现在看来，楼价已经被炒得这么高了，这个计划有可能实现吗?”
有些香港人说，油尖旺和铜锣湾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而香港人的香港梦，在自由行政策，以及自由行带来的新生态之下，也书写着不一样的故事。
可惜当时年纪小
吴庭峰是吴准维的哥哥，今年23岁,出生在内地，三岁时移居香港。他形容香港带给自己一段欢乐的童年：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他去公园，逛遍了这个城市，而这个城市，跟内地完全不一样。
“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对童年的印象，都是大人们的回忆，比如说香港那时有多好，鸡鹅鸭鱼，鱼翅捞饭。”三兄弟中最显胖的吴庭峰说，“人人都在说，要买铺买楼，都很乐观。”
香港还给了吴准维们不一样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吴准维们就要学习常识课程，包括社会秩序、环境卫生、尊重他人权利等等，几乎所有学校都会找来政府机构，向他们讲解公共法规。
那些年，吴准维不时跟父亲回广东汕尾的老家。他回忆，2000年庄丰源案（注：庄丰源是一名双亲非港人但在香港出生的男孩，法庭的判决使该种“双非”所生的儿童获得了成为香港公民的合法性）开审时，他在内地坐长途大巴，已听到了内地人谈论香港的福利。“一些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夫妇，大声交谈着去香港生孩子、拿身份证的话题。”
吴准维的爸爸也非常关心这个案件。当时，只要该案件开庭，爸爸就会特别留意电视新闻。“一边是各种对判决带来影响的估计，一边是所有人都在等待判决结果，”吴准维说，“结果，那些内地人说中了。”
作为小孩子，吴准维三兄弟当时最关心的还是玩乐。他们都记得旺角的西洋菜街，有不少用玻璃罐头或者手工器具装起来的零食，随意地摆在路边向小孩子们兜售，其中包括“叮叮糖”，一种带有芝麻和姜味的甜食。
对于油尖旺这些地区，吴准维的弟弟，18岁的吴浩肇记忆犹新。“我的小学就在那附近，放学时，我经常和同学一起在那里买零食，玩网络游戏，甚至吃完饭才回家。”
从2000年左右开始，香港经济跌入了低谷；2003年的SARS疫情，更把香港的经济打到了谷底。学校们连续放了几个月假，吴准维三兄弟没法去闹市了，只能“躲”在家里玩电脑游戏。
当时的香港，酒楼和商铺一家家地倒闭。在旺角等中心区，本来价值四五百万的物业，竟可以跌到一两百万。很多记者所接触的香港青年都说，那是至今最好的一次人生机会——“可惜当时年纪小，没有去买，否则现在就发达了。”
自由行改变的街区
梁鸿抓住了机会。这个笑容可掬、勤快的香港人，在2001年参加了拍卖会，投拍旺角一层1554平方英尺的物业。之前，如同大逃港时期转居到香港的很多人一样，他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也一度移居到美国生活。
“那次，贴出来的招标价钱降到118万。拍卖师说，‘梁生，你举牌啦。’我说，‘难道我举牌就一定是我的吗？’他说，‘是啦！’”梁鸿回忆说，“原来周围坐的人都是托儿，那个单位，只有我想买。”
梁鸿本来想把拍卖来的单位改为写字楼，但经济萧条之下，没有人愿意来租赁。2003年，梁鸿决心把单位改造成旅馆，于是把这层单位装修、间隔成有7间房间的旅馆。
用吴庭峰的话来形容，自由行就是2003年中央给香港打的一支“大补针”。当年，内地到香港旅游的人数从前一年的440万激增到850万，香港政府的信任危机也得到了纾缓。
当时37岁的梁鸿是这支“补针”的直接受益者：他的旅馆本来招待商务、东南亚客人，之后住满了来自深圳河以北的游客。南都周刊记者的群访调查显示，自由行游客到香港大多是为了购物，旺角是他们最喜欢过夜的地方之一。
梁鸿的旅店位于弥敦道西侧的豉油街，楼下有着传统旺角的经典元素——桑拿、夜总会和凉茶铺。旅店附近高耸着的朗豪坊，那里在数年前还不算“正宗”旺角地区，但如今已成旺角的又一个中心。
原来的旺角，有女人街、雀仔街、金鱼街、西洋菜街、登士打街等众多街道，它们都以衣物、宠物、饮食等零售特色闻名。在自由行带来的商机之下，旧时的部分特色铺头已经消失，变成了化妆品、药店、电器铺等大型连锁店。
梁鸿也见证了这种转变。他读书时曾经常光顾的一家书店，著名的汉荣书局，已经迁离了旺角，以前旺角有很多卖电器的小店铺，如今都被大型连锁商成行地替代，后者“多贵的租都给得起”。
尖沙咀过去多是港英名流出没，如今也成为豪客的挥金之地。“港人很少在尖沙咀购物，但自由行客人喜欢，他们喜欢大的、豪华的店铺。结果，那里从卖高价影音器材的地方，变成了卖高价药材海味的地方。”梁鸿说。
吴准维三兄弟都认为，2007年前后的旺角变化最大。当年，人民币超过了港币，香港各大媒体纷纷作出了专题报道。那年朗豪坊建成，其所在区域，从唐楼（旧楼）和小巴站，拆建成为了内地客的消费“朝圣地”。
现在，三兄弟最喜欢的香港，并不在油尖旺，或者铜锣湾，而是长沙湾、深水埗、西贡这样的传统地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找得到路边摊、大牌档，以及各种地道食品——
“那里更像香港，而油尖旺就像一个模倒出来的那样，都是莎莎，都是百老汇，全部都是。”
自由行带来的焦虑
这些年，香港流行着《喜帖街》这样本土保育意识浓厚的歌曲；年复一年，油尖旺和铜锣湾也是人潮如涌。“MK仔（指打扮入时的香港年轻人）”和游客摩肩接踵，香港人的特色开始被内地人辨认——“比如手机页面都是英文的。”
香港网络也不时出现一些更细致的形容词，去描述那些到访商业中心区的非港人，譬如“篋神”——指拉着行李箱在行人道，态度自我的内地人；有些西方背囊客也被诟病，因为他们在路边蹲坐，酒醉喧哗，随地吐痰。
油尖旺和铜锣湾是香港人流密度最大的地区，旺角达到了13万人/平方公里。人们之间的观察距离是如此近，以至于吴准维兄弟都能以例子说明类似的现实情形：街头的食物环境署的执法官，往往只处罚本地人，对非港人则警告了事。
梁鸿说，哪怕香港社会内部也会有歧见。比如，过去港岛人不愿到九龙上班，觉得不够体面，而铜锣湾（位于港岛）的奢侈品消费也更集中；现在市中心人对天水围等地区也时有成见，认为那里是新移民集中的问题之地。
接触游客多了，梁鸿也陆续深入地了解到内地人的需求。他发现客人更喜欢大床，于是重新布置；他继而逐渐配置了数码电视、WIFI，乃至拼装电脑——因为客人们特别爱在香港浏览信息。
自由行带来的还有非购物的人。梁鸿接待过内地孕妇。“她怀孕五个月了，去医院跟护士讲实话（说明身份），结果连医生都见不到。护士直接回答她说，没有床位了。”梁鸿说，“现在更多孕妇去冲公立医院急诊室了。”
两年前，香港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张筱兰向南都周刊指出，内地“双非”港生儿童越来越成为焦点，因为谁都不知道这批孩子什么时候来香港，香港又如何在教育和福利上做好准备。这种焦虑一直在香港积累着。
自由行带来的焦虑，还与香港人的香港梦有关。譬如26岁的Don Mak。他经历过“欢乐币（注：过去人民币币值比港币低，港人也常到内地买便宜货，便称港币为欢乐币）”消费的童年，但从2003年开始，这种喜悦逐渐消退。
“过去香港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我也曾经想过开公司，但如今我发现，香港似乎只剩下金融和地产。如果你不跟着内地走，不跟着自由行走，就难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Don Mak说。
梁鸿发现，来港的自由行内地客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密，其中的关键，就是人民币对港币的持续升值，这使得过去港人到内地买便宜货的生活，倒过来成为了今天内地人来港购物的常态。
“自由行开始那两年，来的大多是把探亲、旅游和购物一次过解决的客人，如今入住的，则大多是随随便便下来香港过一两天的购物客。有次我好奇地问一对情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现在吃个西式的餐饭，香港比广州还要便宜！”
内地客的增多使香港的商业区地价水涨船高。就在记者发稿这天，香港网络上还有人发帖，报上了尖沙咀二楼铺面的租价，“六万一英尺起步，你不做自由行、奢侈品都不行。”
另外，在油尖旺和铜锣湾等自由行游客集中的地区，日用品的物价能比香港其他地区高出一半。至于药品、奶粉和部分日用品，更被广泛认同“被自由行顾客推高了价格”。
自由行带来的商机，无疑惠及了一部分香港人。即使是在2009年金融海啸后，香港中心商业区的地价，依然逆市持续上升，成为了地区经济的奇景。在这种特别的生态之下，香港人也走出了不同的掘金之路。譬如，Don Mak选择成为了一个网络广告经营者，“但至今一直不敢投资实业”。
至于吴氏三兄弟，弟弟吴浩肇仍在读书；大哥吴庭峰希望生活自在一点，读完职业学校后，成为了一个物业代理；吴准维则在偶然的机缘下，成为了一个区议员的助理——这是他不曾想象过的职业。
每当变幻时
2月11日，旺角又一家老式茶餐厅名店宣布结业，引来了网络上一片议论。如平常那样，很多网友又说起了内地来的乞丐、内地来的孕妇、内地来的炒楼客，还有人担心，一旦内地自驾游在香港实行，香港的交通将乱成什么样子。
自由行以前，香港人对内地的观点，还多来自于返乡者的见闻，或者媒体的报道。自由行八年以来，内地对香港影响的各种话题，越发成为香港媒体报道的热点。几乎所有人，都在亲身经历着内地对油尖旺、对铜锣湾、对香港的影响。
在两个星期前，Don Mak参与了捐款，让一则针对内地赴港“双非”孕妇的广告登到了报纸上。这个高登网友说，他参加的并不是“一竹竿打死一船人”的行动，他还觉得有点感动：“至少在香港，这种自行发声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
随着自由行的持续繁盛，香港将有更多地方发生改变。上水（港深边界市镇）的奶粉买家，大屿山、鸭坜舟等离岛上新开发的OUTLET，还有可能到来的自驾游车流，都在成为热闹的议题。
梁鸿回忆起自己在美国做“二等公民”的日子。“到了外面，人家也说香港人聊天像吵架，我也是慢慢适应。很多东西，是通过互相了解，而不是靠围着别人唱歌去改变的。为什么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没有跟内地交流的勇气呢？”
梁鸿曾接待过一个穿着入时的内地女顾客，第二天却发现，这位女士视垃圾桶为无物，住过的房间堆满了垃圾，梁唯有“一身叹息”，自行打扫。不过，经常关顾的内地客人，大多都能让他越来越省心，乃至一些熟客自行入住，梁也不担心是否会有逃款的事情发生。
对梁鸿来说，自由行、多元化的香港、旺角已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基地。再过两年，他就能还清当初拍买单位的贷款——事实上，这个负担只在理论上存在，因为他的旅馆生意兴隆，每月头三天的营业额就足以还贷。
更多的香港人，正在发掘和寻找他们心中的油尖旺和铜锣湾。吴庭峰最难忘的旺角，是两年前，香港人质在菲律宾遇害后，旺角行人专用区的烛光悼念活动。“路过的市民安静地领过蜡烛，安静地坐下。连周围的商店都没有了声响。安静得出奇。”
吴庭峰说，当时菲律宾总统对香港板起了脸。当香港政府要求菲律宾总统解释事件时，对方的回答令香港人感到失落——“他说，你香港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为什么要给香港人交代？”
尽管香港的国际地位经历着变化，但吴准维三兄弟始终以香港为豪。“每次过罗湖关，我就觉得气味不一样。我会想，只是几步路而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一回到香港，就觉得轻松自在了很多？”仍在读书的弟弟吴浩肇说。
在记者采访的最后，吴准维和吴浩肇还为了香港修建高铁的事情争论了起来。吴准维认为，香港修高铁才能跟得上大中华经济圈的发展，吴浩肇则反驳，说政府的高额投资应该用在民生上。
吴庭峰想得更多。他不假思索地列出了多年来中央给香港的各种援助，然后提出了疑问：“年青一代是不是觉得，幸福是必然的呢？”这个在内地出生、在香港长大的年轻人说，“如果总是依靠中央的补针维持身体，那对于香港人，或者香港来说，那是真的健康吗？”
在九龙红袋海逸酒店的临海酒廊里，吴准维（二哥，左）、吴庭峰（大哥，中）、吴浩肇（三弟）三兄弟在自由行带来的新生态之下，书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摄影_ 孙海
梁鸿的旅店位于弥敦道西侧的豉油街，他的主要顾客是自由行游客。摄影_孙海
自由行八年以来，内地对香港影响的各种话题，越发成为香港媒体报道的热点。几乎所有人，都在亲身经历着内地对油尖旺、对铜锣湾、对香港的影响。
POINT
“爱是熟知，恨也是熟知啊！”
——香港作家廖伟棠在长文《蝗虫之日的启示》中引用作家木心《陌生的国族》中的诗句描绘香港、内地人之间的矛盾情结。廖伟棠认为，爱与恨的同时存在，其实是两种文化互相砥砺发展的健康状态，须预防的是它变成“爱是陌生，恨也是陌生”这样的纯粹消极之力。
内地人即便不是朋友，也不是你们的仇人。
——内地作家慕容雪村在微博上称，族群对立对双方都无好处，而内地人去香港也应检点自己的行为，在一个守秩序讲法律的地方，要想别人尊重，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秩序和法律。香港人也不能把对制度的愤怒转移至内地人身上。
香港若继续给族群仇视情绪绑架，我们都将成了面目狰狞的人。
——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发表短文呼吁： “不管什么人，我们都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难道我们这点都不懂？......香港人要拒绝族群对立的思维。做个勇敢的香港人，向任何助长族群仇恨的言论与行为说不。”
今天作为香港人，我感到羞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周保松在“香港人，忍够了”广告刊登当日即发文表明他的态度。
POINT
你在广东道铜锣湾看到的，不代表整个国家。
——在“蝗虫论”甚嚣尘上之时，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发表文章《不是十三亿人皆蝗虫》，陶杰指出，内地有许多为人权和自由沉思或争取的人，有许多艺术家、记者、知识分子，他们的书读得比香港许多学者多，见识更广，他们是一群勇敢的人。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希望内地人来香港投资就业，也不同意香港人是狗，当然我们香港有狗、猫、老鼠。香港今天的成绩绝不是靠摇尾巴得来的。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苏泽光说。
“双非”来港产子，违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内地会努力配合特区政府，处理好有关问题。
——香港中联办主任彭清华于今年2月7日在中联办一年一度举行的新春团拜会上表示，自己不同意孔庆东的言论，但香港与内地文化有一定差异，近日社会出现一些不愉快事件不足为奇，等同农村人走入大城市，都会不适应和不习惯。
POINT
内地孕妇涌进香港，一是香港卫生条件比较完善；二是希望能获得香港身份证待遇，香港的制度性诱因引人深思！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说。
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
——电影导演张坚庭于2月1日在《明报》发表《谁是蝗虫》一文，开篇即宣告此文要“给扫蝗虫活动的年轻人读”。（摄影_卢慧明）
黑社会与内地犯罪集团勾结，透过自由行实行“速递”年轻妓女赴港，利润非常可观，可以说得上是养肥了不少黑社会集团。
——2007年12月，香港《监督教服务通讯》推出“自由行面面观”专题，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首席讲师宋立功博士为该专题撰写文章，他的观点是香港“应该正视自由行的负面影响”。
内地客对本港的效益大于损失。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雷鼎鸣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受惠于自由行，但港人对内地客产生抗拒之心有两大深层次矛盾，其一是内地经济急速增长，令经济有限的香港出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感觉；其次本港土地不足，受惠于自由行的零售业都要交贵租，最受惠的是业主，普罗市民未必感受到旅客带来的好处。
（整理_钟刚 李丹）
在旺角的行人专用区，几名议员正在公开讨论政府的年度财政计划。当其中一位拿着麦克风，激动地说到政府必须效仿去年，向香港市民发放八千元时，立刻惹来了一片应和——
“派钱！派钱！派钱！……”围观的群众一边舞动着手中的标语，一边齐声高喊。
21岁、脸庞瘦削的吴准维见惯了这种场面。作为议员助理，这天他在香港的另一个中心，铜锣湾，义务地参与了一个关于特首选举的活动。一天前，这里也有政党募集签名，要求政府暂停发放“双非”孕妇配额，以保护香港人的利益。
多少年来，香港中心闹市的周末皆是如此。意见诉求的熙攘之外，从特色鲜明的零售街，到遍布莎莎和百老汇的商业旺地，香港本地人、外国人、自由行的内地客穿梭其中。
吴准维和他的两个兄弟，对油尖旺（油麻地、尖东和旺角）和铜锣湾这些地方再熟悉不过。他们长大的这些年，“自由行”政策在香港实施、扩大（2003年7月28日起实施，逐步开放，2012年已有49个内地城市开放自由行签证），香港的商业中心也在经历着各种转变。
黄晓明和刘烨提示着这些转变。吴准维们并不熟悉他们（内地明星），但他们的头像，和他们代言的奢侈钟表广告牌，已经挂满了油尖旺和铜锣湾的街头，与本地青年补习班的广告牌并行于闹市。
对吴准维这样的香港青年来说，这些改变也相当于一种挑战。吴曾想过工作二十年，存一笔可以在香港买楼或者投资的钱。“但是，现在看来，楼价已经被炒得这么高了，这个计划有可能实现吗?”
有些香港人说，油尖旺和铜锣湾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而香港人的香港梦，在自由行政策，以及自由行带来的新生态之下，也书写着不一样的故事。
可惜当时年纪小
吴庭峰是吴准维的哥哥，今年23岁,出生在内地，三岁时移居香港。他形容香港带给自己一段欢乐的童年：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他去公园，逛遍了这个城市，而这个城市，跟内地完全不一样。
“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对童年的印象，都是大人们的回忆，比如说香港那时有多好，鸡鹅鸭鱼，鱼翅捞饭。”三兄弟中最显胖的吴庭峰说，“人人都在说，要买铺买楼，都很乐观。”
香港还给了吴准维们不一样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吴准维们就要学习常识课程，包括社会秩序、环境卫生、尊重他人权利等等，几乎所有学校都会找来政府机构，向他们讲解公共法规。
那些年，吴准维不时跟父亲回广东汕尾的老家。他回忆，2000年庄丰源案（注：庄丰源是一名双亲非港人但在香港出生的男孩，法庭的判决使该种“双非”所生的儿童获得了成为香港公民的合法性）开审时，他在内地坐长途大巴，已听到了内地人谈论香港的福利。“一些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夫妇，大声交谈着去香港生孩子、拿身份证的话题。”
吴准维的爸爸也非常关心这个案件。当时，只要该案件开庭，爸爸就会特别留意电视新闻。“一边是各种对判决带来影响的估计，一边是所有人都在等待判决结果，”吴准维说，“结果，那些内地人说中了。”
作为小孩子，吴准维三兄弟当时最关心的还是玩乐。他们都记得旺角的西洋菜街，有不少用玻璃罐头或者手工器具装起来的零食，随意地摆在路边向小孩子们兜售，其中包括“叮叮糖”，一种带有芝麻和姜味的甜食。
对于油尖旺这些地区，吴准维的弟弟，18岁的吴浩肇记忆犹新。“我的小学就在那附近，放学时，我经常和同学一起在那里买零食，玩网络游戏，甚至吃完饭才回家。”
从2000年左右开始，香港经济跌入了低谷；2003年的SARS疫情，更把香港的经济打到了谷底。学校们连续放了几个月假，吴准维三兄弟没法去闹市了，只能“躲”在家里玩电脑游戏。
当时的香港，酒楼和商铺一家家地倒闭。在旺角等中心区，本来价值四五百万的物业，竟可以跌到一两百万。很多记者所接触的香港青年都说，那是至今最好的一次人生机会——“可惜当时年纪小，没有去买，否则现在就发达了。”
自由行改变的街区
梁鸿抓住了机会。这个笑容可掬、勤快的香港人，在2001年参加了拍卖会，投拍旺角一层1554平方英尺的物业。之前，如同大逃港时期转居到香港的很多人一样，他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也一度移居到美国生活。
“那次，贴出来的招标价钱降到118万。拍卖师说，‘梁生，你举牌啦。’我说，‘难道我举牌就一定是我的吗？’他说，‘是啦！’”梁鸿回忆说，“原来周围坐的人都是托儿，那个单位，只有我想买。”
梁鸿本来想把拍卖来的单位改为写字楼，但经济萧条之下，没有人愿意来租赁。2003年，梁鸿决心把单位改造成旅馆，于是把这层单位装修、间隔成有7间房间的旅馆。
用吴庭峰的话来形容，自由行就是2003年中央给香港打的一支“大补针”。当年，内地到香港旅游的人数从前一年的440万激增到850万，香港政府的信任危机也得到了纾缓。
当时37岁的梁鸿是这支“补针”的直接受益者：他的旅馆本来招待商务、东南亚客人，之后住满了来自深圳河以北的游客。南都周刊记者的群访调查显示，自由行游客到香港大多是为了购物，旺角是他们最喜欢过夜的地方之一。
梁鸿的旅店位于弥敦道西侧的豉油街，楼下有着传统旺角的经典元素——桑拿、夜总会和凉茶铺。旅店附近高耸着的朗豪坊，那里在数年前还不算“正宗”旺角地区，但如今已成旺角的又一个中心。
原来的旺角，有女人街、雀仔街、金鱼街、西洋菜街、登士打街等众多街道，它们都以衣物、宠物、饮食等零售特色闻名。在自由行带来的商机之下，旧时的部分特色铺头已经消失，变成了化妆品、药店、电器铺等大型连锁店。
梁鸿也见证了这种转变。他读书时曾经常光顾的一家书店，著名的汉荣书局，已经迁离了旺角，以前旺角有很多卖电器的小店铺，如今都被大型连锁商成行地替代，后者“多贵的租都给得起”。
尖沙咀过去多是港英名流出没，如今也成为豪客的挥金之地。“港人很少在尖沙咀购物，但自由行客人喜欢，他们喜欢大的、豪华的店铺。结果，那里从卖高价影音器材的地方，变成了卖高价药材海味的地方。”梁鸿说。
吴准维三兄弟都认为，2007年前后的旺角变化最大。当年，人民币超过了港币，香港各大媒体纷纷作出了专题报道。那年朗豪坊建成，其所在区域，从唐楼（旧楼）和小巴站，拆建成为了内地客的消费“朝圣地”。
现在，三兄弟最喜欢的香港，并不在油尖旺，或者铜锣湾，而是长沙湾、深水埗、西贡这样的传统地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找得到路边摊、大牌档，以及各种地道食品——
“那里更像香港，而油尖旺就像一个模倒出来的那样，都是莎莎，都是百老汇，全部都是。”
自由行带来的焦虑
这些年，香港流行着《喜帖街》这样本土保育意识浓厚的歌曲；年复一年，油尖旺和铜锣湾也是人潮如涌。“MK仔（指打扮入时的香港年轻人）”和游客摩肩接踵，香港人的特色开始被内地人辨认——“比如手机页面都是英文的。”
香港网络也不时出现一些更细致的形容词，去描述那些到访商业中心区的非港人，譬如“篋神”——指拉着行李箱在行人道，态度自我的内地人；有些西方背囊客也被诟病，因为他们在路边蹲坐，酒醉喧哗，随地吐痰。
油尖旺和铜锣湾是香港人流密度最大的地区，旺角达到了13万人/平方公里。人们之间的观察距离是如此近，以至于吴准维兄弟都能以例子说明类似的现实情形：街头的食物环境署的执法官，往往只处罚本地人，对非港人则警告了事。
梁鸿说，哪怕香港社会内部也会有歧见。比如，过去港岛人不愿到九龙上班，觉得不够体面，而铜锣湾（位于港岛）的奢侈品消费也更集中；现在市中心人对天水围等地区也时有成见，认为那里是新移民集中的问题之地。
接触游客多了，梁鸿也陆续深入地了解到内地人的需求。他发现客人更喜欢大床，于是重新布置；他继而逐渐配置了数码电视、WIFI，乃至拼装电脑——因为客人们特别爱在香港浏览信息。
自由行带来的还有非购物的人。梁鸿接待过内地孕妇。“她怀孕五个月了，去医院跟护士讲实话（说明身份），结果连医生都见不到。护士直接回答她说，没有床位了。”梁鸿说，“现在更多孕妇去冲公立医院急诊室了。”
两年前，香港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张筱兰向南都周刊指出，内地“双非”港生儿童越来越成为焦点，因为谁都不知道这批孩子什么时候来香港，香港又如何在教育和福利上做好准备。这种焦虑一直在香港积累着。
自由行带来的焦虑，还与香港人的香港梦有关。譬如26岁的Don Mak。他经历过“欢乐币（注：过去人民币币值比港币低，港人也常到内地买便宜货，便称港币为欢乐币）”消费的童年，但从2003年开始，这种喜悦逐渐消退。
“过去香港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我也曾经想过开公司，但如今我发现，香港似乎只剩下金融和地产。如果你不跟着内地走，不跟着自由行走，就难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Don Mak说。
梁鸿发现，来港的自由行内地客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密，其中的关键，就是人民币对港币的持续升值，这使得过去港人到内地买便宜货的生活，倒过来成为了今天内地人来港购物的常态。
“自由行开始那两年，来的大多是把探亲、旅游和购物一次过解决的客人，如今入住的，则大多是随随便便下来香港过一两天的购物客。有次我好奇地问一对情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现在吃个西式的餐饭，香港比广州还要便宜！”
内地客的增多使香港的商业区地价水涨船高。就在记者发稿这天，香港网络上还有人发帖，报上了尖沙咀二楼铺面的租价，“六万一英尺起步，你不做自由行、奢侈品都不行。”
另外，在油尖旺和铜锣湾等自由行游客集中的地区，日用品的物价能比香港其他地区高出一半。至于药品、奶粉和部分日用品，更被广泛认同“被自由行顾客推高了价格”。
自由行带来的商机，无疑惠及了一部分香港人。即使是在2009年金融海啸后，香港中心商业区的地价，依然逆市持续上升，成为了地区经济的奇景。在这种特别的生态之下，香港人也走出了不同的掘金之路。譬如，Don Mak选择成为了一个网络广告经营者，“但至今一直不敢投资实业”。
至于吴氏三兄弟，弟弟吴浩肇仍在读书；大哥吴庭峰希望生活自在一点，读完职业学校后，成为了一个物业代理；吴准维则在偶然的机缘下，成为了一个区议员的助理——这是他不曾想象过的职业。
每当变幻时
2月11日，旺角又一家老式茶餐厅名店宣布结业，引来了网络上一片议论。如平常那样，很多网友又说起了内地来的乞丐、内地来的孕妇、内地来的炒楼客，还有人担心，一旦内地自驾游在香港实行，香港的交通将乱成什么样子。
自由行以前，香港人对内地的观点，还多来自于返乡者的见闻，或者媒体的报道。自由行八年以来，内地对香港影响的各种话题，越发成为香港媒体报道的热点。几乎所有人，都在亲身经历着内地对油尖旺、对铜锣湾、对香港的影响。
在两个星期前，Don Mak参与了捐款，让一则针对内地赴港“双非”孕妇的广告登到了报纸上。这个高登网友说，他参加的并不是“一竹竿打死一船人”的行动，他还觉得有点感动：“至少在香港，这种自行发声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
随着自由行的持续繁盛，香港将有更多地方发生改变。上水（港深边界市镇）的奶粉买家，大屿山、鸭坜舟等离岛上新开发的OUTLET，还有可能到来的自驾游车流，都在成为热闹的议题。
梁鸿回忆起自己在美国做“二等公民”的日子。“到了外面，人家也说香港人聊天像吵架，我也是慢慢适应。很多东西，是通过互相了解，而不是靠围着别人唱歌去改变的。为什么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没有跟内地交流的勇气呢？”
梁鸿曾接待过一个穿着入时的内地女顾客，第二天却发现，这位女士视垃圾桶为无物，住过的房间堆满了垃圾，梁唯有“一身叹息”，自行打扫。不过，经常关顾的内地客人，大多都能让他越来越省心，乃至一些熟客自行入住，梁也不担心是否会有逃款的事情发生。
对梁鸿来说，自由行、多元化的香港、旺角已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基地。再过两年，他就能还清当初拍买单位的贷款——事实上，这个负担只在理论上存在，因为他的旅馆生意兴隆，每月头三天的营业额就足以还贷。
更多的香港人，正在发掘和寻找他们心中的油尖旺和铜锣湾。吴庭峰最难忘的旺角，是两年前，香港人质在菲律宾遇害后，旺角行人专用区的烛光悼念活动。“路过的市民安静地领过蜡烛，安静地坐下。连周围的商店都没有了声响。安静得出奇。”
吴庭峰说，当时菲律宾总统对香港板起了脸。当香港政府要求菲律宾总统解释事件时，对方的回答令香港人感到失落——“他说，你香港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为什么要给香港人交代？”
尽管香港的国际地位经历着变化，但吴准维三兄弟始终以香港为豪。“每次过罗湖关，我就觉得气味不一样。我会想，只是几步路而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一回到香港，就觉得轻松自在了很多？”仍在读书的弟弟吴浩肇说。
在记者采访的最后，吴准维和吴浩肇还为了香港修建高铁的事情争论了起来。吴准维认为，香港修高铁才能跟得上大中华经济圈的发展，吴浩肇则反驳，说政府的高额投资应该用在民生上。
吴庭峰想得更多。他不假思索地列出了多年来中央给香港的各种援助，然后提出了疑问：“年青一代是不是觉得，幸福是必然的呢？”这个在内地出生、在香港长大的年轻人说，“如果总是依靠中央的补针维持身体，那对于香港人，或者香港来说，那是真的健康吗？”
在九龙红袋海逸酒店的临海酒廊里，吴准维（二哥，左）、吴庭峰（大哥，中）、吴浩肇（三弟）三兄弟在自由行带来的新生态之下，书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摄影_ 孙海
梁鸿的旅店位于弥敦道西侧的豉油街，他的主要顾客是自由行游客。摄影_孙海
自由行八年以来，内地对香港影响的各种话题，越发成为香港媒体报道的热点。几乎所有人，都在亲身经历着内地对油尖旺、对铜锣湾、对香港的影响。
POINT
“爱是熟知，恨也是熟知啊！”
——香港作家廖伟棠在长文《蝗虫之日的启示》中引用作家木心《陌生的国族》中的诗句描绘香港、内地人之间的矛盾情结。廖伟棠认为，爱与恨的同时存在，其实是两种文化互相砥砺发展的健康状态，须预防的是它变成“爱是陌生，恨也是陌生”这样的纯粹消极之力。
内地人即便不是朋友，也不是你们的仇人。
——内地作家慕容雪村在微博上称，族群对立对双方都无好处，而内地人去香港也应检点自己的行为，在一个守秩序讲法律的地方，要想别人尊重，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秩序和法律。香港人也不能把对制度的愤怒转移至内地人身上。
香港若继续给族群仇视情绪绑架，我们都将成了面目狰狞的人。
——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发表短文呼吁： “不管什么人，我们都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难道我们这点都不懂？......香港人要拒绝族群对立的思维。做个勇敢的香港人，向任何助长族群仇恨的言论与行为说不。”
今天作为香港人，我感到羞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周保松在“香港人，忍够了”广告刊登当日即发文表明他的态度。
POINT
你在广东道铜锣湾看到的，不代表整个国家。
——在“蝗虫论”甚嚣尘上之时，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发表文章《不是十三亿人皆蝗虫》，陶杰指出，内地有许多为人权和自由沉思或争取的人，有许多艺术家、记者、知识分子，他们的书读得比香港许多学者多，见识更广，他们是一群勇敢的人。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希望内地人来香港投资就业，也不同意香港人是狗，当然我们香港有狗、猫、老鼠。香港今天的成绩绝不是靠摇尾巴得来的。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苏泽光说。
“双非”来港产子，违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内地会努力配合特区政府，处理好有关问题。
——香港中联办主任彭清华于今年2月7日在中联办一年一度举行的新春团拜会上表示，自己不同意孔庆东的言论，但香港与内地文化有一定差异，近日社会出现一些不愉快事件不足为奇，等同农村人走入大城市，都会不适应和不习惯。
POINT
内地孕妇涌进香港，一是香港卫生条件比较完善；二是希望能获得香港身份证待遇，香港的制度性诱因引人深思！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说。
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
——电影导演张坚庭于2月1日在《明报》发表《谁是蝗虫》一文，开篇即宣告此文要“给扫蝗虫活动的年轻人读”。（摄影_卢慧明）
黑社会与内地犯罪集团勾结，透过自由行实行“速递”年轻妓女赴港，利润非常可观，可以说得上是养肥了不少黑社会集团。
——2007年12月，香港《监督教服务通讯》推出“自由行面面观”专题，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首席讲师宋立功博士为该专题撰写文章，他的观点是香港“应该正视自由行的负面影响”。
内地客对本港的效益大于损失。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雷鼎鸣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受惠于自由行，但港人对内地客产生抗拒之心有两大深层次矛盾，其一是内地经济急速增长，令经济有限的香港出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感觉；其次本港土地不足，受惠于自由行的零售业都要交贵租，最受惠的是业主，普罗市民未必感受到旅客带来的好处。
（整理_钟刚 李丹）